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分子按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去追求生態有機？為什麼要回歸自然農法，從呵護土地開始？生態有機的農業模式是否普適與中國？
答案也許很簡單，因為農藥、化肥等的過量使用，化學農業在製造了“高產”“抗病蟲”等神話的同時，在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也在毒害損毀著我們的土地，使的我們今天腳下的土地正日漸枯萎，使得我們的食物出現了農殘超標、重金屬含量超標、營養大幅度降低等各式各樣的問題，當食品安全擺在我麼面前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時，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
李尚勇老師的這篇文章從各個角度來指出了化學農業中，化肥和農藥帶來的種種問題，以及對未來農業的憂思。在文後，李老師這樣寫道：“對於近14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如果停止使用農藥，一年後農作物將減產1/3，兩年後將減產一半，（有的）甚至會造成絕產”[23]。這恐怕是當今社會無論如何也不能承受的。“
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如此的困局？
正文
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在農業生產方式上，人類很可能正走在一段彎路上。這主要表現為，人們拋棄了對環境友好、生態平衡、可持續發展且成本低廉的傳統綠色生態農業，而代之以由“綠色革命”所形成的“現代農業”（或曰“石油農業”、“化學農業”）。
這種所謂“綠色革命”，主要以石油資源投入為基礎，以工業化為支撐，藉助大量技術和資金，依靠大量使用化肥、殺蟲劑、除草劑、動植物激素、抗生素和農膜，維持所謂“高產、高效”產出，其結果，一方面造成農產品品質大幅度下降、安全性問題越來越突出，另一方面，也使得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呈現出持續惡化的趨勢。
早在1990年代，諾貝爾特別獎得主何塞•盧岑貝格就指出，在世界範圍內，“綠色革命是人類最大的一個災難，而不是像人們通常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個巨大的進步”[1]。
與其它“綠色革命”的受害國家一樣，最近30年，由於人口基數太大，中國被迫拋棄了傳統綠色生態農業，走上了“現代農業”的發展道路。也正是因為人口基數太大，“化學農業”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的農田，甚至擴展到了邊遠山區，而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弊端及其惡果也顯得更加突出，對國人生活甚至生存的影響也更為深刻。
過量化肥成就了糧食增產
在宏觀上，中國糧食與人口的關係，過去和現在，長期維持著一種脆弱的平衡關係。並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恐怕也只能維持這種“脆弱平衡”的狀況。
不僅如此。如果深入到微觀層面，考察農產品生產的具體情況，人們立刻就會發現，如今“維持食物供求脆弱平衡”是以食品品質降低、食品安全形勢惡化為代價的。
為了解決13億、14億人口“吃飽”的問題，中國糧油肉蛋和蔬菜水果的生產，只能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動植物激素、抗生素和地膜。如果提高食品品質、增加食品安全性，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綠色食品種養殖模式”，停止過量使用化肥、農藥、激素、抗生素和地膜，那麼，至少會有半數國人“餓肚子”！
我們先來看化肥的情況。
適量使用化肥可以提高產量，但長期大量使用，就會增加農產品的有毒成分，破壞土壤肥力，造成耕地板結，還會汙染土壤、水流和大氣。近些年，中國河流、湖泊、近海水域生態系統富營養化，水藻瘋長，赤潮頻發，魚類等水生生物大量死亡，甚至物種滅絕，都與整個中國大地過度大量使用化肥直接相關。
2010年2月，國際著名的《科學》雜誌發表文章指出，過去30年，過度使用的化肥正在酸化中國土壤。土壤科學家張福鎖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至今，幾乎所有土壤類型的pH值都下降了0.13到0.80個單位。對於自然土壤，這種規模的pH值下降“通常需要幾十萬年的時間”。
大多數農作物都會在中性（即pH值等於7）或微酸性土壤中茁壯生長。一旦土壤的pH值下降，將給植物帶來更多的疾病和害蟲（如線蟲），並且強酸環境還會加速有毒金屬（如鋁和錳）向周圍水體的濾出。這種大規模土壤酸化會威脅到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並會影響營養物質的生物化學循環以及土壤中的毒性成分。[1]
2009年，山東種植有1200萬畝溫室大棚蔬菜，居全國第一。[2]由於過量施用化肥，近些年，溫室大棚土壤普遍嚴重酸化，喜酸性土壤的根線蟲在土壤中大面積爆發。蔬菜植株的根系遭到根線蟲侵害後，停止吸收水分和養料，植株因此而萎蔫，甚至絕產。常規農藥奈何不了根線蟲，農民只能使用國家明令禁止的劇毒農藥。[3]
表3-1是中國60年“化肥∕有機肥”使用量的變化情況。[4]該數據顯示，即使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廣大農村也主要是使用“農家肥”。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農民積肥是要掙工分分糧食的。據有關專家研究，“從1963年開始，東村（研究樣本村莊）糧食按人、勞、肥比例分配，1964年三者比例分別是70%、20%、10%”[5]。
那個年代，城鎮的煤灰、糞便都會被送往農村（例如組織單位職工和中小學生“送肥下鄉”），或者被農民以各種方式“弄”走。在筆者曾經居住過的小鎮，各單位的廁所經常被農民清理，尤其是在“積肥季”。
那個年代，食品完全綠色、生態，只不過“不夠吃”。
現在，國人是吃飽了，但是需要大量“喂”化肥。
1952年，中國化肥施用量僅為7.8萬噸，每公頃耕地平均施用0.7公斤；到1970年，施用量增加到351.2萬噸，18年間增長了44倍，單位耕地施用量增加到22.9公斤/公頃。
此後，中國化肥施用量以相當高的速率增長。2015年，中國化肥施用總量為6022.6萬噸，比1970年增長了16.14倍；按2008年度土地變更調查的耕地數據計算，每公頃耕地平均施用化肥495公斤，這是國際上公認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225公斤/公頃[6]）的2.2倍。據國家環保部的數據，中國單位耕地面積化肥用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倍”[7]。（見圖3-3）
▲ 資料來源和說明：（1）……（4）圖中數據為折純量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蔣高明研究員說，“中國是世界上使用化肥最多的國家”，“我們每生產9斤糧食就需要消耗1斤化肥……（為此）每個人每年因為糧食生產就消耗化肥40斤”，“我們不得不‘吃’化肥，尤其是我們的後代幾乎都是‘吃’化肥長大的”。[8]統計數據支持蔣高明的這一估算，例如，2010、2015年中國人均“消費”化肥分別為41.5公斤、43.8公斤。
東北原來是“一兩黑土換二兩油”，現在不上化肥就得減產一半。東北老農抱怨，以前一畝地就上90斤化肥，現在得120多斤，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像上癮似的。村裡的100多公頃地都是這樣，感覺這地好像是“病”了。“眼瞅著化肥用得一年比一年多，地卻越來越沒勁了”。[9]老農的感覺沒錯。化肥並不增加土地肥力，而是幫助植物迅速掠奪土地肥力。大量施用化肥與土地的永續利用相悖。
有研究者指出，“以前土壤是活的，很鬆軟的，有微生物有蚯蚓，營養很豐富，但現在水稻田經歷了多年的雜交稻種植，伴之以化肥農藥除草劑，土壤相當於死了”；“現在土壤完全板結了，地表土硬度近乎水泥，化學農業帶來的危害非常之大，除了環境破壞，更在於給人們帶來的種種疾患”。[10]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在農作物增產總份額中，化肥因素增產約佔40%—60%。[11]中國科學家也有類似的研究結論。土壤專家朱兆良院士的研究顯示，1949—1998年，中國糧食產量與氮肥施用量的線性相關係數高達0.977[12]。
20世紀80以後的30年，中國糧食年均增產1.79%，總人口年均增長1.03%，這等於是說，化肥因素的糧食增產直接支撐了人口增長對糧食的需求。
因此，如果停止過量使用化肥，比如按國際公認的安全上限施用化肥，中國糧食的減產幅度將相當大。這又該退回到“溫飽不保”的年代。
濫用農藥，惡性循環
千百年以來，農業生態都處於自然平衡狀態。在這種自然狀態下，所有蟲子（包括對人類有害的“害蟲”和對人類有益的“益蟲”）的生態鏈條都近似“完美”。任何蟲子都有自己的地位和天敵，任何蟲子都不可能自我“做大”，獨霸天下。人類正是在這種自然平衡狀態下從事農業生產，養活自己，與自然和諧相處。
然而，隨著人口膨脹，食物短缺，人們越來越不能容忍所謂“害蟲”切走理應屬於它們的那一塊“蛋糕”，於是，毒殺蟲子（包括害蟲和益蟲）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農藥被髮明出來，並被廣泛使用。農業乃至整個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被破壞。
除了“蟲口奪食”，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還發生了“鳥口奪食”的鬧劇。當年，麻雀被判定為“四害”之一。各地響應號召，開展了消滅麻雀的“群眾運動”。據說，最絕的毒招是“趕麻雀”。那是在麻雀可能落地的所有地方都安排一些人守候，並配備一些能夠恐嚇、驅趕麻雀的工具裝備。當麻雀一出現，眾人齊聲吆喝，揮舞長竹杆，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經過幾個小時的合力驅趕，可憐的麻雀無處落腳，活活累死。當事人形容說，那些累死的麻雀落得滿地都是。
其實，麻雀只在收割季節啄食穀物，更多的時候它以昆蟲為食。在其繁殖季節，麻雀會大量捕捉昆蟲餵養雛鳥，對“害蟲”的繁殖有非常重要的抑制作用。
好在人們很快就發現了“消滅麻雀”的荒謬性，鬧劇很快收場。
然而，20年後，麻雀的滅頂之災再次降臨。這一次，這可憐的小鳥在劫難逃。因為，濫用農藥，特別是濫用高毒農藥，幾乎使麻雀種群滅絕。筆者很早就注意到，那些長期與人類伴生的麻雀（有人稱之為“家雀”），在田野和我們的房前屋後絕跡了很多年。
近些年，也就是在國家禁用一些高毒農藥以後很久，我們才又見到了麻雀的身影。不過，其種群數量已經很小、很小。昔日黃昏，一大群麻雀棲息於樹叢，唧唧喳喳、打鬧歡騰的情形，早已成為筆者的遙遠記憶。
一、濫用農藥
中國人口對食物的需求全球第一，再加上國人尤其是農民對農藥毒性的警惕性很低，這使得中國逐漸成為世界上濫用農藥最嚴重的國家。據蔣高明介紹，農民每年要給玉米打農藥4次，小麥、土豆3次，西瓜4次，花生6次。[13]
在圖3-4中，列舉了1990—2015年中國農藥使用情況（在筆者所能找到的所有統計數據中，都缺少1990年以前的農藥使用量數據）。1990年，中國農藥使用量為73.3萬噸，2012年增長到180.6萬噸（峰值），22年增長了1.5倍，增量高達100多萬噸。2012年，中國單位耕地面積農藥使用量14.8公斤/公頃，人均“消費”農藥2.67斤。（見圖3-4）
▲ 資料來源和說明：（1）……（3）圖中數據為折純量。
浙江大學教授馮培恩說，“我國是世界第一農藥消費和運用大國，單位面積化學農藥的平均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2.5～5倍，每年遭受殘留農藥汙染的作物面積達12億畝”[14]。這是中國耕地面積的2/3。
筆者多年以前下鄉工作，聽一位家在“水果之鄉”的鄉黨委書記介紹，他們那裡（包括他自己家）種植的梨和蘋果，從花榭結小果開始，就不斷打農藥，直到採摘，不敢懈怠。他說，他們從來不吃那些果樹上的梨和蘋果。當然，農民會為自己留下一兩棵不用化肥、不打農藥的果樹，這些果樹果實小些，蟲子多些，但安全、無毒。
二、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
為什麼要如此高頻度、高濃度的使用農藥？因為田裡的蟲子實在太多，不打農藥就會減產，嚴重的可能顆粒無收。雖然“越打藥蟲子越多”，農民也沒有選擇，只能“蟲子越多再打藥越多”。如此惡性循環。
為什麼會出現“越打藥蟲子越多”的情況？
因為，濫用農藥，特別是濫用高毒農藥，完全破壞了農作物生長的生態環境，破壞了農田裡的生態生物鏈。大量高頻度使用農藥，在毒死部分“害蟲”的同時也毒死了以“害蟲”為食的絕大部分“益蟲”（和鳥類）。一般地說，“益蟲”的生命形態比“害蟲”高級，其繁殖速率遠遠低於“害蟲”。失去了天敵制約，剩餘“害蟲”迅速繁殖，數量爆增，活動更加猖獗。同時，這些“害蟲”的基因變異率很高，對某種農藥很快就產生了抗藥性，這迫使人們頻繁更換更毒的農藥。結果，毒死的“益蟲”更多，“害蟲”也繁殖得越來越多，形成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
實際上，當初之所以選擇“打藥滅蟲”，就是因為人口增長太快，太需要“蟲口奪食”。據說，“由於使用農藥，我國每年平均挽回糧食損失200多億公斤、蔬菜100多億公斤、果品30多億公斤”。[15]後來，隨著中國總人口超過12億、13億，令人不安的“越打藥蟲子越多”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不過，人們（不僅是農民，也包括決策者和科技人員）已經沒有選擇，只能“蟲子越多再打藥越多”，並任其惡性循環。
更大的問題是，農藥在汙染農產品的同時，也汙染土地和水流，並且這種汙染持續的時間會很長。據農業專家介紹，一旦土地被農藥汙染，即使停止施藥，幾十年以後仍然能夠從其出產的農產品中檢測出有害農藥殘留。茶葉是這種情況的典型例子。中國茶葉出口每每遭遇農藥殘留超標，在很多情況下，就是土地被農藥嚴重汙染惹的禍。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2007年，地處蘇州古城區黃金地帶的某農藥廠因汙染嚴重搬遷至張家港長江岸邊。農藥廠原址因汙染嚴重而閒置5年，一直沒有房地產開發商購買。
這塊受汙染土地的面積約17萬平方米，汙染深度約3米，共51萬立方米，約100萬噸。這些土壤裡含有大量甲胺磷、三氯硫磷、草甘膦、氯化苯等農藥，也滲透著有機磷、苯、砷等有毒物質和鎘、鉛等重金屬。這些有毒有害物質，不但汙染淺表層土壤，也汙染深層土壤和地下水。人體接觸這些有毒有害物質會出現噁心、頭暈等中毒等反應。在現場，記者便聞到一股刺鼻的農藥味。[16]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所有的農藥廠都會造成同樣嚴重的土地和水體汙染。這些農藥廠搬遷到哪裡，就會把嚴重汙染帶到哪裡。
三、生物農藥不等於安全
20世紀40年代以來，高毒性化學農藥在全球範圍內得到廣泛應用，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六六六、DDT。蹊蹺的是，人們往往要在使用一段時間以後，才會“發現”高毒化學農藥對於人體、環境和生態的嚴重危害，隨後，才逐漸禁止生產和使用。
例如，人們使用六六六、DDT十多年後，才“最後認定”它們對人體和環境有嚴重危害性，20世紀60年代以後，世界各國相繼禁止生產和使用（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禁止使用）。而此時，人們已經陸續在幾千米高山上的積雪和北極格陵蘭的冰塊中，以及遠在南極的企鵝體內發現了六六六汙染。
20世紀70年代，出於對化學農藥高毒性的認識，人們開始對生物農藥發生興趣，並陸續開發出了一系列新型生物農藥。包括微生物農藥、生物化學農藥、轉基因生物農藥、天敵生物農藥以及植物源農藥等。
但是，非常明顯的是，“生物農藥不等於‘安全’”。因為，雖然生物農藥同環境的相容性比較好，對人的毒性也比較低，但生物農藥仍然對環境生物有害，例如，使用雷公藤、菸草鹼製成的生物農藥對鳥、蜜蜂、蠶的毒性都比較高，“有些生物農藥的毒性甚至比化學農藥還要高”。因此，“（要）全面評價環境安全，就必須注意到生物農藥的這個問題”，否則，將會造成新的生態不平衡，“不但對寶貴的生態資源是個損害，最終對人的危害也在所難免”。
不過，目前生物農藥在國際上使用量還很小，在中國也是如此。[17]
四、農藥殘留“綜合汙染”
隨著“蟲害”形勢日益嚴重，農藥也不斷地推陳出新。
三峽庫區是中國農藥推陳出新的一個縮影：近二、三十年，由於高毒農藥陸續被禁用和農藥新品種不斷出現，中國的農藥構成不斷髮生變化。以有效成份計，已經形成了有機磷農藥—其它農藥—有機氮農藥—菊酯類—除草劑的新格局。
1997年，三峽庫區農藥折純使用量1463噸，每公頃使用量6.14公斤，農藥排放量4007公斤/天。庫區農藥汙染負荷（總排毒係數）為23411×10-4，各類農藥汙染負荷順序是：有機磷農藥—有機氮農藥—菊酯類農藥。其中有機磷農藥中，“1605”、甲胺磷和有機氮農藥中吠喃丹共3個品種的排毒係數之和佔總排毒係數的92.14%，成為三峽庫區的主要農藥汙染源。[18]
實際上，農藥花樣翻新的速度遠比“局外人”的感覺或者想象來得更快。不斷有“老藥”被確認為高毒被禁用，與此同時，同樣沒有走過嚴格科學試驗程序（尤其是長期毒性試驗）的“新藥”又登場；過一段時間，“新藥”又被確認為高毒而被禁用，於是，“新新藥”又登場；如此“螺旋形上升”，“波浪式前進”。人類以此與變異無窮的“害蟲”展開了一輪輪殊死拼殺。而正是在這種“拼殺”中，農藥成為一個產業，並“發展壯大”，成為食品汙染和環境汙染的“主力軍”。
據中國農業部高級官員透露，“我國已先後禁止淘汰了33種高毒農藥”[19]。
山東一菜農對記者說，常年生產蔬菜的溫室大棚為病蟲害越冬和繁殖提供了適宜場所，導致病蟲害發生多，蔓延快，危害重。這些年白粉蝨、蚜蟲、紅蜘蛛、薊馬、潛葉蠅、根結線蟲等蟲害，以及枯萎病、炭疽病、葉黴病、灰黴病、霜黴病、疤斑病、晚疫病等病害越來越多，危害逐漸加重。
這迫使菜農用藥次數增加，藥量加大。記者在該菜農的蔬菜大棚裡一共找到了14種農藥包裝物（盒、袋、瓶），包括殺蟲類農藥8種、殺菌類4種、殺蟎類2種。[20]
顯然，在這場人類完全沒有勝算的“持久戰”中，國人面臨的是農藥殘留的“綜合汙染”。
2008年12月和2009年2月，綠色和平組織分別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多家超市及農貿市場隨機採購了45份當地當季常見蔬菜水果樣品，送往通過國家認證的獨立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結果，在45個樣品中，共有40個樣品檢測出農藥殘留，而混合農藥殘留的情況更為嚴重。“共34個樣品殘留有至少3種不同的農藥，其中25個（樣品）殘留著至少5種不同的農藥，5個樣品甚至含有10種以上不同的農藥殘留”，其中，有5種是被中國禁止或限制使用、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高毒的農藥。[21]
2017年最權威的研究資料顯示，農藥殘留的危害遠大於人們以往的認知。
一項由歐洲議會委託旗下研究機構進行的大型研究報告警告說：目前的農藥接觸水平（可理解為公眾接觸到的“農藥殘留”）會造成“極大損害”，尤其是對兒童和孕婦；農藥殘留會損傷人腦並降低智商，還可能損傷生殖系統並致癌。
報告稱，“此前對農藥影響的評估忽視了太多研究成果，這讓人擔心對殺蟲劑的監管存在不足”。以往“對農藥的風險評估不足”表現為，（1）流行病學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的農藥接觸水平（會）導致極大損害”；（2）過去“未對可能上升的癌症風險以及農藥對體內激素水平和神經系統的影響進行適當研究”。
相關報道認為，該研究報告的結論，“可能導致（歐盟）對農藥殘留水平的新限制或食品標籤的改變”。[22]
對於近14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如果停止使用農藥，一年後農作物將減產1/3，兩年後將減產一半，（有的）甚至會造成絕產”[23]。這恐怕是當今社會無論如何也不能承受的。
農業部高級官員提供的數據顯示，“農作物病蟲草害引起的損失最多可達70%，通過正確使用農藥可以挽回40%左右的損失”[24]。
顯然，現在停用農藥的損失，比30、50年前傳統、綠色、生態農業的蟲害損失要大得多。
因為人口壓力天大而貪吃那一小塊本來就不屬於自己的“蛋糕”，結果損失了更多“蛋糕”，而且還搞得局面失控，這就是中國今天的窘境。
現實制度問題研究者，獨立學者
讀了多遍李老師的這篇文章，每次讀完都甚感憂思，一邊是14億人口的吃飯溫飽問題，一邊是14億人的吃飯安全問題。想一下子解決，完全停掉農藥化肥，恐怕不現實，但不解決延續常態小編卻認為會面臨更大的問題。
國家的政策導向現今正向綠色生態農業迴歸，也希望更多的科技力量也能夠助力去改變環境，輔助生態生產，迴歸土地活力，更多的生產出安全綠色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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