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部国产电影，能被送去国外参赛，却不允许在国内上映。好在时隔多年，它被逐步放开，甚至还登上了前段时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排片表。
李少红的影片《血色清晨》，取材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科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部影片无疑是1990年代中国影坛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影片的核心事件“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不再是一种魔幻，一种荒诞不经的偶合与残忍，而正是一场至为残忍的愚昧对文明的虐杀。
影片中破损的典仪之链以红杏的新婚之夜为开端。其中古老的婚俗，因新娘处女的证据、也是丈夫初夜权的印证——白被单上的血迹既告阕如而崩溃。且不论此间男权文化的暴虐、荒诞与脆弱；显而易见的是，这与其说是不贞的铁证，不如说是一种愚昧、过时的偏执与幻觉。
电影中尽管李平娃、李狗娃兄弟依例行事﹕从红杏处逼供出“同谋”，立刻磨刀霍霍，大肆张扬，并坐定清晨村庄的集散地：早点铺中插刀狂饮。但最重要的环节再告缺失：“都啥年月了，哪还有民兵？”而被唤来的村长，则只是把平娃兄弟的刀“下了”，“咋也没咋”，“打发他们家去了”。这不仅在无言中宣告了典仪的无效，同时将表演指认表演：“都以为咱不敢”，“都看不起咱”，“不说清楚？不说清楚就真干！”凶杀因之而不再能避免。否则，平娃一家将背负双重耻辱。能洗净这一切的，只有明光的鲜血。
影片将凶杀案的调查员作为视角人物，用他的双眼和行动一层一层缓缓进入真相。而作为观众，这桩案件在影片开始便一目了然。因为它不仅是事先张扬的，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下完成的。李家兄弟干脆地认罪，“我们杀人没罪，他害了我妹！”凶手明了，凶杀明确，但破案总要知道杀人动机，于是调查的重点围绕犯罪动机是否真切，即李红杏、李明光间是否存有“奸情”。可悲的并不是没有明确证据指明两人有染，而是村民认定明光祸害了红杏。
一开始就张扬的谋杀案，案子很简单，却让人感到无比压抑和绝望。导演镜头下的贫穷山村，中国社会的劣根性尽在其中。贫穷和愚昧是一对连体婴，陋规恶习铸造了人性的恶毒。男权在喧嚣，女人作为男权社会的奴隶逆来顺受，男人在长期性压抑之后只能靠暴力和意淫来满足男权的虚荣和面子。如此真实的中国农村，批判性超过张艺谋。
其实，在江大侠看来，《血色清晨》已不再是对80年代“文明与愚昧”主题的重现，而且成了对这一主题的解构。如果说红杏之不贞的确认，以及她遭到退亲、毒打、最后疯狂自尽，是传统文化或者愚昧肆虐的证据，而这一悲剧的制造、执行者张强国却是叙境中可悲复可憎的现代文明的指称。导演用了不同人称的多角度叙述，有力的增强了整个故事的悬疑性，也更充分的展现了每个人在故事中的行为动机，增强了完整性。毫无遮掩的揭示了人们的愚昧无知，无一幸免！
影片有着一个别具匠心的结局，就是当这一大悲剧终于“成就”，明光丧生利斧之下，红杏投水身亡，李平娃被处死刑，李狗娃终生监禁，刑事调查员无奈而痛苦地离去之时，他在昔日明光的小学校/古庙前慢下了脚步。失去了孩子们活力的古庙此时更为破败、空寂，几个已然失学的孩子在附近徘徊。而两个陌生人正将一块崭新的木牌钉在庙门旁，上面书写着“静慧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断裂了一个悠长丰满的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文物化，或许也可以名之为一种“进步”，但它同时索求着超值代价。
回想影片，时至今日，这看似早应该过去的“荒谬”，却还没有消失......但是，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却是给1990年的中国留下了一部令人难忘的影片，留下了一份历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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