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我国茶叶生产和制茶技术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推动内容丰富多样和拓展社会层面方面也作了不少贡献。但是，在茶艺思想和茶道精神上，实在谈不到有多大发展。相反，由于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反而使自晋唐以来茶人努力发掘的优秀茶文化精神日渐淡化，失去了其高洁深邃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对优秀茶文化传统的摧折。
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与宋代程朱理学有关。中国儒家思想在它的早期有相当大的生命力，中国茶人恰恰是吸收了儒学中积极的一面，如中庸和谐、礼让、仁爱、团结、凝聚等社会理想与道德观念；天人合一，五行相调，情景合一，物我一致等辩证的自然观等等，都被吸收到茶文化中来。所以，中国茶文化在它的早期，是以一种高屋建瓴、拓落出尘、清新豪爽的姿态出现的。唐代的茶艺表面看也比较复杂，但不失朴拙；茶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十分执著，对茶道精神的发掘相当深刻。
好的茶人往往都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宏远的理想和豁达的人生态度，而到宋代，儒家思想变成了维护封建教化的理论，虽然在吸收佛教思想、主张内省、创造知识分子理想人格方面有贡献，但反对变革。理论呆滞了，便难以推动文化发展。文人们饮茶，并不能从中发挥自己的思想，茶文化只剩下形式，精神被挤掉了。形式越繁琐，精神被挤掉越多。宋代喝茶都分了等级，一切纳入封建礼教之中。茶的自然形态也被扭曲了。龙团凤饼，精研细磨，十几道工序，加上富丽堂皇的龙纹、腊面、锦粮、金盒、朱封，连茶的模样都找不到了。朝仪用茶，不是喝茶，是“喝礼儿”；贵族喝茶，不是喝茶，是“喝气派”；文人喝茶也不是喝茶，可以说是“玩茶”。
尽管在一些高人隐土和禅宗寺院中还保持些茶道古风要义，但在整个社会上，实在保留朴实的精神不多。说到此，不能不赞叹日本这个民族善于学习拣择的精神，日本学习中国茶道是在南宋，但他们恰恰选择了保留唐人古风最多的南方禅宗茶道。而在整个南北宋，这种精神是越来越少，不用说茶本身，每件饮茶器具也变成了体现豪华身份的道具。虽然在新生的市民茶文化中也出现不少鲜活的因素，但从全社会看，像唐那种勃勃生机是太少了。
茶人们既很少陆羽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也缺乏卢仝、皎然那种深刻的思想意境。宋徽宗赵估崇尚道家，又懂茶学，但一直未能把道家的自然观与茶文化学相结合。许多大文人爱饮茶，但儒家以茶雅志向、砺节操的态度也少见了。蔡裹这样一个敢直谏，恤民意的人尚迷恋于龙团的奇巧，还能找出几个更优秀的茶人呢？苏东坡是大文学家，显然比一般人对茶的认识高了一筹，对贡茶的奢侈似有非议，既品尝过各种贡茶，又自己研究吃茶方法，曾到各访名泉，崇尚自然，但也不过有感于“乳瓯十分满，人事真局促”，在茶中找一些自我解脱。像苏轼这样的自然派茶人宋代实在也找不出太多，不少茶沾上了腐儒的酸气，体验不出茶的意境。
然而，物极必反。宋代茶太精了，人为的造作太多了，人们便又想起那质朴无华的自然茶艺。元代的社会环境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蒙古入主中原，豪放粗犷的牧马民族不可能对品茶论茗的风雅之举有很大兴趣。元初全国陷入蒙古人的金戈铁马之中，中原传统的文化体系受到一次大冲击。忽必烈建元大都，开始学习中原文化，但由于秉性质朴，不好繁文缛节，所以虽仍保留团茶进贡，但大多数蒙古人还是爱直接喝茶叶。于是，散茶大为流行，团茶本为保存方便，但到宋代过分精制，既费工又费时，而且成本昂贵，失去了其合理的使用价值。
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汉人受歧视。南方汉人更受歧视。文人的地位很低下，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之说，虽是文人激情自嘲的戏语，但文人虽未正式被说成“臭老九”，地位也强不了多少，汉族传统文化遭到冲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耶律楚材是金末元初的大文人，他是契丹贵族后裔，由金入元，很受蒙古统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谋士。他从征西域，又帮蒙古人在燕京建立十路课税制度，可以说是元初少见的得势文人。但以耶律楚材之势，居然几年找不到好茶喝。他从征西域，从王君玉那里乞得几片好茶，高兴得做起诗来，诗中说：“积年不吸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年，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以耶律楚材这样一个一代文豪，想得几片好茶还向人家讨要，足见元初对团茶冲击已经很严重。
当然，蒙古人对饮茶并不反对，反对的是宋人饮茶的繁琐，他们要求简约。于是，首先在制茶，饮茶方法上出现了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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