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強調要加強小規模學校建設，又強調加強寄宿制學校建設，就存在一個問題，當落實到某個鄉或村時，可能面臨很麻煩的選擇，“村民會希望孩子就近上學，政府則傾向於建比較大規模的寄宿制學校，方便管理”。
由於鄉村學生大量減少，很多中國鄉村學校變為空校。截至2017年底，全國農村小規模學校有10.7萬所，其中小學2.7萬所，教學點8萬個，佔農村小學和教學點總數的44.4%，在校生數量為384.7萬人。農村小學寄宿生有934.6萬人。
關於鄉村小規模學校的出路，大致有兩種思路。一是撤點並校，“優化佈局”或同時輔以寄宿制建設；二是增加政府、社會等各種資源投入，向“小而美”的方向辦學，保障兒童就近入學的權利。從“村村有學校”到“撤點並校”再到辦好“小班小校”，兜底教育公平，保障兒童上學權利，是目前的政策大方向。
繼2012年9月6日發佈《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調整的意見》之後，2018年5月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了《關於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為建設鄉村小規模學校（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學和教學點）和鄉鎮寄宿制學校提出了具體指導意見：“原則上小學1—3年級學生不寄宿，就近走讀上學，路途時間一般不超過半小時；4—6年級學生以走讀為主，在住宿、生活、交通、安全等有保障的前提下可適當寄宿”等，以便到2020年，能為鄉村學生提供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使教育質量明顯提升，基本實現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
5月21日，為了更好探討鄉村小規模學校建設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北京舉辦了“鄉村教育未來怎麼辦？”研討會，來自科研、公益、基層教育行政部門等不同領域的鄉村教育關注者，圍繞鄉村小規模學校的建設問題展開了討論。
問題：鄉村學生的平等受教育權
同“城市化就是消滅農村嗎？”的追問一樣發人深省，“鄉村教育就是應該比城市教育落後嗎？”
中國教育科學院研究員儲朝暉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他用教育城市化比例高於人口的城市化比例20%這一數據，呈現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現在接近20%是絕對不正常的”，很多人為了選擇學校而到城市，就說明受教育權利的差距太大了。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鄭新蓉也有這樣的感受，1978年參加高考的她，發現當時很多優秀的學生都是在農村讀的書，但現在，連農村老師自己都不讓孩子在身邊讀書了。
國家行政學院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張孝德教授提醒道，現實是鄉村每天都在消亡，但讓鄉村塌陷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教育從鄉村撤走。
在鄉村與城市的差距背後，既有一個發展問題，也有一個鄉村學生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問題，兩者之間又有著密切的聯繫，今天關心鄉村小規模學校前途命運，這是一個重要著眼點。
儲朝暉認為，不解決鄉村教育的問題，鄉村振興不可能得到落實，最根本的，是解決村民與市民享有平等受教育權，就當下而言，不再是在農村廣建標準化希望小學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建設村民喜歡的學校，以及村民的孩子喜歡的學校，讓農村從根子上認識到這個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問題。
張孝德談到，許多母親生下孩子一年甚至幾個月就離開，把孩子扔給爺爺奶奶，進而又扔給遠離家鄉的寄宿制學校。這種缺乏家庭關懷的環境培養的孩子，他們的心靈將受到怎樣的傷害？未來某個時間可能爆發出來的社會問題，令人擔憂。
曾擔任江西弋陽教體局局長的方華不贊成以同情、彌補弱者的視角關愛鄉村教育，“鄉村教育不是關愛，是本應該得到的權利問題”，方華講到“就像霧霾來了誰也躲不掉”一樣，大家生活在同一個社會里，“所以關注鄉村學校不是關注其本身，而是關注整個社會文明和發展，所以我說它是痛點。”“鄉村去教育，是中國鄉村和社會重大的隱患。”張孝德強調今天中國教育的轉型難題。
此次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可以看到政策層面的意圖，過去眼睛往上看，更關注高端人才，強調效率，忽視公平，今天更看到每一個孩子都有享受優等教育的權利。
即使從社會發展角度來講，後20%的學生也非常重要。方華講述了自己在弋陽搞的教育評估改革，就是關注後20%的學生，而非優秀比例，如果那麼多沒經過初中教育的學生走入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在弋陽縣做了五年的探索，25%的輟學率已減少到5%，如果我按5000個學生計算，我就挽回了1000個學生完成初中學歷，請問這不比考大學更有價值嗎？”
鄉村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扭轉現在處於弱勢的局面，真正地實現城鄉教育公平。方華認為，鄉村小規模學校跟寄宿制學校本身不是矛盾的，但如果總想用寄宿制學校替代小規模學校就是矛盾了。
理念：鄉村小規模學校該不該撤併
鄉村小規模學校為什麼不能被替代？撤併鄉村學校又能起到怎樣的效果？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兼職副院長王雄講述了自己的發現，“我們在上海和北京的學校裡看到一幅情景，撤併的插班生進入另一個學校，座位都是在最後面，這是被老師忽略的，我自己也曾經有這樣的經歷，心裡有深深的痛，變成了不被重視的學生，如果把每一個孩子都作為我們的目標，這是要去解決的。”
曾擔任浙江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長的蔣莉認為，不能再撤併了，“該撤的已經撤完了”，“農村小規模學校不是布點過多了，而是過少了，至少在浙江2000年前後的撤併全部完成了，當時教育廳廳長就說，把農村學校‘一張桌子、兩個孩子、一個老師’這樣的學校已經撤併了，基本上都是保留了鄉鎮只有一所學校的狀態”。
蔣莉講述的是1990年代末開始的大規模撤點並校。當時，中國在實現了“村村有小學”後，提出針對規模小、生源少、教學條件差的鄉村學校，重新佈局，優化整合教育資源。方華稱這經歷了基礎教育口號從“人民教育人民辦”到“人民教育政府辦”的轉變，有些地方，“建”的時候沒有很好規劃，“撤”時一陣風，“現在鄉村學校之所以萎縮，是當時大規模的撤併學校導致的” 。
2012年國務院頒佈《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佈局調整的意見》，基本上叫停了盲目撤點並校。
曾參與此次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文件起草的方華說，教育部非常重視，從美國、法國、德國、英國、俄羅斯、韓國、日本等國家的駐外使節文化參贊處，把當地小規模學校經驗拿過來看，當時他們提了一個“辦好鄉村學校”的概念，但後來文件用了“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
儲朝暉也認為，這樣把小規模學校和寄宿制學校兩個事同時寫，既強調要加強小規模學校建設，又強調加強寄宿制學校建設，就存在一個問題，當落實到某個鄉或村時，可能面臨很麻煩的選擇，“如果是加強寄宿制學校建設，可能意味著這個地方不建小規模學校”，這樣一來，各地落實這個政策的時候就有兩種選擇，且兩種選擇都是執行政策，都沒錯，但對村民來說，效果是不一樣的。“村民會希望孩子就近上學，政府則傾向於建比較大規模的寄宿制學校，方便管理”。
對不撤併，保持小規模學校的優點，鄭新蓉認為，小規模學校使得從校長到老師對每個孩子的成長環境都更熟悉，義務教育階段在家門口上學，才能讓孩子、家庭、社區三個同心圓疊加，更有利於孩子的發展，
“我們從來就把教育看成是一個生產產品的地方，講求規模，物質性太重”。但是，如何解決教育資源，又是另一個挑戰。是否撤併學校，教育理念上的問題十分關鍵。比如此次針對“原則上小學1—3年級學生不寄宿，就近走讀上學，路途時間一般不超過半小時”這樣細緻的規定，究竟怎麼看？
蔣莉認為，這是政府的責任，只要是生源還可以的，政府應該保證師資。但撤併也可能是因為教育標準定得太細，比如教室、操場達到什麼標準。教育行政部門來督導時，可能覺得有的學校怎麼也不可能弄出200米跑道，還不如拆掉。但“政府要撤校，除非先撤村。政府沒有把村進行城市化就讓學校先城市化，這是不合理的”。
路徑：“寄宿制”與“小規模”是否衝突
在一些小規模學校，有大量問題被認為與生源數量少有關。方華承認，鄉村的邊緣化也是很無奈的，比如鄉村教師，都說交通、待遇不行等，“大家說是說得好聽，小規模學校，小班化，我想請問，一個鄉村學校，長期只有兩個老師，八個孩子，你去做改革，改革再好也沒有人關注你，因為人是社會化的。”
5月11日，浙江永嘉縣發佈《義務教育階段校網布局優化提升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提出“通過三年努力，遷擴建一批佔地小、校舍破舊的薄弱學校，建設一批鄉鎮或片中心寄宿制學校，整合一批招生難以為繼的小規模學校。特別是對縣內78所小規模學校（校區），要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在做好群眾思想工作、解決學生‘吃、住、行’等問題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推進整合撤併工作，進一步優化校網布局，提高教育教學質量”，並免費安排校網優化學校的學生住宿。這成為2012年以來，尤其是《關於全面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的指導意見》發佈以來，規模較大的一次撤併小規模學校，同時建設寄宿制學校的行動。
專門關注寄宿制學校成長的公益機構歌路營的聯合創始人杜爽，首先就澄清，“我們關注寄宿制學校，但不等於支持更多地辦寄宿制學校這樣的觀點”。前不久，她剛在四川廣元范家小學看到小規模學校也可以辦得很好，好像一個國際學校放在了特別山村的地方，讓人感覺走錯了地方；再者，根據歌路營在全國5個縣137所學校做的有1萬多個樣本量的調查，寄宿制學校的學生學業成績並沒有比走讀生更好，更大可能會留級，心理方面、健康狀況問題非常嚴重，有抑鬱傾向的竟然有60%，將近三分之一的孩子每個月都被人欺負，睡眠情況也更差。據此，杜爽得出結論，真正把寄宿制學校辦好，非常不容易。
無論小規模學校，還是寄宿制學校，問題其實都很多。王雄在貴州的一個學校就體驗到，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好像有人，但一點聲音都沒有，看到的全是小小的眼睛，孩子用小板凳一個擠一個縮在那裡，不敢說話。
不過，馬雲公益基金會項目經理薛誠在研討會上澄清，基金會只是對現存寄宿制學校的問題，找到一些硬件、軟件、培訓、管理條件等可行的辦法、標準或者是經驗模式，將來拿出來給有需要的學校作參考，會遵照國家政策標準、當地實際相關方以及專家意見，探索一種當地教育局、企業、學校共建寄宿制學校的模式，而不是強行推，這樣的經驗也可以相應用在小規模學校上，並不衝突。
執行：教育局長、縣長不能不懂教育
鄉村教育不僅與城市教育面臨情況不同，而且各地差別較大，國務院相關文件賦予縣級政府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規劃的權限。
方華也認為縣級人民政府是一個關鍵。他介紹自己最近做的一個統計，校長、老師出身的教育局長，在全國2800個縣市區當中不到10%，絕大部分人沒有基本的教育領域背景。此外，教育行政部門與學校分屬公務員體制和事業單位編制，人員流動性差，不利於相關鄉村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同樣，鄉村教師不足或沒有的狀態，恰恰也是因為流動性差，而不是流動性強。
“我不贊同鄉村教師終身紮根在鄉村，這對教育本身和他個人都不好。換成你的孩子，你自己願意不，你不願意，還叫別人紮根，我認為這是不人道的。”就是應該有正常的流動渠道，“哪個縣會少縣長，少教育局長？因為他都是流動的。”除了提高縣長、教育局長對教育規律的掌握，曾交流到香港教育部門工作的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實驗小學教師徐莉，還提出了不同利益相關方之間發出反對聲音和理解對方的重要性，“香港的領導力過於分散，政策制定推行非常緩慢，我們是政策制定以後，只能單向執行，而無法開展多方的互動，對政策進行修訂和優化。”徐莉坦言，有的政策讓一個參與變革的人認為自己不夠好甚至非常差，比如說做農村學校支持時，老師的口頭禪就是“我們是鄉下的”，意思就是我們很笨，什麼都不懂。但真的不是這樣。
在縣域教育中，一些非教育因素，也有著很重要的影響。比如，在縣政府佈局時，“教育肯定是被其他各種所謂的經濟發展疊加起來的，不是就教育談教育，而是打著城鄉一體化的旗號，最後是房地產的問題。”鄭新蓉描述，由於縣管學校、縣管教師，一些老師的孩子不在鄉村、房子也不在，就像鄉村學校裡的浮萍，這種撤併也有私人的考慮。
“這背後不是教育問題，包括我們的決策程序。……能不能在決策過程中尊重一下當地人的意願？教育部2012年就講了，決策程序必須徵求當地意見。”儲朝暉感慨道，實際情況往往“不是徵求當地意見，而是說必須在多長時間內做好思想工作，把這個事搞定”，這個思路與國家政策“完全是相反的”。
方法：“小而美”的學校怎麼建設
不撤併，不寄宿，小規模學校能建好嗎？張孝德認為，“中國古代的私塾教育，兩個人帶四個孩子就可以完成了，山溝裡都可以去。”他是主張小規模教育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麗偉介紹，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14所學校結成“利州區微型學校發展聯盟”，共同探索農村小規模學校發展方向，資源共享、信息互通，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發展特色；平涼市崇信縣從10年前開始進行“小班化教育”的探索；浙江省麗水景寧縣以“小班化教育”和鄉土味、小班味、家園味的“三味”教育為內容，提升農村學校的教育質量。這些“小而美”的鄉村小規模學校建設的探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我學教育學40年，我學的著作裡其實把教育行業比作園丁，比作農業，是一個自然生長的過程，不是模仿，不是機器生產，不是配件組裝，教育不是這個事情。”同時擔任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理事長的鄭新蓉總結說：“在我們西部農村地區，小規模學校該怎麼建呢？可能還是理念要優先。”教育是一個需要時間的涵養過程，對那些小規模的學校，也許硬件上有點“落後”，有點土，要看得慣，教育者要看得到教育的本質。
本文轉自21世紀教育研究院，作者王江濤。本文首發於2018年5月24日《南方週末》。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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