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最为推崇的书法家，清代帖学的关键书法大师
清初书法为晚明书风之延续,以徐渭、王铎、傅山、倪元璐等书家,不拘于时局,堪为清初书坛之浪漫书家之代表。康熙对董其昌温文尔雅的书法推崇备至。至乾隆朝,书家在张照书法的引领下,有意突破董书的樊笼,加之乾隆皇帝对赵孟擐的喜好,书法上统领一时的董书逐渐有被赵书所取代之势,书家的取法开始由单纯的学董转而学赵,进而追踪晋唐诸书法大家,大胆求变,勇于创新,各具特色,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清代帖学书法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
清政府在弘扬汉族文化,笼络汉族文人的同时,丝毫没有懈怠对他们的警惕、猜忌和打击,其主要手段就是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的文人士大夫们战战兢兢,于是金石考据学应运而生,金石考据学成为这一时士人们逃避文祸和抒发感情的领域,西周金文、秦汉刻石、南北朝摩崖造像和唐代碑版大量进入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影响至于书风与法帖风格出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由此,朝野内外学碑之风大盛,最终取代帖学,风靡一时。乾隆后期,碑学逐渐兴起,帖学式微。
对于清代书法,学界多关注于碑学的研究,对于帖学书法则较少涉及。客观的看待清代书史,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在书坛上的地位是不分伯仲的,由于有关清代书法的研究中,更多的则是侧重于碑学,导致的结果则是帖学不能与碑学相媲美。而作为清代帖学书家的代表人物张照则更是很少受关注。张照于书法上的创作实践大致反映了康熙末到乾隆时期的帖学书风转变情况。清乾隆帝对张照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对这样一个具有时代代表意义的人物开展研究,对于丰富清代书法研究成果,尤其是张照对清中期帖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张照承前启后,在学习董其昌书法的基础之上,转而又追踪晋唐诸书家,并融会贯通,在被董其昌书风弥漫的樊笼里大胆革新,冲出董氏书风的弥漫,在清中期书坛上独树一帜,开辟了清代帖学的新局面,为清代帖学书法的进步揭开了序幕,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刘墉、王文治、翁方纲等帖学书家,在他们不断地的努力创新实践下,最终开创了清代帖学的新局面。
清代帝王书学崇尚正宗，乾隆把张照推至极高的位置，树立这一典范与清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清史稿》中《张照传》记载，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照敏于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
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乾隆帝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院藏《清张照临董其昌书苏轼真一歌行书卷》是张照学董其昌的书风的经典作品，张照受董其昌的熏陶，由董氏入门后跳出樊篱，变其董字的秀媚兼为厚重，成为乾隆时期书风转变的先导。
清代翰林书风，对当时的清代书坛影响巨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身居科举顶层，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选拔人才时代，是对整个士人阶层的引领。另一方面，鉴于翰林院的特殊地位和翰林与帝王特殊的关系，使得翰林们在领会帝王审美倾向上具有其他士人阶层无可比拟的优势。封建时代，帝王一人的审美与好恶，往往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审美追求。因此，帝王依自身的书风追求选拔翰林，翰林反过来又以帝王的审美来精进书艺，两者相得益彰。这不仅使翰林其人声名鹊起，也使翰林书风占据清代书坛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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