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病逝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局面。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任非常大总统，后因陈炯明叛变，政府解体，后于1923年3月在广州成立陆海空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任大元帅，继续开展护法、北伐、再造民国的一系列活动。北方却是直、皖、奉系军阀混战更替，政局动荡。
孙中山逝世，宇内皆殇。不仅国民党阵营极度悲痛，就连北方各派系也同样承认孙中山共和元勋的历史地位。作为当时民国政权代表的北京政府执政段祺瑞发布哀悼令，称颂孙中山“倡导共和，肇我中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谟毅力，薄海同钦”。1925年3月17日，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发布指令，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同时公布了“饰终典礼”，由内务部操办。
对北京执政府授予的荣典，一部分国民党人表示赞同，但绝大多数表示不能接受。对他们来说，接受了北京执政府的国葬，等于承认了现行政权的合法性，这就关系到自己的名分和政治立场，也关系到今后的政治斗争。如果实行国葬，丧事的操办权必然落到北京政府手里，也就丧失了文化权、话语权，而这正是国民党人最不愿看到的。因此，有很多国民党人主张用“党葬”的名义更加适合，“党葬”孙中山，就可以通过掌握操办权来控制文化权和话语权，就意味着只有国民党，才是孙中山开创现代中国革命的正统继承者。
由于当时的国民党还偏据广东，内部也有很多矛盾，公开在北京宣称“党葬”并不现实。于是就在北京迅速组织了治丧办事处，制定治丧方案进行实施，对国葬党葬绝口不提。治丧方案照样报给段祺瑞政府，段政府的各种参与，国民党也不拒绝，而是与之会同筹商。
3月19日的移灵和4月2日的出殡，段政府帮助营造了隆重盛大的场面和气势，确实是把葬礼作为国葬来实行。但在整个丧礼过程中，无论是国民党人的宣传，还是各报刊的报道，都很少提及国葬。国民党人凸显了在葬礼中的主角地位，既向段政府“借了力”，又达到了期望的效果，而段政府在葬礼过程中始终处于配角地位。
北京的治丧活动一结束，国民党人随即成立葬事筹备委员会，遵照孙中山遗愿，在南京钟山为他修筑墓地。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国民党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陵园建设进度加快，党葬条件更加成熟。
1928年1月7日，葬事筹备委员会第55次会议，决定了碑亭碑文的内容，“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由谭延闿书写并刻碑。碑高8.1米，宽4米，重达几十吨，用福建花岗岩雕琢而成，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隆重的党葬即奉安大典之后，葬事筹备委员会即改为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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