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4天，引发轰动。郭沫若先生的历史研究功力，业内自有公论。不过，他认为李自成迅速败亡的原因，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层不讲政策，迅速腐化变质，却值得商榷。相比之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对黄巢、李自成败亡的认识更加深刻：流寇主义，没有根据地建设。笔者以为，这就是不世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浪漫的诗人在眼界上的差距所在。
流寇的局限
啥叫“流寇主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讲得明白：“（流寇主义）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中国历史上流寇，多在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产生。流寇的组织形式简单，大家能聚在一起，就是乞活，找粮食是最大的动力。流寇规模越大，就会越在一个地方待不长久。因为把当地粮食吃光用尽后，继续枯守一地就意味着饿死。而流窜则不一样，打下一个新地方，就能获得新的资源，也能继续扩充队伍。增强力量后攻打下一个目标、获取新资源时也就更容易。唯有如此，流寇集团才能如滚雪球般，在一场接一场的战术胜利中越滚越大。可一旦军事上的失利打断了这个循环，便会迅速跨掉，很难东山再起。
公平地说，同样是流寇，李自成还是比黄巢要强上一些的。他在军事生涯的后期还是意识到了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的。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着手在湖北四府建立自己的政权，设立军制并着手恢复农业生产。不过，他在崇祯十六年末击溃孙传庭部并顺势占领西北，接着在崇祯十七年初出兵东征，一路势如破竹直下北京。算下来前后只有一年光景。这期间其政权稳定成熟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他军事扩张的速度。因此他的集团仍然是流寇主义，后勤上依然依靠就食于敌。所有的成功都是虚浮的，一旦碰到大的挫折就会出现大问题。
当他占领北京的时候，看起来李自成控制区很辽阔，但其中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新附，只有湖北四府和河南、陕西除外。而河南、陕西民力、物力又早已枯竭，因此一次大失败就导致大面积反水，而他却无力扭转的局面，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了。
很多人拘泥于李自成在北京大面积拷官追赃，认为太过性急失去了人心。但他这么做，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支持而不得不为之。因为他宣布在所占领的地区三年“不纳粮”，而军队的开销却不可能免除，那就只能是取自官绅。这个政策需要他的政权能够做到地方政权与新贵联合，地方财力足够而军队战斗力强就没有问题，这点历朝其实都是这么干的。但是不幸的是，他这两点都没做到，于是就悲剧了。
参考黄巢军和赤眉军在攻下京城后的往事，以李自成大顺军的表现，即便吴三桂没有勾结清军入关，也足以让各地新降的前明军看清楚，这个流民政权的“烂泥巴扶不上墙”。最多不出三个月，大顺政权也必然维持不下去，会出现类似于黄巢之后的军阀混战的乱局。
本文作者 ：楚千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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