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知行合一
研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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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直）问知行合一。
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卜。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传习录》
知行合一，是阳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在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先哲对于知行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尚书·尧典》中有着对共工“静言庸违”的批评（蔡沈集传解之为“静则能言，用则违背”），孔子对于“听其言而信其行”与“听其言而观其行”之区分，梅賾《古文尚书》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知行关系在阳明之后仍被继续讨论，孙文先后提出“知难行易”与“知难，行亦不易”两个命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心之力等与这一命题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要理解知行合一这个命题，就要反复追问什么是知，什么是行，为什么要合一？
知行合一首先是对症下药之举、补偏救弊之方，将知、行两者并提，是先贤不得已的苦衷。知行合一针对是两个弊病，即“冥行妄作”和“揣摸影响”；或者说两种人，即“知而不行”的人和“行而不知”的人：
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一索，全不肯著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
阳明在知行合一这个命题中也有着对时人将知、行割裂的批评。当时存在着一种讲求博学而不注重实践的风气，以为只有先知而后可以行，待知得真了，再去做行的工夫。阳明认为这种观点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再如，有些人知道父母应当孝顺，社会公德应该遵守，在责备别人时振振有词，但是落实到自己身上，“温凊定省”之仪做得不到位，有违社会社会公德良俗之举时有发生，这就是阳明所说的“知而不行非真知”。显然，知行合一具有非常强的实践特色，是一种行动论。
知行合一是阳明立言宗旨之一，同样，知行合一这一命题也有着立言宗旨。即知行本体是合一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时常有些人，心中产生恶念和不好的想法后，不去禁止，而是以没有付诸行动，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自我安慰，而不痛彻改过。长期以往，势必潜移默化，流于文过饰非而不自知。知行合一真正深刻之处还在于从苗头上克制私欲，将善念扩充、体现为行动，将恶念扼杀在萌芽状态，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对于初接触阳明学的人来说，知行合一稍有不慎可能会被误读，比如既要兼顾知、又要兼顾行，粗看之下难以分清孰轻孰重；就知来说，也有见闻之知、本体之知之分；故而阳明初讲知行合一时，有些弟子会心中疑惑，阳明也不得不对此进行注解，诸如“知行本体原是合一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等等论述即是此类。
归根到底，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致良知这个提法更加透彻明白，良知是本体，同时又有致的工夫，在知前面加上一良字，就不会有人将知理解为见闻之知。
阳明思想演进其实是有一个路径的，他的主张也越来越明晰、透彻、简易；龙场悟道后，阳明尤其强调“知行合一”，晚年后，阳明专提致良知。从黄直所录阳明的这段话也可窥见这一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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