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病。
他的父親是沙場小老闆，賺點小錢以後包了二房，被人一刀刺死。他失去管教，初二輟學，16歲搶來50塊錢，進了少管所，被暴打三年後精神崩潰。
他說他害怕娶妻生子，害怕做人，因為“沒有什麼造化弄人，一切都是事在人為。”說這話時，他才31歲，還有漫長的後半生。
他有病。
在那裡，他按時吃藥，如常看書，還說社會就是這樣，我們扭轉不了它。但等出去了，他仍然“要幹些事，因為是男人”。他不知道護士暗地裡說過，他永遠都出不去的。
他有病。
他在父母安排的老家汽車廠上班，和同事結了婚。他說他受不了老闆的壓迫，想在40歲的年紀最後一搏，自己創業，開一家剎車片廠。
他開始沒日沒夜地打電話，飛遍全國各地“談生意”。他想著找300個同學每人借1萬塊錢，這事兒就能辦成。可他失敗了，還被確診為躁狂病人。
在馬莉的紀錄片《囚》裡，我記住了長春某精神病院裡的這三位病人。毫不意外，他們最常說的三句話是，“我好了”，“我沒病”，和“我什麼時候能出院”。
作為病人，他們的敘述過分有理有據，有時還十分動人，但他們從來沒有說服我，讓我以為他們是“正常的”，相反，我開始懷疑起自己的精神狀況。他們把我變成了“精神病人”。
畢竟，他們的矛盾我接觸過，他們的情緒我體驗過。生氣了我會砸東西，看到不公我會去糾正，有了理想我也願意不計代價去爭取。我不知道這些原本合情合理行為，在哪個刻度上就會被界定為精神病。
所以，馬莉導演的《囚》對我來說是一部危險的作品。它竟敢問我們這樣的問題——什麼才是正常？
這個問題一旦出現，就必然會給被問者帶去“不正常”的威脅。一個有自理能力，從未行為過激的人，不一定是“健康的”。他/她很可能就站在精神崩潰的邊緣。
什麼才是正常？窗內的人和窗外的人有什麼區別？（《囚》劇照，下同）
克爾愷郭爾曾說，每個人都要認識到自身處境的絕望性。這是一種徹底的絕望，根本無藥可醫，連死亡都不能醫治。但也只有認識到“絕望”，人才會開始尋找自我，真正成為人。
可實際上，大部分接觸到絕望的人，都會被它摧毀。
他們也許會為逃避絕望而迷失在幻想中，出現幻聽和譫妄，說自己是被小布什從月球上攆下來的外星人；他們也可能被絕望碾碎，淪為病床上完全沒有行為能力的木呆症患者，連閉眼睡覺的能力都失去。
即使這樣，克爾愷郭爾眼中最糟糕的，還是認識不到“絕望”困境的“正常人”。他們不會對世界造成攪擾，也不關心自我。他們取得了“無精神性”的勝利，成了社會基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簡直太諷刺，太荒誕了。但這就是現實。我們的精神，會被正常社會慢慢扭成一股麻花。它一旦碎裂，精神病院裡就會多一名病人。
《囚》花費五個小時，摧毀了我作為“正常人”的通行證，最後，它結束於卡夫卡的一段話：
“我們不是生活在被毀壞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錯亂的世界。我們就像被遺棄的孩子，迷失在森林裡。”
這不是對影片中精神病人的概括，而是對所有人的警醒。馬莉自己也在拍攝結束後感慨，“他們（病人）進入了我的內心世界，他們打開了我不能釋然的心結。”
《囚》是馬莉的第三部紀錄長片。她身兼導演、拍攝和剪輯的三重身份，孵化出了比《京生》和《無鏡》都還要長的這部作品。
支撐影片287分鐘巨型體量的，是250小時的原始素材。馬莉為此動用了手頭的資源，進入精神病院拍攝了一年半。
最初的三個月是相當艱難的，馬莉甚至沒有開機。她只是住在封閉療區，不停地向病人解釋自己的用意和他們的權利。
出現在影片中的病人顯然都知道攝影機和馬莉的在場，但他們表現地習以為常，還不時把馬莉拉到自己的對話裡。只不過馬莉從不會在鏡頭後做出回應。這類似於“直接電影”所遵循的不干涉、不訪談準則，也是馬莉不對電影做預期的心態體現。
即使得不到鏡頭的回應，大部分精神病人仍然都有很強的傾訴欲。就連恐懼鏡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願意對著它講述自己發病時砍人的過去。而在吸菸室裡，一個會寫詩的老病人直面鏡頭說到，“謝謝你陪我聊這麼久。以前從來沒有人拿我當回事。”
透過鏡頭，坐在病人對面的馬莉和我們，的確是很好的傾聽者。我們只想去瞭解，不強求改變。我們和醫生的身份天然不同，我們沒有責任在病與非病之間尋找判斷依據。我們也沒有親情的負擔，不會像一位少年病人的母親一樣，令人心碎地希冀著孩子“精神康復”的一天。
馬莉大量的拍攝素材中原本有很多醫生診療的畫面，但她最後沒有采用，因為她想把舞臺留給病人。所以在《囚》裡，“沉默者開口”了，但然後呢？他們得到的是回應還是無言？
看完電影，沒有人得到答案，只有更多折磨人的問題。當一位病人在陳述中落淚時，我幾乎有點慶幸這部電影是在東北拍攝的。
如果沒有那種詼諧的口音和表達方式做調劑，《囚》的沉重真的會讓人承受不起。
影片一共分3幕，在第1幕的結尾，就有一位觀眾哭著離開了影廳。而後面兩幕，更是在病人的笑鬧、掙扎和困惑裡，一步步把觀眾帶到了無解的終極問題面前。
在尼采那裡，這就是深淵裡的惡龍。
影片的第二幕最為漫長，也是最精彩動人的一章，在那裡病人反身懷疑了“有病”的定義。
正常與不正常的辯證法，類似“22條軍規”的精神病判斷標準，喚醒了觀眾對於“精神病”成立問題的質疑。當然，關於如何證明自己是否有病的問題，社會上一直不乏爭議。所以影片沒有止步於此。
它跳出了“病”的情境，挑戰了所有的定義，進入了簡短卻刺人終章，第3幕。
結尾處，一個病人男孩問他的病友，什麼是“吃”。
“我知道要張嘴，但什麼是’吃東西’你能告訴我嗎？你連’吃’的定義都解釋不了，還想幫我啊？”
他的病友本來想開導他，聽後只能訕笑著離開。剩男孩一個人坐在桌前，自言自語著“吃”的定義問題。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如何定義“吃”。實際上，對所有事物，所有舉動，我都無法給出男孩想要的本源定義。他所思考的是“實體”的問題。這困擾了哲學家上千年。如今，這不幸成為了讓他的身體不自然抽動的精神病灶。
每個自我都有瘋狂的基因，離發病僅有幾步之遙。所謂的“自理能力”和“正常”，也許都是自由意識受社會機器馴化的結果。拒絕接受的人認為個人的快樂與自由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於是他們成了精神病人，“被失去”了“行為能力”。與此同時，我們這些正常人也在不斷做妥協、犧牲和放棄。
所以“囚”是一個普遍的境況，無人倖免。
最後再提一下影片的幕間配樂吧。這低保真的鋼琴和提琴聲來自p.k.14主唱楊海崧的手筆。如果一部有關精神病人的紀錄片需要配樂，我也會第一時間想到這名音樂人。他沒有煽情和濫觴，只有刀子和夜視鏡。
還記得楊海崧曾在一首歌裡寫過一位手拿鮮花的女人。她淹沒在憤怒的人群裡，拒絕了自己，成了瘋子，但她還來得及說最後一句話——
“請你不要告訴他們
我已經忘了所有的事情
我活在沒有真相的世界
那些神奇的不會再神奇
那些死去的不會再死去”
——《手拿鮮花的瘋女人》，P.K.14
文：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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