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泠印社創社之初，四位創社人丁仁、王禔、葉銘、吳隱苦心經營，認真擘畫，從1904 年至1906 年之間，大致確定了西泠印社可能有的規模、格局與基本內涵。隨後，四人齊心協力，內守外聯，使印社的發展越來越走向繁榮昌盛。從印社初創到1913 年為止的十年，以丁仁或吳隱領銜，向杭州地方官紳呈文，如向杭州府知府、錢塘縣知縣，民國的杭縣知事，乃至浙江的警察廳長、民政廳長……都曾有文字文獻被保留下來，足見在西泠印社的創社過程中，四位創始人是雖無社長之名而有社長之實的。但一到推舉名義時，四位卻又都互相謙讓，誰也不肯出任西泠印社社長，而直到1913 年，才有推舉吳昌碩出任社長一舉，使印社終於有了社長。印社成立後過了十年才有社長，而在此十年中，四位創始人都有可能出長印社而都不肯居先，謙避遜讓，其間的涵義值得我們深究。
西泠印社 吳昌碩
遍觀西泠印社百年“社長”史，會發現印社在選社長時，工篆擅刻，只是一個初步的條件與前提，即使作為印壇名家，也只是作為被認同的前提，但不是目標。作為“同人”社團的前50 年，和作為政府接手、官辦的印學團體的後50 年，雖然社員成分構成有極大變化，社會發展也有極大的觀念變遷，但在“社長”定位方面，卻有著非常有趣的“不約而同”──必須是文化名人、學術泰斗或藝術大師來出任西泠印社社長。這種“群體無意識”的選擇，似乎代表了西泠印社內部百年來對自身定位、對社長形象定位的基本價值取向，也代表了外部社會各界對西泠印社社長形象的基本期望。
西泠印社迄今共有六位社長，他們是：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及健在的啟功先生。讓我們對這六位社長作一分析，以清其眉目。
擬張十三峰筆意 吳昌碩
吳昌碩是公認的藝術大師。作為西泠印社社長，他的篆刻開宗立派，立千年以來未有之雄強大氣，在百年間還沒有人能超越他在篆刻方面的頂峰地位。而在印學之外，他的書法與繪畫，也皆達到了前無古人的無法企及的高度。因此，他是一個書、畫、印均首屈一指的巨匠。吳昌碩並不侷限於個人的成就，他更以開放的心態參與海上題襟館書畫會、豫園書畫善會等社團組織的活動，又積極推動與日本的書畫篆刻交流，又以門生子弟遍佈天下的號召力，使他不僅成為一個技藝精湛的大師，還是一個觀念超前的改革家。這種涵蓋面與氣度，是單一的篆刻家或書畫家無法望其項背的。直至今日，還有許多藝術家無不想方設法與吳昌碩掛上宗譜，以他的門生之門生為榮耀，這就是一個藝術大師的“無邊法力”。
燈梅圖 吳昌碩
馬衡是一位金石學大師。他有《凡將齋印存》、《鍴廬印稿》表明他的印人身份，但世人並不以印人視馬衡。作為“中國金石學第一人”（郭沫若語），他在金石學的建立，石鼓文研究，青銅器研究，居延漢筆、新莽嘉量銘及衡器的研究，石經研究諸方面，功勳卓著，是一個有著純正風範的大學者。而他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又在抗戰期間主持聞名世界的故宮文物大遷移，都是皇皇偉業，不世之功。由是，作為一個文化名人與學術泰斗，馬衡的篆刻幾乎成了陪襯。王禔敦請馬衡出任社長，而不以自己的篆刻造詣為尊，顯然其中有一個重視學術的選擇在。
暇日累年聯 馬衡
張宗祥在印學方面，有《張宗祥印選》、《張宗祥藏印選》，表明他於印學不是外行，但他的成就顯然不止乎此。作為早期西泠印社社員，他積極參與過西泠印社雅集活動，但作為京師圖書館主任、浙江圖書館館長，他的目錄版本校勘之學功力極深，特別是為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補抄，各種古籍如《國榷》、《越絕書》、《洛陽伽藍記》、《神農本草經》、《論衡》的抄補，《明文海》的校補，乃至以畢生所抄稀世善本、孤本2000 卷捐贈浙江圖書館，皆可說是在文化界搶救遺存的大事。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著名學者身份，他才會在1956年向浙江省人大提交議案，建議恢復西泠印社活動而立即獲得來自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從而為西泠印社後50年立下了奠基之功。
書舊作一首 張宗祥
沙孟海是一位藝術大師，在篆刻創作方面，有《蘭沙館印式》，在印學理論方面，有《沙邨印話》、《印學概論》、《印學形成的幾個階段》、《印學史》，都是皇皇鉅著，開風氣之先。在歷任社長中，他的篆刻成就僅次於吳昌碩而印學理論的系統性則勝之，明顯體現出篆刻作為兩人之間的“主業”與“專業”的不同姿態。沙孟海同時是一位在文物考古學術研究方面極具開創性的大學者，比如任浙江省文物考古學會名譽會長，在浙江大學教授古器物學。他對從書法到文學再到更廣泛的文化領域均有較大的貢獻。作為書法大師，他是當代公認的泰斗；作為文化名人，他又與百年間的許多泰斗大師級人物互相唱酬，從康有為、吳昌碩到郭沫若，以及當時的政要如陳布雷、張道藩、朱家驊等。當下學術界看沙孟海，是既把他看作藝術大師又把他看作是近現代文化名人，以及歷史人物。這樣的複合身份與形象，一個單一的書法篆刻家很難擁有。
西泠四家印譜跋 沙孟海
趙樸初雖不以篆刻聞於世，但他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又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先天地具有文化名人的優勢。而他以一手書法馳名於當代，又讓人見識到他的“內行”的精湛造詣，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認同。正是在這樣的高度上，他才有可能鼎力去完成西泠印社幾代人的夢想：建立有史以來第一個中國印學博物館。對於“國”字號的專業博物館而言，除了要在國家行政機構上層擁有良好的“認知”之外，還要有極具厚度的專業定位與足夠的財力支撐，這些都離不開趙樸初崇高的地位和所具有的影響力。可以想象：倘若不是西泠印社這樣的百年名社，趙樸初不會屈尊來當社長，而沒有他的登高一呼，就不會有中國印學博物館。印學社團多矣，書畫詩文社團多矣，有哪一家是擁有一個國家級博物館的？
西泠印社創立九十週年獻詞 趙樸初
啟功先生是書法家的領袖，是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但他更是一位學者，是中央文史館館長、國家文物鑑定小組組長。他著述《詩文聲律論稿》、《古代字體論稿》，校注《紅樓夢》，以及在書畫鑑定方面大量的研究論文，足可奠定他在中國書畫、文學方面的大學者地位。以他這樣的身份與威望，應該是足可以使印學研究與篆刻創作在文化上提高一個層次的。面向新的百年，啟功先生出任社長，表明了西泠印社在中國文化界的“存在”，而不僅僅是限於印學界自身的存在。
竹石圖 啟功
綜上所述，倘以印社的主業“篆刻”（印學）論，則歷任社長中以吳昌碩成就為最，沙孟海繼其後，馬衡、張宗祥隨之；但若論印社希望將篆刻與印學引向大文化層面，則馬衡、張宗祥、趙樸初、啟功先生的作用並非常人可以取代。因為正是他們的存在，才使政界、學界以及廣義上的文化界諸多人士開始把視線聚焦到西泠印社，開始關注西泠印社。如果只是幾位造詣精深的書法篆刻家（還有畫家）自己在一起孤芳自賞，本來不需要如此做，選個篆刻家丁仁或王禔當社長足矣。但正是因為從創社四君子開始到歷代印社中堅們都認為，西泠印社應該具有文化意義，選社長應該體現出文化高度，於是才有這六位社長產生的可能性。以此視西泠印社之不同於一般印社的自我定位，或以此視西泠印社能持續百年不衰的“秘訣”，則定位於文化──以印學為“技”，以文化為“道”，追求以印學為出發點而介入社會大文化，亦即是“技進乎道”，不亦可乎？
（本文選自《西泠印社百年圖史》，2003 年10 月西泠印社出版發行）
播芳六合 饒宗頤（2012 年6 月29日，饒宗頤社長親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在柏堂揮毫寫下“播芳六合”四個大字，成為繼第四任社長沙孟海之後，20 年來首位親臨孤山社址的西泠印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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