開放廣州:風雲激盪四十年,從白天鵝到琶洲島

廣州城西,三江匯聚。被譽為我國“改革開放地標”的白天鵝賓館內,前來與賓館標誌性景觀“故鄉水”合影留念的賓客遊人絡繹不絕,他們對自由出入此地已習以為常。

开放广州:风云激荡四十年,从白天鹅到琶洲岛

幾十年前,國內涉外酒店卻是“閒人莫進”。正是這座伴隨改革開放而生的五星級酒店率先打破了這一慣例,堅持“四門大開”不分階層開門迎客,此舉之後被全國同行效仿,方才成為行業常態。

开放广州:风云激荡四十年,从白天鹅到琶洲岛

十餘公里外的琶洲島,是“中國第一展”——廣交會展館所在地。無數中國企業在此接受市場的啟蒙和磨礪,從此走上全球化開放發展之路,助推我國在不到40年內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緊鄰展館的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正在崛起,演繹知識經濟時代的開放發展新篇。

從白天鵝到琶洲島,見證了廣州改革開放40年來的時代鉅變,也揭示了這座千年商都長盛不衰的密碼——開放引領、創新不止,更向世界詮釋了“中國奇蹟”背後的時代真理——“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

浩蕩珠江,奔流不息。站在新時代新起點,廣州正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以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昂揚鬥志,提升國際航運、航空、科技創新三大戰略樞紐能級,優化樞紐型網絡城市格局,面向全球集聚高端資源要素,為早日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型全球城市而不懈奮鬥。

▍敢為人先 中外合作建成內地首個五星級酒店

“1978年秋季廣交會,一名法國客商來到廣州找不到住處,一氣之下返回香港。部分香港和西方媒體趁機炒作,中央領導同志深夜給廣東省委打電話,要求認真解決好廣交會存在的問題……”在《親歷廣交會》一書中,曾任廣東省委常委、副省長的黃靜波披露一則往事。

1978年的夏天,改革開放的春風還沒到來,神州大地尚處黎明破曉前。彼時,國內百廢待興,物資匱乏。以廣州為例,即使貴為華南中心城市,但“老百姓上街購物要帶46種票證”“每屆廣交會期間的物資供應(糖、煙、酒、肉、禽、蛋、日用品等)均由經貿部向全國各地調撥”“有的採購商來參加廣交會,甚至要主管副省長過問解決住宿問題”。

在此背景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不久即提出,要在全國的幾個大城市建立幾個國際水準的旅遊飯店。1978年夏,國務院成立了“利用僑資外資籌建旅遊飯店領導小組”,具體提出在北京、廣州、上海、南京四大城市,建八家涉外賓館。

廣東聞風而動,省和廣州市領導均決心率先發展酒店業促引資。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要改革開放,准許吸收外國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用於經濟建設。次月,廣東省旅遊局即與香港工商領袖霍英東、彭國珍方面簽署《白天鵝投資與興建旅館計劃意向草案》,即後來的白天鵝賓館項目。

從中央到地方均對項目給予高規格重視。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親自致函,推動項目審批。時任廣東省副省長梁威林擔任白天鵝賓館首任董事長,時任廣東省旅遊局副局長朱一明兼任首任總經理,時任廣州市副市長林西更是全程參與籌建和項目規劃及建設。

然而,這絕非僅僅建一座設施先進的酒店那麼簡單。作為國內首批中外合作酒店,白天鵝賓館從設想到建成,尚需衝破層層障礙。

首先是資金及合作體制問題。“白天鵝賓館項目動工後體制一直沒明確,直到1982年才定下的合作經營,此前霍英東先生是想直接建好捐贈給國家。”白天鵝賓館第二任總經理楊小鵬回憶道。

據白天鵝賓館提供給南方日報的史料記載,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省長劉田夫、廣州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楊尚昆等都認為捐贈這個形式不好。“本來希望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來內地投資的,你霍英東一來就帶頭捐贈,以為共產黨開放是為了‘要錢’,所以堅持合作或合資。”

最後鑑於國家外匯緊張,由霍英東等人投入了1350萬美元,中方於1981年向中國銀行廣州分行貸款3631萬美元,共同合作建設並經營管理白天鵝賓館。

更重要的是體制和觀念上的阻力。當時尚無《中外合作企業法》,外商在國內投資的條條框框很多。因此,當時除了白天鵝賓館項目,內地多個涉外賓館項目洽談均陷入馬拉松式的扯皮,幾乎沒有落實。

據白天鵝賓館提供的史料記載,當時內地有一項硬性規定,凡30層以上的高樓天台都要裝高射炮,備戰備荒。工程設計時霍英東堅決反對此規定,他調侃說:“放個炮在這裡,誰還敢在這裡睡覺?”而廣州市政府也很開明,指示施工方要尊重建築師的意見。經過多方協調幹預,白天鵝賓館的高射炮臺陣地終於得以撤銷。

開放前沿的開明之士的堅持和推動,為中國的開放之路打開了一扇小窗。歷經十個月獲批立項,再歷經三年多建設,1983年2月6日,白天鵝賓館在廣州沙面建成開業,它成為內地首家五星級酒店。

霍英東生前接受採訪時透露:“聽說鄧小平是把抓涉外旅遊飯店以使中國打破封閉、面向世界,作為他復出後幾方面大事之一來做的。”楊小鵬回憶稱:“霍先生(投資白天鵝賓館)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想打開一扇窗,把外面的世界給中國人看,也是把中國的模樣給外國人看。”

▍四門大開 讓開放成為廣州的城市氣質

作為全世界唯一千年不衰的商業城市,說起廣州的開放史不得不提到沙面。這裡是廣州最早的通商貿易之地,清朝時雲集十三行外國商館;也曾租界雲集,見證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中華民族近代屈辱史。

楊小鵬回憶,白天鵝賓館開業起,霍英東便要求“四門大開”。“當時是石破天驚。不要說五星級賓館,就是不上星級的招待所,來訪都要在大門口看證件、登記,辦一套繁瑣手續後才能踏進大門。”

楊小鵬說,實行“四門大開”後,賓館每天都人滿為患,“第一天就用去了400卷高級廁紙,酒店大堂地毯下每天掃出兩大碗塵土”。

儘管當時的賓館管理人員曾就“四門大開”帶來的損耗多次提出意見,但霍英東仍然堅持,“你說改革開放好,講一通道理沒有親眼看有力。開放是什麼樣,到這一看就知。”

事實也證明,白天鵝賓館帶來的變化遠不止於開闊了人們的眼界。

楊小鵬說,“四門大開”兩週後,賓館廁紙消耗恢復正常,慢慢地高聲談論和隨地吐痰的現象也少了,“環境改變人,進了這麼幹淨的地方,市民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從上世紀90年代起,公交車讓座從廣州興起並逐漸風行全國。現在,據省城市公共交通協會調查,廣州公交讓座率超過95%,在全國名列前茅。

白天鵝賓館開業後客流爆滿,當年便實現盈利,成功帶動大批外資進入廣州。隨後,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等五星級酒店陸續在廣州開業,拉開了廣州酒店業大發展的大幕。

由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編撰的《十年改革開放之廣州》一書披露,1979年至1987年間,廣州市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6.93億美元,居全國十大城市之首。在這短短十年間,廣州這個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非重點投資地區,經濟總量迅速躍升至全國前列,“北上廣”一說漸成氣候。

全國第一座城市道路立交橋、全國最早的郵政特快專遞、全國最早使用公眾移動電話(“大哥大”)的城市、我國內地第一家超市、全國第一個機動車駕駛員教考場……1990年出版的廣州史志叢書《廣州之最》披露,在那個潮起雲湧的年代,廣州誕生了無數個“第一”。而錢包日漸隆起讓人們對“改革開放”有了更直觀的感受。據《廣州之最》披露,1978年廣州市民人均儲蓄存款為117.4元,到1990年則增至3048元,人均儲蓄存款居全國十大城市之首。

1984年12月,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一行下榻白天鵝賓館,他看到中國的變化後感嘆不已,“可惜蘇聯沒有一個香港”。

一扇扇大門打開,資本、技術、人才進來,帶給人們的是應接不暇的新鮮事物和理念,重新激活了廣州這座千年古城骨子裡的開放基因。

1995年,24歲的青年丁磊從寧波來廣州創辦網易,8年後成為全國首富。他曾坦誠地說:“廣州對網易的意義是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每個人、每個企業都可以用適合自己的方式,開始一片新天地。開放、包容,是廣州最大的財富。”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追隨丁磊張小龍們的腳步,給開放的廣州投上一票。官方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和2017年,廣州市常住人口人增幅分別達54萬和45萬,增幅連續兩年位列全國各大城市前三。

他們也在成就著廣州:去年12月,《財富》全球論壇在廣州舉行,論壇以“開放與創新:構建經濟新格局”為主題,吸引了包括152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內的近400家中外企業參會。截至今年2月,在穗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累計已達297家,投資項目921個。

“現在,廣州已成我的第二故鄉!廣州的開放史就是最大的財富,它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對接的最強紐帶。”時代公司首席內容官兼《財富》雜誌主編穆瑞瀾說,廣州作為國際貿易的中心,是中國參與全球商業的著名象徵和現代代表。

相互成就,讓開放日益成為廣州的城市氣質。正如習近平主席在給2017年廣州《財富》全球論壇的賀信中所說:“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開放的廣州,還在續寫更多相互成就的動人故事。

▍市場化改革 銜枚疾進式改革讓廣州更開放

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進開放,如今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然而,那個剛從閉塞中走出來的年代,當人們還在為姓資姓社而爭論時,廣州銜枚疾進式地進行了多項改革,為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貢獻了改革開放的廣州方案。

很多人知曉我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緣起於安徽小崗村,卻未必知曉我國基建領域總承包制肇始於廣州——上世紀80年代,新建白天鵝賓館過程中,工程承包方廣州珠江外資建設公司首創了“投資者出錢,承包公司交鑰匙”的工程總承包模式,邁出了國內基建體制改革的第一步。

今年91歲的辜學海時任廣州珠江外資建設公司黨組成員、設備材料組組長。據其介紹,工程總承包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投資,預算超概算,實際超預算,沒錢找國家要”的“吃大鍋飯”基建模式。當時也有很多質疑,諸如說他們是甲乙方之間的“皮包公司”,搞“中間剝削”。但事實勝於雄辯——竣工慶典時,霍英東先生高度評價“白天鵝賓館是為國家爭氣的工程,無論速度和價格都是很好的!”

價格改革“第一槍”也在廣州打響。計劃經濟時代,很多日常用品憑票證供應,愈發陷入物資短缺境地。

1984年11月,廣州率先在全國“頂風”放開蔬菜價格,中國的價格“鋼板”開始鬆動。次年,廣州又在全國率先放開豬肉、水產品等8種主要副食品和縫紉機、自行車等大商品的價格。至1993年4月,國務院發文取消布票和糧票,走過39年曆程的“票證時代”終結。

“廣州是政府市場化程度最高的中國城市之一,行政效率比較高,切實推出了很多支持企業發展的政策,對媒體時不時的挑刺也能比較虛心地接受,這是廣州可愛的地方。”網易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磊說。

40年過去,如今這種自我革命的血液依然在流淌。

距離白天鵝賓館十餘公里外珠江南畔的琶洲,是“中國第一展”——廣交會以及廣州互聯網創新聚集區所在地,也是觀察見證“廣州速度”的窗口。

目前,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已有18家企業拿地佈局,包括騰訊、阿里、復星、國美、小米、YY(歡聚時代)、唯品會、科大訊飛……而此前這裡還是一塊荒地,從2014年構思謀劃到規劃穩定,再到土地出讓、啟動建設,僅用了一年半時間。

速度的背後是體制的突破。2013年初的廣州市“兩會”上,廣州市政協委員曹志偉繪製的建設工程項目行政審批“萬里長征圖”走紅。該圖聚焦企業的“痛點”——行政審批繁雜冗長,在廣州投資一個項目,整個審批流程要經過20個委、辦、局,蓋108個章,繳納36項行政收費,至少需要799天。

事後,它的複製品被送至廣州市主要領導的辦公室,廣州40多個部門領導人手一份。此圖直接促使了廣州新一輪的行政審批改革,通過並聯審批等方式,將建設投資項目從799天的審批日程壓縮至37個工作日。

“37個工作日,即使算上專家諮詢、技術評審、公示等時間,總時間也不會超過145個工作日。”曹志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感嘆,他原想能縮短至232天已非常滿足,沒想到政府的決心和力度比他想象的更大。

體制的突破帶來了“廣州速度”的提升:富士康項目落地廣州不到50天,到動工也只用了100天的時間;蘇黎世保險集團廣東分公司,從拿到保監會批文到辦好營業執照,只花了3天的時間;就連在美國要5到8年才能完工的百濟神州生物製藥項目,18個月就在廣州建起來……

在改革中開放,在開放中蝶變。1978年,廣州的經濟總量大致排在全國各大城市的第8位。去年,全球最具權威的世界城市研究機構GaWC發佈的2016年世界級城市名冊顯示,廣州首次入圍Alpha-級,成為全球49個世界一線城市之一,在中國內地僅次於北京和上海。

▍改革再出發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我們能擁有今天響徹世界的自由品牌DECENT,完全歸功於廣交會。廣交會不僅讓我們企業由小變大,也促成我們由單純的接單銷售轉變為品牌經營,這個轉變是我們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並且越來越強的關鍵。”上海頂新箱包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向軍在《親歷廣交會》一書中寫到。

說起廣州的改革開放史,便不得不提到“中國第一展”——廣交會。誕生於1957年的它,從出生起便肩負起打破西方封鎖和禁運、拓展對外貿易、發展國內經濟的時代使命。改革開放後,它也讓廣州因改革開放而興,相伴見證了無數中國企業歷經市場的磨礪,走上自主創新之路,助推我國在不到40年的時間裡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如今,緊鄰廣交會展館,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正在如火如荼建設中,將成為新一代互聯網產業的“風口”。廣州市琶洲會展總部和互聯網創新集聚區管理委員會主任郭明富告訴筆者,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定位為廣州打造國際科技創新樞紐的新引擎,與珠江新城、國際金融城組成廣州的“黃金三角”,是廣州新的動力源和增長極。

开放广州:风云激荡四十年,从白天鹅到琶洲岛

根據規劃,未來琶洲將以互聯網服務及新媒體、新興信息技術服務、量子通信、電子商務、新型金融、人工智能六大產業發展為主導。到2025年,僅琶洲西區互聯網產業營業收入將達到5000億元,新增就業人口10萬人。

從商品經濟到知識經濟,所需匯聚的資源、要素正在發生改變,但不變的是廣州改革開放的基因和精神。

在集聚區,廣州拋棄了以往先拍賣再規劃的模式,率先轉變為“產業+地塊”的全新模式,即由政府提前規劃好未來發展方向,再根據規劃進行產業招商。拍地的同時提前設置好產業門檻,符合要求的企業才有參與競拍的資格。“集聚區提出來初期,相關部門已與有關方面企業接洽,當時有一批項目在談,後來按照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更高的定位要求,在談項目中只留下了騰訊一個項目。”郭明富透露。

開放廣州為世界創造新機遇。如今,越來越多國際創新巨頭用腳“投票”廣州,思科智慧城、GE生物科技園、富士康第10.5代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冷泉港價值創新園、賽默飛精準醫療客戶體驗中心等世界級產業創新項目接踵而來,“到廣州去”成為世界新經濟的一個新動向。

縱觀改革開放40年,市場經濟成就了廣州。在白天鵝時代,廣州得改革開放之先,擁抱市場經濟,不斷衝破體制束縛,讓這個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非重點投資地區迅速躍升至全國前列。

在工業經濟時代,廣州以輕工業為發端,培育出電子信息製造業、汽車工業、石化三大支柱產業;在政策紅利時代,依然穩步向前,經濟總量常年保持國內前三,並逐步走向世界。

如今,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交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廣州開始了知識經濟時代的新徵程——著力建設國際航運樞紐、國際航空樞紐、國際科技創新樞紐三大戰略樞紐,打造全球性的樞紐型網絡城市。目前,廣州正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面向全球集聚高端資源要素。

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施瓦布說:“廣州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佳實踐地!”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說:“廣州在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滄海桑田,時代鉅變。改革開放的春風,透過廣州這扇窗吹綠神州大地,續寫了萬物復甦的“春天故事”;進入新時代邁向新徵程,被春風喚醒的開放基因,仍在她的血液裡流淌。

如果說深圳是改革的最佳案例,那麼,廣州則是開放的最佳註腳。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廣州在路上。

■親歷者說

原廣州珠江外資建設公司黨組成員、設備材料組組長辜學海:

全國首創工程總承包模式

這些年,中國在基建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矚目,國家面貌日新月異。然而不為人知的是,我國基建領域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卻是發生在廣州。

近日,91歲的白天鵝賓館工程參建者辜學海接受南方日報專訪,帶我們走進開啟國內基建體制改革的那段歷史。辜學海時任廣州珠江外資建設公司(後改製為廣州珠江實業總公司、廣州珠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設備材料組組長,後來任廣州珠江實業總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

南方日報:作為內地首家中外合作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當時怎麼探索出工程建設施行總承包制的?

辜學海:1979年的春天,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等受邀,率先在廣州沙面投資興建一座現代化的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懷著愛國熱情的霍先生,從一開始就提出“三自方針”,即由中國人自己設計、自己施工和採購、自己經營管理。

廖承志和當時的省市領導習仲勳、劉田夫、楊尚昆等同志對白天鵝賓館項目很重視,省裡成立了廣東省旅遊工程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廣州市成立的廣州珠江外資建設公司以法人資格,與投資者簽訂了兩億港元總承包建造白天鵝賓館的合同。

項目由我國兩位嶺南派建築大師佘畯南、莫伯治牽頭設計,由廣州珠江外資建設公司建設,廣州市設計院勘察設計,廣州市第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廣州珠江外資建設公司在這個時候成立,我當時是公司黨組成員,兼任設備材料組組長。

大概在1979年,當時項目尚處籌建階段。有一天在沙面島的工棚裡,時任廣州市常務副市長兼任廣東省旅遊建設工程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林西,跑過來興奮地跟我們說道:他前一天陪中央領導散步,首長特別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要特別突出“承包”兩字,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國營工廠企業也可以搞承包責任制,要把責任落實到人,要把國家與個人利益掛鉤,不能再吃大鍋飯了!按照中央的指示,廣州珠江外資建設公司開創了“投資者出錢,承包公司交鑰匙”的工程總承包模式。

南方日報:工程總承包模式具體如何運作?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有何特別之處?

辜學海:在施行總承包模式前,國內基建尚處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投資,預算超概算,實際超預算,沒錢找國家要”的“吃大鍋飯”模式。我們就一改以往大型建設項目設立各種行政性指揮部、辦公室負責組織的做法,以法人實體與投資者建造合同,工程總價一次簽約“包死”,並實行有獎有罰的辦法,用市場經濟手段經營管理項目的建設,在全國基建戰線上獨樹一幟。

具體說來,採用了“一手交錢,一手交鑰匙”的總承包模式,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工程設計權由國內設計單位承擔,總包單位控制了項目的主動權和總投資額;二是總包單位取得了設備和材料的採購權;三是對施工單位使用分包形式,實行“投資包乾”做法等。這個模式可以說是我們中國人真正的“自主發明”。

南方日報:承包制提出來是否遇到了阻力,最後怎麼解決的?

辜學海:承包制提出後,當時也有一些質疑和議論。有人質疑我們是甲乙方之間的“皮包公司”,搞“中間剝削”;甚至有人以承包公司沒有施工隊伍為由,要求把公司“解散”。

但我覺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衡量該做法是否成功的標準,就是承包公司能否“按價、按時、按質”交出鑰匙,交出去之後投資者樂不樂意接受。

事實證明,由於採用了工程總承包模式,工期和建造成本大為縮減。而且工程進度和質量一樣都不差——平均每層結構僅需7.5天,躍上了國內領先地位;白天鵝賓館被評為新中國成立60週年“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榮獲國家優質工程獎金質獎等獎項。後來,廣州珠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又以工程總承包模式建造了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天河體育中心等廣州市標誌性建築。

大事記

2017年

《財富》全球論壇在廣州舉行,吸引了包括152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內的近400家中外企業參會。同年,廣州市提出“IAB”計劃,即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information)、人工智能(artificaI)、生物科技(biology)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2016年

投資總額達610億元的富士康8K項目簽約落戶廣州增城。這是繼思科中國創新總部、GE生物科技園、中遠海運散貨總部等重大項目後又一落戶廣州的創新型大項目,也是廣州改革開放以來單筆投資最大的先進製造業項目。

2014年

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提出規劃建設,被定位為廣州科技創新新引擎。同年,中國(廣東)自由貿易區獲批設立,涵蓋三大片區,其中廣州南沙新區片區60平方公里(含廣州南沙保稅港區7.06平方公里)。

2010年

第16屆亞洲運動會在廣州舉行。

2000年

廣州在全國大城市中率先編制城市總體發展戰略規劃,提出了“南拓、北優、東進、西聯”(後增加“中調”)發展戰略並影響至今。

1988年—1989年

廣州國內生產總值超越天津,躍居國內第三,此後長期穩居全國前列。

1984年

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廣州、湛江等14個沿海城市。廣州市率先全面放開建築市場,歡迎外地建築隊伍來穗參加建設,並普遍施行招、投標。同年11月,廣州率先在全國放開蔬菜價格。

1983年

內地首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該賓館由中國人自主設計、建設和經營。

1979年

白天鵝賓館項目正式動工;同年,廣州提出敞開城門,歡迎外地人來穗經商。

1978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2月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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