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安金磊，1970年生人，河北省棗強縣馬屯鎮東紫龍村的一名農民。他顛覆了人類對“益蟲”“害蟲”的分別定義，與自然萬物共生共榮。1995年，他在冀中平原的40畝土地上，開始探尋“土地哲學”，反思“現代農業”，實踐不用除草劑、化肥、農藥，進行“順應自然、合其天性”的生態有機農業。
土地怎麼了？
這讓安金磊開始反思所謂“現代農業”帶來的問題，開始思考到底工業化、城市化是不是我們需要走的路？幾千年產生的農耕文化是不是已經過時？
他幾次上京，請教農科院的專家。實際上，當時國內還沒有“無公害有機農業”的概念，研究者寥寥無幾。原來寄希望於現代化技術的安金磊，開始轉向學習中國傳統的耕種方式。
安金磊回到村子，向一些年長的老人打聽，過去沒有農藥化肥，這地是怎麼種的？老人們說，幾十年前，田裡是有蟲子，但蟲害卻不多見，反倒是如今使用了農藥，蟲子越來越多，農藥越來越毒；採用機井灌溉，地下水越挖越深；使用了化肥和轉基因種子，產量是提高了，但糧食和蔬菜越來越沒有味道……
農民們圖省事，除草劑、農藥一噴，化肥一撒，就圍在一起打麻將，等著收莊稼。但他們可不肯給土地休息的時間，恨不得把房前屋後每一寸土地都種上“低投入高回報”的經濟作物——產業化時代，商人壓榨農民，農民們就只好壓榨土地。
“逆我者亡，順我者昌，這是今天農民對待土地的態度。”安金磊說。其實這又何嘗不是人類對待地球的態度呢？
那時候，安金磊讀莊子，讀《齊民要術》、《本草綱目》，先賢的智慧讓他從“道法自然”中獲得了啟示，那就是尊重、順應自然規律。他認為，一個種田人不識稼穡、不知農時就不是一個合格的農民。
而在村民們看來，安金磊是個傻蛋、“犟種”：種地不用農藥、化肥、除草劑，完全摒棄了“現代化農業”的基本常識，甚至還在田裡種雜草、養麻雀。
道法自然，仁濟萬物的躬行者
“有人說我不符合一個農民的身份，我覺得我為什麼要符合一個農民的身份，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符合自然的規律。”
2000年，安金磊承包了村子外40畝們沒人肯要的荒地，開始了他的土地救贖計劃，從脫毒到復耕，寒來暑往，十幾度春秋。
安金磊對土地的痴迷與呵護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為了涵養地力，每年他給大地三個月的休耕期，放任野草瘋長、小蟲繁衍、鳥類棲息。讓鄉親們感覺安金磊怪異的是，每年他都會種一大片穀子，用來招待麻雀，頭一年他種了5畝穀子，看到有大量的麻雀趕來啄食，他就不收割，等著麻雀們吃，幾千只的麻雀都趕到了他的田裡，他妻子驚奇地喊，“全鎮的麻雀都來了！”整整餵了17天，忽然，麻雀們發現了旁邊棉田裡的蟲子，於是開始散落開捉蟲，捉了幾天蟲，都沒影了，他最後把麻雀吃剩的穀子收回來，還打了400斤。
今年他種植了13畝穀子養麻雀，在穀子7分熟時麻雀們就該來了，將有上萬只，“全縣的麻雀來開會”。他說現在每年秋天看到這麼多麻雀趕來也不歡喜了，“他們為了這麼一口食物，得飛多遠的路，得多辛苦？想想看，它們平日生活的環境該是多麼艱難啊！”
他每天檢查土壤，經常閉上眼睛，聽蟲子唱歌，以此判斷土地是否健康。他從來不帶手機去地裡，因為擔心手機輻射會影響到田地裡的植物和昆蟲。如果有人要來拜訪這片土地，他甚至會提前“給它們打個招呼”，以免打擾到它們。
而最初，為了讓這片早已沒有了活力的土地“死而復生”，安金磊用了中國自古有之的“多糞肥田”法（時髦說法是“有機耕種”）。他用雞糞代替化肥，不使用轉基因的種子，而是自己篩選培育；用翻耕和手拔代替除草劑（不過還要留一些以涵養水分）——40多畝地僅靠兩人“人工”幹下來可不是個輕鬆活，夫妻倆披星戴月，整日在田間勞作。別人問他累不累，他說，和土地在一起，我幾乎什麼心思都不動，心是不累的。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安金磊看來，自然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生物越多樣這個系統才能運轉更穩定。農藥殺的不止是害蟲，它連帶破壞了整片土地的生態鏈。如果土地裡沒有螞蟻，草籽無法被集中儲存，第二年可能就會出現草荒，土地的能量會因此失衡。不用農藥，“害蟲”雖然不死，但“害蟲”的天敵也不會死，這是自然界相生相剋的法則。
“麻雀做麻雀該做的，小草做小草該做的，青蛙做青蛙該做的，我們就做我們該做的。”
他們的仁心智慧與汗水，換來了作物更優的品質與並不低的產量。更可喜的是，幾年生態復耕下來，安金磊的地裡不但可以見到60多種昆蟲，還可以見到燕子、老鷹、喜鵲等16種鳥兒，蟲語蛙鳴再次成了田間地頭最美妙的樂章。而土地，也重新變得鬆軟細膩，散發出特有的清香。
2003年大旱。6月，夫妻倆給棉花地澆水時，忽然發現在棉花地南頭，那片舊車轍形成的長條形低窪地裡，幾千只燕子在搶著喝周邊地裡滲過來的積水，滿滿當當地落了一大片！喝飽了的燕子仍不肯離開，有的蘸著水梳洗自己的羽毛，有的在淺水邊興奮地嬉戲。這場景令他們永生難忘。
越是災害年份，作物表現得越優越
安金磊就是要證明，沒有化肥農藥，也可以有農業。
安金磊首先就是多樣化種植，種各種各樣的作物。在地裡種了玉米、花生、西紅柿等七八種作物，最多的時候有13種。其次就是到處尋找老種子，就是適合華北地區種植的典型的物種，儘量找全，像穀子啊，花生啊，綠豆啊， 黍啊之類的。華北地區氣候特點是春旱夏熱，夏季後期雨水多，秋涼冬寒，所以這裡的農作物以生長期不長，又不過多消耗灌溉水的五穀雜糧為主，像綠豆，只要70天就可以收穫了。這樣可以充分利用降雨和夏季光照，減少對地下水的依賴。此外，還有堅持間作套種、休耕等。然後開始實驗、觀察、培育。
這種種植方式還可以為鳥類等其他動物提供一個好的生存環境。農作物生長過程中不僅僅有蜜蜂傳粉授粉，還有其他生物的參與，比如鳥捉蟲啊、蚯蚓鬆土啊。其實農作物、動物、微生物等是一個共生的系統，它們共同完成了一個更大的生態圈，來維持生物之間的平衡，維持相對穩定的產量。
田間地頭，到處點綴各種小花兒，以牽牛花居多
在種植這些作物時相關的互補性非常有講究，喜光的在種植間距上要給它留有一定的空間，也不能在它旁邊種高杆作物，以免擋光，比如棉花。其次，在品種搭配上也有講究。比如棉花經常與芝麻、綠豆間種，這樣更能防蟲。棉蝽象吃棉鈴，但在棉花旁邊種上綠豆以後，棉蝽象就會去吃綠豆的葉子，不吃棉鈴了，而棉蝽象吃綠豆葉子對綠豆的生長影響非常小，這樣棉花和綠豆都會長得非常好。此外，如果在棉花外圍種上芝麻，蚜蟲不喜歡芝麻的味道，便會遠遠地躲開。這樣通過合理的間種就可以防止病蟲害。還要考慮對水的利用。比如大豆與玉米間作，大豆怕澇，玉米需水量大，這樣它們就可以互補。此外如壟作栽培等，還有很多很多。
在正常年份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的，但在災害年份，比如澇、旱、低溫等環境下，安金磊的作物表現會更優越。前幾年華北大旱，60年不遇，別人的穀子水都澆了兩次了，他的一次都沒澆，還是非常正常地生長，最後畝產500斤。收割的時候有很多農機部門都來參觀學習。除此之外，種的花生、玉米、大豆都從來不澆水。
自然農法的穩產不是太高，小麥一般畝產700斤， 穀子是500斤。與普通的作物相比，產量可能低一些， 但生態農業下的農作物更抗病抗旱，生命力更強，收穫的糧食品級更好，營養含量更高。雖然產量低些，但收穫的利益卻比化肥的更高。
收回來的麥粒還要再經過晾曬！
其家，其人，其心
走進那個滿目爬山虎的院子，便是安金磊的家了，談笑有鴻儒，往來有白丁。他話不多，跟村民交談起來略顯羞澀，與文人墨客談天論地卻辯才無礙。早在2001年，就有13個清華大學博士去他的地裡研習，之後去的還有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美國駐華農業參贊，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女作家等等。其他來取經的學者、農夫、嚮往田園生活的城市白領更是絡繹不絕。
安金磊沒有上過大學，他的知識全靠自學以及廣泛的閱讀涉獵，從儒釋道經典到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瀕臨失衡的地球》，無所不有。在他的床頭，就掛著一幅借筆太極圖的《陰陽魚》、一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書架醒目的位置則擺著一套《南懷瑾全集》。
安金磊相信，中國的土地、自然和中國固有的文化是結合在一起的，傳統文化裡的精神能更好地幫助人理解自己存在的意義和生活方式。因為不希望孩子接受“與自然脫節”的教育，他把孩子送到成都一所書院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接受“開化心智”的啟蒙。他希望兒子將來還能回來種地，做一介農夫，一個比他更能通達自然的農夫。
誰能計算汙染一滴水的代價？
看著大超市裡應有盡有、琳琅滿目的商品，人們享有著舒適便利的城市生活，但有哪位消費者想到過自己為此付出的代價呢？減少慾望。
他常年素食，他認為素食是最健康的，而且一個肉食者對自然的消耗是素食者的10倍。他常常告訴別人要吃應季、當地的食物以獲得健康，節約能耗。“我平常菜裡經常不放鹽就生吃，也吃不多，我教育孩子吃飯喝水要想著天下還有眾多的人和生靈沒有飯吃沒有水喝，七分飽就夠了。”
“錢在大自然裡完全用不上。”現在做什麼都講效益，他說，經濟效益是最末節的東西。誰能計算出汙染一滴水的代價？現在土壤一年一年在恢復，生態系統在好轉，這其中的價值無法用金錢來計算，更重要的是，自然的田園給了人最健康的生活。
每年秋天，他會把一部分收穫的健康糧食供養到柏林寺，一部分寄送給各地的朋友；冬天他和妻子要做大量的天然棉被套，分寄給各地有自然之心的朋友分享。
“我想世界上沒有農業……我們所從事的農業應該是整體的部分，必須有河流、有荒坡、有森林，有鳥的棲息帶，有人的感受，我們會聽花香和鳥語，有社區的群居行為。我認為真正理想的生活是相對安定而自然的，而不總是盯著股票信號，心臟就跟心電圖似的那種狀態。我們要知道什麼音樂是最好的，懂得放鬆自己，懂得生命。在這種和諧安靜的環境裡面冒出一個念頭——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安金磊，小概率事件？
安金磊可以沒有社交，只與自然共存，這也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對於外部世界來說，實在是一個沉默的存在，活得非常自在。
對於農民個人來說，他的行為不具有可複製性，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樣———心無旁騖，視土地之外的一切幾乎為不存在？這本應是一個農民的美德，我們卻沒有底氣去這樣要求農民——他們在市場體系中已經太過弱勢，他們辛苦一年的利潤可能遠遠不及各級農業中間商。
2006年國務院對糧食實施保護價收購，但調研證實：國家為此支付的鉅額財政收入，只能有15％落入農民的腰包。對於今天中國的農民群體來說，對土地、對環境、對生態的特殊責任，比起改善生計、提高收入的強烈願望，實在是一種苛求。多少年來，他們不曾享受更多的權利，卻一直在相對較低的生活水平下履行農業生產的職責。
衡量任何一件事情在農村是否行得通，最直接的就一條標準———是否很快就能見到收益。安金磊這個收益花了六七年，這對一般農民來說，太長太長了。農民已經不習慣相信長遠的承諾了———以前有過很多，事實證明一多半都打了水漂。
安金磊曾經特別痛惜他們村裡的大樹被人砍了賣錢，但對砍樹的人來說，今天可能土地被開發，明天可能樹木被砍伐，那麼最理性的做法是什麼？就是有樹可砍的時候自己趕快先砍掉，賣了錢落袋為安。要不然明天就可能被其他人砍去。
所以，安金磊是絕對的小概率事件。
但他是一個挑戰，挑戰著一些普遍的帶有社會性的理念，挑戰著每個人心底習以為常的一些思維套路。農藥化肥就等同於科學嗎？更多地付出辛勞就等同於落後嗎？輕而易舉地殺光田裡的蟲子就等同於人定勝天嗎？視草類為仇敵就等同於以人為本嗎？他給出的回答，是每一個人每天都在遇到的問題：我們與自然、與世界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取捨得失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希望更多地讓人們去關注他的那些挑戰性的想法和做法，而不是去了解他個人生活的成敗———況且是成是敗，不同人的標準恐怕也大相徑庭。相信有很多人會說：完全就是苦行僧嘛。這樣說的人，卻未必有安金磊那麼快樂、過得那麼有滋有味。他對於我們這個世界的意義，不在於他自己活得怎麼樣。
就算他無以為繼，也不證明他的那些說法毫無道理。
安金磊承包的農田，和周圍的其他人家的農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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