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泠印社创社之初，四位创社人丁仁、王禔、叶铭、吴隐苦心经营，认真擘画，从1904 年至1906 年之间，大致确定了西泠印社可能有的规模、格局与基本内涵。随后，四人齐心协力，内守外联，使印社的发展越来越走向繁荣昌盛。从印社初创到1913 年为止的十年，以丁仁或吴隐领衔，向杭州地方官绅呈文，如向杭州府知府、钱塘县知县，民国的杭县知事，乃至浙江的警察厅长、民政厅长……都曾有文字文献被保留下来，足见在西泠印社的创社过程中，四位创始人是虽无社长之名而有社长之实的。但一到推举名义时，四位却又都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出任西泠印社社长，而直到1913 年，才有推举吴昌硕出任社长一举，使印社终于有了社长。印社成立后过了十年才有社长，而在此十年中，四位创始人都有可能出长印社而都不肯居先，谦避逊让，其间的涵义值得我们深究。
西泠印社 吴昌硕
遍观西泠印社百年“社长”史，会发现印社在选社长时，工篆擅刻，只是一个初步的条件与前提，即使作为印坛名家，也只是作为被认同的前提，但不是目标。作为“同人”社团的前50 年，和作为政府接手、官办的印学团体的后50 年，虽然社员成分构成有极大变化，社会发展也有极大的观念变迁，但在“社长”定位方面，却有着非常有趣的“不约而同”──必须是文化名人、学术泰斗或艺术大师来出任西泠印社社长。这种“群体无意识”的选择，似乎代表了西泠印社内部百年来对自身定位、对社长形象定位的基本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外部社会各界对西泠印社社长形象的基本期望。
西泠印社迄今共有六位社长，他们是：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及健在的启功先生。让我们对这六位社长作一分析，以清其眉目。
拟张十三峰笔意 吴昌硕
吴昌硕是公认的艺术大师。作为西泠印社社长，他的篆刻开宗立派，立千年以来未有之雄强大气，在百年间还没有人能超越他在篆刻方面的顶峰地位。而在印学之外，他的书法与绘画，也皆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无法企及的高度。因此，他是一个书、画、印均首屈一指的巨匠。吴昌硕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成就，他更以开放的心态参与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等社团组织的活动，又积极推动与日本的书画篆刻交流，又以门生子弟遍布天下的号召力，使他不仅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还是一个观念超前的改革家。这种涵盖面与气度，是单一的篆刻家或书画家无法望其项背的。直至今日，还有许多艺术家无不想方设法与吴昌硕挂上宗谱，以他的门生之门生为荣耀，这就是一个艺术大师的“无边法力”。
灯梅图 吴昌硕
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大师。他有《凡将斋印存》、《鍴庐印稿》表明他的印人身份，但世人并不以印人视马衡。作为“中国金石学第一人”（郭沫若语），他在金石学的建立，石鼓文研究，青铜器研究，居延汉笔、新莽嘉量铭及衡器的研究，石经研究诸方面，功勋卓著，是一个有着纯正风范的大学者。而他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又在抗战期间主持闻名世界的故宫文物大迁移，都是皇皇伟业，不世之功。由是，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与学术泰斗，马衡的篆刻几乎成了陪衬。王禔敦请马衡出任社长，而不以自己的篆刻造诣为尊，显然其中有一个重视学术的选择在。
暇日累年联 马衡
张宗祥在印学方面，有《张宗祥印选》、《张宗祥藏印选》，表明他于印学不是外行，但他的成就显然不止乎此。作为早期西泠印社社员，他积极参与过西泠印社雅集活动，但作为京师图书馆主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他的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功力极深，特别是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各种古籍如《国榷》、《越绝书》、《洛阳伽蓝记》、《神农本草经》、《论衡》的抄补，《明文海》的校补，乃至以毕生所抄稀世善本、孤本2000 卷捐赠浙江图书馆，皆可说是在文化界抢救遗存的大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著名学者身份，他才会在1956年向浙江省人大提交议案，建议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而立即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从而为西泠印社后50年立下了奠基之功。
书旧作一首 张宗祥
沙孟海是一位艺术大师，在篆刻创作方面，有《兰沙馆印式》，在印学理论方面，有《沙邨印话》、《印学概论》、《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印学史》，都是皇皇巨著，开风气之先。在历任社长中，他的篆刻成就仅次于吴昌硕而印学理论的系统性则胜之，明显体现出篆刻作为两人之间的“主业”与“专业”的不同姿态。沙孟海同时是一位在文物考古学术研究方面极具开创性的大学者，比如任浙江省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在浙江大学教授古器物学。他对从书法到文学再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均有较大的贡献。作为书法大师，他是当代公认的泰斗；作为文化名人，他又与百年间的许多泰斗大师级人物互相唱酬，从康有为、吴昌硕到郭沫若，以及当时的政要如陈布雷、张道藩、朱家骅等。当下学术界看沙孟海，是既把他看作艺术大师又把他看作是近现代文化名人，以及历史人物。这样的复合身份与形象，一个单一的书法篆刻家很难拥有。
西泠四家印谱跋 沙孟海
赵朴初虽不以篆刻闻于世，但他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又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先天地具有文化名人的优势。而他以一手书法驰名于当代，又让人见识到他的“内行”的精湛造诣，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他才有可能鼎力去完成西泠印社几代人的梦想：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印学博物馆。对于“国”字号的专业博物馆而言，除了要在国家行政机构上层拥有良好的“认知”之外，还要有极具厚度的专业定位与足够的财力支撑，这些都离不开赵朴初崇高的地位和所具有的影响力。可以想象：倘若不是西泠印社这样的百年名社，赵朴初不会屈尊来当社长，而没有他的登高一呼，就不会有中国印学博物馆。印学社团多矣，书画诗文社团多矣，有哪一家是拥有一个国家级博物馆的？
西泠印社创立九十周年献词 赵朴初
启功先生是书法家的领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但他更是一位学者，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小组组长。他著述《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校注《红楼梦》，以及在书画鉴定方面大量的研究论文，足可奠定他在中国书画、文学方面的大学者地位。以他这样的身份与威望，应该是足可以使印学研究与篆刻创作在文化上提高一个层次的。面向新的百年，启功先生出任社长，表明了西泠印社在中国文化界的“存在”，而不仅仅是限于印学界自身的存在。
竹石图 启功
综上所述，倘以印社的主业“篆刻”（印学）论，则历任社长中以吴昌硕成就为最，沙孟海继其后，马衡、张宗祥随之；但若论印社希望将篆刻与印学引向大文化层面，则马衡、张宗祥、赵朴初、启功先生的作用并非常人可以取代。因为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政界、学界以及广义上的文化界诸多人士开始把视线聚焦到西泠印社，开始关注西泠印社。如果只是几位造诣精深的书法篆刻家（还有画家）自己在一起孤芳自赏，本来不需要如此做，选个篆刻家丁仁或王禔当社长足矣。但正是因为从创社四君子开始到历代印社中坚们都认为，西泠印社应该具有文化意义，选社长应该体现出文化高度，于是才有这六位社长产生的可能性。以此视西泠印社之不同于一般印社的自我定位，或以此视西泠印社能持续百年不衰的“秘诀”，则定位于文化──以印学为“技”，以文化为“道”，追求以印学为出发点而介入社会大文化，亦即是“技进乎道”，不亦可乎？
（本文选自《西泠印社百年图史》，2003 年10 月西泠印社出版发行）
播芳六合 饶宗颐（2012 年6 月29日，饶宗颐社长亲临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在柏堂挥毫写下“播芳六合”四个大字，成为继第四任社长沙孟海之后，20 年来首位亲临孤山社址的西泠印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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