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我國茶葉生產和製茶技術上是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對推動內容豐富多樣和拓展社會層面方面也作了不少貢獻。但是，在茶藝思想和茶道精神上，實在談不到有多大發展。相反，由於崇尚奢華、繁瑣的形式，反而使自晉唐以來茶人努力發掘的優秀茶文化精神日漸淡化，失去了其高潔深邃的本質，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對優秀茶文化傳統的摧折。
所以產生這種情況，與宋代程朱理學有關。中國儒家思想在它的早期有相當大的生命力，中國茶人恰恰是吸收了儒學中積極的一面，如中庸和諧、禮讓、仁愛、團結、凝聚等社會理想與道德觀念；天人合一，五行相調，情景合一，物我一致等辯證的自然觀等等，都被吸收到茶文化中來。所以，中國茶文化在它的早期，是以一種高屋建瓴、拓落出塵、清新豪爽的姿態出現的。唐代的茶藝表面看也比較複雜，但不失樸拙；茶人們對藝術的追求十分執著，對茶道精神的發掘相當深刻。
好的茶人往往都表現了高尚的情操、宏遠的理想和豁達的人生態度，而到宋代，儒家思想變成了維護封建教化的理論，雖然在吸收佛教思想、主張內省、創造知識分子理想人格方面有貢獻，但反對變革。理論呆滯了，便難以推動文化發展。文人們飲茶，並不能從中發揮自己的思想，茶文化只剩下形式，精神被擠掉了。形式越繁瑣，精神被擠掉越多。宋代喝茶都分了等級，一切納入封建禮教之中。茶的自然形態也被扭曲了。龍團鳳餅，精研細磨，十幾道工序，加上富麗堂皇的龍紋、臘面、錦糧、金盒、朱封，連茶的模樣都找不到了。朝儀用茶，不是喝茶，是“喝禮兒”；貴族喝茶，不是喝茶，是“喝氣派”；文人喝茶也不是喝茶，可以說是“玩茶”。
儘管在一些高人隱土和禪宗寺院中還保持些茶道古風要義，但在整個社會上，實在保留樸實的精神不多。說到此，不能不讚嘆日本這個民族善於學習揀擇的精神，日本學習中國茶道是在南宋，但他們恰恰選擇了保留唐人古風最多的南方禪宗茶道。而在整個南北宋，這種精神是越來越少，不用說茶本身，每件飲茶器具也變成了體現豪華身份的道具。雖然在新生的市民茶文化中也出現不少鮮活的因素，但從全社會看，像唐那種勃勃生機是太少了。
茶人們既很少陸羽那種積極向上的精神，也缺乏盧仝、皎然那種深刻的思想意境。宋徽宗趙估崇尚道家，又懂茶學，但一直未能把道家的自然觀與茶文化學相結合。許多大文人愛飲茶，但儒家以茶雅志向、礪節操的態度也少見了。蔡裹這樣一個敢直諫，恤民意的人尚迷戀於龍團的奇巧，還能找出幾個更優秀的茶人呢？蘇東坡是大文學家，顯然比一般人對茶的認識高了一籌，對貢茶的奢侈似有非議，既品嚐過各種貢茶，又自己研究吃茶方法，曾到各訪名泉，崇尚自然，但也不過有感於“乳甌十分滿，人事真侷促”，在茶中找一些自我解脫。像蘇軾這樣的自然派茶人宋代實在也找不出太多，不少茶沾上了腐儒的酸氣，體驗不出茶的意境。
然而，物極必反。宋代茶太精了，人為的造作太多了，人們便又想起那質樸無華的自然茶藝。元代的社會環境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蒙古入主中原，豪放粗獷的牧馬民族不可能對品茶論茗的風雅之舉有很大興趣。元初全國陷入蒙古人的金戈鐵馬之中，中原傳統的文化體系受到一次大沖擊。忽必烈建元大都，開始學習中原文化，但由於秉性質樸，不好繁文縟節，所以雖仍保留團茶進貢，但大多數蒙古人還是愛直接喝茶葉。於是，散茶大為流行，團茶本為保存方便，但到宋代過分精製，既費工又費時，而且成本昂貴，失去了其合理的使用價值。
元移宋鼎，中原傳統的文化精神受到嚴重打擊，漢人受歧視。南方漢人更受歧視。文人的地位很低下，所謂“八娼，九儒、十丐”之說，雖是文人激情自嘲的戲語，但文人雖未正式被說成“臭老九”，地位也強不了多少，漢族傳統文化遭到衝擊，茶文化也面臨逆境。
耶律楚材是金末元初的大文人，他是契丹貴族後裔，由金入元，很受蒙古統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謀士。他從徵西域，又幫蒙古人在燕京建立十路課稅制度，可以說是元初少見的得勢文人。但以耶律楚材之勢，居然幾年找不到好茶喝。他從徵西域，從王君玉那裡乞得幾片好茶，高興得做起詩來，詩中說：“積年不吸建溪茶，心竅黃塵塞五年，碧玉甌中思雪浪，黃金碾畔憶雷芽。盧仝七碗詩難得，諗老三甌夢亦賒。敢乞君侯分數餅，暫教清興繞煙霞。”以耶律楚材這樣一個一代文豪，想得幾片好茶還向人家討要，足見元初對團茶衝擊已經很嚴重。
當然，蒙古人對飲茶並不反對，反對的是宋人飲茶的繁瑣，他們要求簡約。於是，首先在製茶，飲茶方法上出現了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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