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貿易赤字的解讀（一）：對新加坡、韓國的經驗分析

不一樣的貿易赤字：

新加坡國際收支的演變及其啟示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北京 100044）

新加坡是史上少數幾個沒有遭遇過貨幣危機、債務危機所謂典型的國際收支危機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鉅額貨物貿易乃至經常項目逆差通常是幾乎所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軟肋，而新加坡貨物貿易赤字佔GDP比例最高將近50%、經常項目赤字佔比持續10%以上，卻何以能夠逃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陷阱呢？理解新加坡的制勝之道及其國際收支結構的演變，對於我們理解當今中國的債務問題也有著重要的啟示。

1、 上世紀八十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

上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動盪的時代。佈雷頓森林體系於1971-1973年間瓦解和1973、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等事件，使得國際貨幣體系陷入無序狀態，美元匯率大幅波動，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急劇上漲。歐美國家經濟普遍出現滯漲現象，而1975-1978年間的低利率和石油美元迴流需求等因素促使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了發展中國家。1970年代末，歐美國家的宏觀政策基礎由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美聯儲開始嚴格控制通脹，並於1979-1982年實行了緊縮的貨幣政策。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時期受到衝擊。1982年，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達8310億美元，以墨西哥財長於同年8月宣告無力償還約800億美元外債為開端，拉美國家陸續出現債務償付危機。

一些亞洲國家也受到影響。菲律賓的外債餘額在1983年接近241億美元，同年10月宣告外債延遲90天償還。韓國也在1983年以400億的外債總額成為繼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之後的第四大債務國，雖然韓國政府在經濟調整措施下避免了外債償付危機，但其債務增長之劇仍然引起警鑑。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雖然在1970年代出現了較墨西哥和韓國更為嚴重的經常項目逆差，卻免疫於外債問題等宏觀風險，表現出對貿易赤字具有更強的承受能力。

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得益於切實有效的宏觀政策，新加坡整體呈現了穩健的經濟基本面情況（見表1）。1967-1972年的GDP年均增長達到了13.2%，儲蓄和投資穩定提升，CPI增幅控制在1.3%。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湧入新加坡製造業，佔固定資產形成總額之比超過10%，帶動了進出口貿易的高速發展。但在進入1970年代後，處於工業化階段的新加坡出現了嚴重的貨物貿易乃至經常項目長期逆差，貨物貿易逆差與GDP之比長期為40%左右的水平，1973-1983年經常項目逆差佔GDP比例的平均值高達10.6%（見圖1和圖2）。

表1：新加坡、韓國、墨西哥主要經濟指標

不同於外債高企的韓國或陷入危機的拉美國家，新加坡並未因對外經濟失衡而揹負外債，也未由國際經濟環境變動觸發宏觀風險。隨著經濟發展，新加坡國際收支情況在1980年代得到了根本性改善，經常項目和貨物貿易先後轉為順差（見圖1和圖2），國內產業結構合理發展，並於1996年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其中，有三個因素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一是新加坡採取了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發展模式，而且政策制定遵循比較優勢，順應國際變化及時調整；二是對於發展階段的經常項目長期鉅額逆差，新加坡引入穩定性的、生產性的外商直接投資進行融資；三是新加坡的高儲蓄等其他經濟政策與其發展配合良好，保持了長期宏觀目標的一致性。

圖1：新加坡貨物貿易差額/GDP變動（億新加坡元；%）

圖2：新加坡經常項目差額佔GDP比例（單位：%）

2、 成功實施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發展戰略

通過對新加坡、韓國與墨西哥三個國家發展模式的比較分析可以得出，新加坡穩定發展的第一個因素是選擇了出口導向模式，而且產業政策遵循比較優勢，順應國際市場環境波動及時調整。一般而言，進口替代，尤其是進入高級進口替代階段，需要實施匯率高估方案和高關稅、進口限額等貿易保護政策。該模式下，本國企業雖然受到保護，卻也難以利用外國先進技術和資源；出口部門更受到抑制，國際收支狀況長期難以改善。出口導向模式則強調自由貿易方針和鼓勵出口的經濟政策，常以出口補貼、匯率低估方案和利率調整等來配合產業政策。

（一）新加坡

1960年代初，新加坡曾嘗試建立過進口替代型發展計劃。受當時發展經濟學界的主流理論影響，進口替代模式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首選，例如普雷維什—辛格（Prebisch,1950；Singer,1950）的初級產品長期貿易條件惡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農礦產品和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但在國際市場的貿易條件和出口購買力呈現長期惡化趨勢，出口導向模式難以實現工業化。然而，在1965年獨立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共同市場的後續談判失敗，由於缺乏本土市場，新加坡成為最早轉向出口導向模式的國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年代末確立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段性目標，並施行了一系列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首先，新加坡通過《1967年經濟發展激勵法案》來為出口製造業提供財政鼓勵，例如為產業擴張所帶來的某些增量收入、外資和技術轉讓等提供稅收減免。其次，通過《就業法》和《1968年工業關係法（修正案）》兩項措施，新加坡建立了政府對工會的實際管理，將核心製造業的工資水平降低到韓國、臺灣和香港以下（Huff, 1995）。在1960年代初，新加坡的工資水平較世界市場高出20%-30%，香港的初期工資水平僅為新加坡的1/3至1/4（Huff,1987）。最後，新加坡還通過為製造業提供優惠價格的工業園區設施和投入免稅等方式進行出口補貼。電子電器、石油相關運輸機械和紡織等行業迅速發展成為製造業的支柱性產業。到1979年，新加坡製造業直接出口占GDP比例已接近50%，該數字在1966年僅為12.7%。

特別的是，新加坡並未採取匯率低估方案以鼓勵出口。由於高度開放的經濟結構特徵，新加坡難以通過貨幣政策來有效穩定物價，因此選擇使用強勢匯率政策來控制通貨膨脹，抵消國際經濟波動（田曉韌、戎雲飛，1995）。具體而言，新加坡在1973年以前採用固定匯率制，新加坡元隨美元浮動而貶值。由於通脹難以管理，1973年起，新加坡以有管理浮動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度。1975年起，新加坡開始將新元盯住未公開的一籃子貨幣，一方面通過強新元政策來抑制通脹（Moreno，1988），另一方面避免新元升值對出口競爭力產生根本性傷害。1975年底至1996年底（亞洲金融危機前夕），新元兌美元雙邊匯率累計升值78%，但新元國際清算銀行口徑的狹名義有效匯率僅升值40%，由於通脹水平控制得力，新元的狹義實際有效匯率還貶值13%（見圖3）。

圖3：新加坡元的匯率走勢

新加坡政府原本從1970年代中期起即開始嘗試進行產業升級，希望通過提高工資、引進人才和稅務假期等政策推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但1975年世界經濟衰退導致新加坡的GDP增長率同比下跌1.6%，電子行業約1/3工人失業。新加坡政府迅速反應並擱置了產業升級計劃，保持了低工資等有利政策，直至1979年才重啟產業調整。

（二）韓國

1960年代初，韓國已經基本完成了戰後重建和進口替代模式的輕工業發展階段。在進口額十倍於出口額、美國的援助資金減少、經濟增長率下降和本土市場有限等現實情況下，1961年起執政的朴正熙軍政府確立了以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發展模式實現增長率最大化的經濟目標。

韓國實施了一系列出口導向型發展政策。例如，韓國將官方對定期儲蓄存款的名義利率從1965年前的15%提高到30%，以增加資金積累並強化勞動力比較優勢。同時，韓國對出口部門進行貸款利率補貼，並提供了所得稅減免等財政鼓勵。再如，韓國實行了競爭性的匯率政策。韓國圓在1980年以前單一盯住美元，到1980年才改為盯住一籃子貨幣。在盯住美元時期，韓國主要通過調整名義匯率的方式來維持實際匯率穩定並保持出口競爭力（Nam，1995）。韓國在1965年對韓元匯率大幅貶值，由1美元兌130韓元貶為255韓元，之後逐漸調整，到1974年已貶至406韓元（見圖4）。得益於上述出口支持政策，韓國在"一五"至"四五"經濟開發期（1962-1981）的年均GDP增長率9.4%，其中"二五"開發期（1967-1971）的年均出口增長率32%。

圖4：韓國圓的匯率走勢

但是，韓國的經濟政策也產生了一些問題。

首先，韓國實行了偏離比較優勢的重化工業政策。從"二五"開發期起，韓國將重心轉向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出臺了1967年的《造船工業振興法》和1972年的《重化工業發展計劃》等產業扶持政策。這是在朴正熙政府的多重考慮下成形的，包括在1980年建成完全獨立的國家經濟結構這一長期目標，判斷亞洲其他國家更具輕工業的成本優勢，和需要通過重化工業來支持國防等等。由於偏離比較優勢，韓國的重化工業政策是在損失短期資源配置有效性等成本上實行的（Lin and Chang, 2009），這造成了進出口結構的不穩定性。例如，由於本國能源資源匱乏，重工業化的推進使得韓國對石油製品的進口依賴度逐年上升。1970年代石油價格劇增，從1972年每桶約21美元升至1980年的每桶119美元，這導致韓國對中東貿易逆差迅速惡化。

其次，為了保持經濟自主，除"三五"時期於有限領域提供有利政策外，韓國總體並未對外商直接投資真正開放，這事實上轉而形成了對日本技術和設備進口的依賴性。例如，1966-1976年，韓國共進口技術項目690個，其中460個技術項目來自日本（Kim,1981）。又如，韓國重化工業一般機械類產品的進口依賴度也逐年上升，說明其技術體系滯後於出口發展速度，出口依賴於日本設備進口。因此，儘管韓國出口增長迅速，但其貿易逆差仍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進一步擴大。1975年，韓國從沙特進口額相較1971年翻了10.5倍，兩國貿易逆差構成韓國全年逆差的44.5%；韓國從日進口額則翻了2.5倍，日韓貿易逆差構成韓國全年逆差的50%。同年，韓國的GDP下降了1.6%，但由於政府依賴國際貸款而並非外國直接投資，其GNP僅下跌0.2%。由此，韓國政府並未及時調整產業政策，而是繼續推進重化工業的發展（Chaponniere,1985）。

再次，競爭性的匯率政策導致了韓國經濟貧血式發展。1965年初至1983年底，韓元兌美元雙邊匯率累計貶值68%，韓元國際清算銀行口徑的狹義名義有效匯率貶值70%，但由於貶值導致通脹壓力（見圖5），韓元的狹義實際有效匯率同期僅貶值了2.3%（見圖4）。而且，與新加坡的匯率政策相比，韓國最大的問題是間歇性貶值，導致經濟增長的成就時常為本幣對外大幅貶值所侵蝕，影響了其綜合國力的積累和提升（管濤，2010）。

圖5：韓國與新加坡的通貨膨脹情況（單位：%，yoy）

（三）墨西哥

拉美國家普遍選擇了進口替代型發展模式。在不穩定的外部環境下，拉美國家以進口替代模式和國際商業貸款為基礎，持續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這導致了之後的發展困境。

以墨西哥為例，從1950年代開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經濟政策來集中發展消費品及輕工業等進口替代部門，包括關稅保護、許可證制度和低稅率等。在1954-1976年，墨西哥以每美元兌12.5比索的價格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發展所需資金則主要依靠國際貸款，墨西哥從60年代末開始嚴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在1973年更通過《促進墨西哥投資和外國投資管理法》來加強管理。

一方面，進口替代模式幫助墨西哥在1955-1970年實現了穩定發展（張文閣，1982）。期間製造業年均增長8.36%，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以內，GDP年均增長達到6.7%。另一方面，進口替代模式加重了墨西哥不利於出口的產業特點，進口也從依賴消費品轉為依賴生產設備等中間產品，形成了對世界經濟波動敏感的進出口結構。就出口而言，墨西哥的工業製品佔出口比例在1970年為11.3%，1980年下降到9%，其出口依賴於農產品和石油。在1970年代原材料和農產品價格下跌、全球高貿易壁壘的背景下，石油產品成為墨西哥出口創匯的主要路徑。

在埃切維利亞政府於1970年執政後，墨西哥的經濟政策轉向集中發展石油和鋼鐵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同時也增加了對農業、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投資。受1973-1975年發達國家經濟危機影響，墨西哥出現貿易赤字惡化、通貨膨脹加劇，經濟增長靠公共部門投資來維持。1975年，政府財政赤字佔GDP比例達到10%，經常項目逆差佔GDP比例達到5%。1976年，長期盯住美元的墨西哥比索貶值近半，出現40億美元資本外流，外債佔GDP比例增長到31.6%。

經濟問題造成政府更迭，新任波蒂略政府於1976年通過了限制外債的《全國公共債務法令》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穩定方案協議。但是，墨西哥在1976-1982年間發現新的石油儲量，探明儲量擴大了7倍，潛在儲量擴大24倍。而且，原油價格在1970年代暴漲，從1973年的每桶約23美元增長到1980年的每桶約120美元。這使得波蒂略政府擱置了穩定方案，並制定了以外債為石油開發融資、以石油工業促進經濟全面發展的經濟政策。墨西哥在1977-1982年發展計劃中提出，公共投資年增長率14%，平均GDP增長率8%（尤安山，1986）的宏觀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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