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章貴提供資料 馬守昌撰稿
說起尋父，在許多人印象中，常常是少年尋父，或青年尋父。而我一個70開外的古稀老人，卻還在尋父的路上忙碌奔走。
我叫王章貴，是一名退休教師。我的父親叫王家發，永定區王家灣人。我3歲那年，即1937年，父親為躲抓壯丁，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帶著母親和我逃到離家數十里的何家大山，住在一間廢棄的吊腳樓裡。這間房子原是外公家的住房，後來外公家將主房拆了，搬到山下去住，就剩下了這一廂吊腳樓。我們一家3口在這間吊腳樓裡住了兩個多月，也算是太平日子吧。可是，好景不長，鄉里的保安大隊長王伯池探聽到了消息，命鄉兵黑夜裡悄悄摸上山緝拿我父親，幸好父親聽到房子周圍有響動，一骨碌翻身起床，拉著母親抱著我從後門逃進了深山，躲進一個巖洞裡，此後靠外公、外婆悄悄送東西吃，我們像野人一樣在巖洞裡躲了兩年多。一天夜晚，外公急急火火走進巖洞對我父親說：“家發，事情不好了，王伯池把你大哥和老三（父親是老二）抓走了，還抓走了你爹。王伯池說，只有你能救你爹，若你不出山，就將你爹投進大牢，活活關死。”父親聽後，好久不說話，可他的心中卻在翻江倒海，又沉默了一陣，父親突然揮起拳頭說：“我去頂壯丁，但我絕不讓王伯池五花大綁地抓去。這年頭是抗日年頭，我自己去找抗日部隊，自願投軍。”外公說：“好啊，國軍第五十四軍第一九八師師長王育瑛（該師後任為葉佩高）是慈利溪口人，五九四團團長覃子斌，是我們大庸（今永定區）關門巖人，一營營長王恩灼還是許家坊下邊陽和人。他們現在都駐紮大庸西溪坪打鼓臺。大家都是同鄉，你投他們的軍，他們對你會有關照的。聽說一九八師要上前線抗日了，這也符合你的願望呀。”父親對外公說：“堂堂男子漢，我要仰著頭走進抗日部隊。”
送走外公後，父親和母親淚流滿面，互道珍重，雖然難捨難分，最終，父親還是含悲忍痛地離開了。之後，母親與我也告別了那個終生難忘的巖洞，結束了野人生活。再後來，父親寄回了一九八師關於他投軍的證明函件，王伯池也只好放了我的爺爺。
父親是個重親情的人。他投軍後，很快給家裡寄了一封信，內容主要是說他在部隊裡有許多鄉親，還有少年時的同村小夥伴，大家互相關照，日子並不難過，請家裡放心。他分在輜重連，也就是運輸連，負責武器彈藥輸送，這項工作需要到火線上，他一定會完成任務，做一個合格的抗日戰士，為家鄉爭光。之後，他過一段時間就給家裡寫一封信，囑家中不要擔心。父親沒有文化．信都是請人代筆寫的，他特別叮囑叫我要好好學習，他說他吃虧吃在沒有文化，在部隊裡，沒有文化的人最多隻能當個下士，軍官是當不了的。叫我一定要讀好書，將來做個有出息的人。我記住了父親的教導，雖然家貧不能上學，但我並不放棄讀書自學，我每天干完農活，就在燈下學國文，或練習寫字。1949年底，家鄉解放了，鄉里辦了農民夜校，我在夜校裡堅持了3年的文化學習。1952年，我考上了永順師範，畢業後，我當上了人民教師。在繁重的教學之餘，我又堅持業餘進修，取得了大學本科文憑，之後，又被評為中學高級教師。我沒有辜負父親的教導，實現了他對我的希望。但是，數十年來，我心中一直深藏著一個願望：找到我的父親。因為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沒有回家，也沒有了消息。我們家中一直不承認他已陣亡，但若他還活著，他肯定會回家的。如果他陣亡了，那麼他陣亡在什麼地方呢？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從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當時的社會背景不允許我外出尋父。到了上世紀80年代，社會環境寬鬆了，我也曾想過外出尋父，但因教務纏身，無法外出。1995年，我退休了，尋父的願望可以付諸行動了。但是，怎麼個尋法呢？當年，父親給家裡寄了很多信，這些信詳細地說出了他的行蹤，這些信當年由奶奶保管著，老人家就把這些信當作她的兒子，想兒子了，就翻出信來看看。奶奶沒有文化，看是看不懂的，也就只是摸摸那些信封而已，摸著信封，好像兒子就站到了面前。這些信經過了土改、合作化、大躍進等歷次政治運動，奶奶一直完好地保存著，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候，由於我被打成“走資派”及“現行反革命”，奶奶怕這些信招來更大的災難，心裡流著血，將這些信燒了。如果這些信還在，我的尋父路會走得順利些，現在只能按當年大部隊的行軍路線尋找了。
我父親投軍時，他所在的部隊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七軍第一九八師五九四團輜重連。1940年2月，他隨部隊南下，經長沙，到廣東韶關，與日軍打了一仗，之後部隊挺進英德，死守祖國南大門。1941年冬，部隊改編為中國遠征軍，一九八師編入第五十四軍，從廣西進入雲南，後到滇西騰衝，參加騰衝反攻戰，之後，父親便沒有了信息。
2007年10月20日下午，我與兩位好友，從家鄉出發，走上了3000裡尋父之路，我們一路奔波，到了滇西怒江。從史料得知，這就是1944年5月11日夜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反攻騰衝時首先強渡的怒江。看著滾滾的怒江，我好像看到父親站立在潮頭的身影。渡過怒江，緊接著就攻擊高黎貢山，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高的戰場，也是地理環境最複雜、最艱險的戰場。一九八師作為主攻部隊拼死血戰，與預備第二師等4個師經40天攻擊，付出數千人的傷亡代價，終將高黎貢山收復。最後集中二十集團軍5個師的兵力，攻擊日軍最後據守的騰衝城。經過42天的焦土抗爭，共付出18000餘人（含高黎貢山傷亡人數）的傷亡代價，全殲了日軍6000餘人（含高黎貢山殲敵人數，但不含游擊戰時期殲敵千餘人數），收復騰衝城。從而在當年的國統區第一次完整地收復了一個縣域的全部國土。我仰望高黎貢山，凝視騰衝縣城，彷彿看見了父親吶喊的聲音，衝刺的身影。我不禁在心中輕輕地呼喚父親。但是，不可能有任何回應。我認為父親已經犧牲在一九八師滇西抗戰中的最後一仗——騰衝反攻戰。因為他如果還活著，他會告假回家探親的，即使不能探親，也應該有消息，而父親的訊息正是中斷於騰衝。騰衝，是父親為國盡忠之地，也是我們家人的傷心之地，無限敬畏之地。
據說騰衝國殤墓園是戰後中國大陸上建設的唯一的一座抗日烈士陵園，園裡安葬著遠征軍二十集團軍反攻騰衝戰役中犧牲的6000忠骨，父親的墓碑會不會找到呢？我強忍著悲痛，找到“中國遠征軍第五十四軍抗日烈士牌位”，由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損壞，當年的6000墓碑，後來只恢復了3000多方。由於泥土的掩埋，雜草叢生，尋找十分困難。我扯了一把野草，蹲在斜坡上，一邊擦拭字跡模糊的墓碑，一邊仔細辨認。全軍48方王姓石碑，我用了兩個小時找了一遍，沒有發現父親的名字，我心冷了。無奈之下，只好走下山坡，看看能否發現別的什麼線索。在墓園大門內的書攤上，我選了兩本與騰衝抗戰及國殤墓園有關的專著——《騰衝文史資料選集抗日專集》《碧血千秋——騰衝國殤墓園資料彙編》。我目不轉睛，專心致志地查閱，在《彙編》第150頁倒數第3行有“下士班長口口發”的名字，口口是因各種原因而沒有留下完整姓名。但部隊番號並非五十四軍一九八師，而是五十三軍一百三十師。我想，即使有千分之一的關係，我也要實地查核。於是我又重上墓地小團坡，按部隊番號查到那塊石碑，碑上可見的字為“下士班長王家”6字，“發”字已被泥土掩埋，我用兩手奮力抓刨，卻無力刨開。我坐在墓碑前沉思良久，我想也許是戰爭期間番號弄錯，也許是其他什麼原因出現差錯，但我的父親確是在反攻騰衝戰役中斷了訊息的，他只可能犧牲在騰衝。我70年來，想父想到齒落髮白，我奔走3000里路，尋父尋到地角天涯，雖然部隊番號不符，但我找到了“王家發”3個字，我只好認定是我的父親。其實，即使我找不到這三個字，那青山之上的一方方墓碑，個個都是我的父輩，我家鄉的叔伯有上百人躺在這裡，我們大庸縣的英雄壯士——一九八師五九四團團長覃子斌的紀念碑也立在山坡上，看見他們，我也就看見了我的父親。想到這裡，我不禁抱住墓碑，淚流滿面，我在心中告訴父親：“兒子早該來看望你，但我來遲了，請父親饒恕兒子。70年來，我沒有忘記你在巖洞投軍前的那一次轉身，沒有忘記你離家後第一次寄回的信中對我的叮囑。我用我的一生踐行了你的教導。父親啊，兒子沉痛地告訴你，母親於1996年夏天去世，她老人家一生都在對你的思念中度過，她的墓碑上還刻著你的牌位，你若想家了，就回去與母親在九泉之下安息吧！父親，我還要告訴您，如今，兒子已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你的兩個孫子、兩個孫女，都已成家立業，重孫和外重孫也努力學習，立志將來繼承您精忠報國的精神，為國家民族服務。
父親，您就向您的戰友道個別，我想接著您一起回家去，我的祖父祖母等著您，我的母親等著您，您的子孫們惦記著你，大庸的鄉親們惦記著你……
（照片均由王章貴提供，系他在騰衝國殤墓園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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