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二里頭2號宮殿基址發掘現場
發現二里頭
“繼續蒐集史料。上午9點到北京飯店聽陳毅副總理作報告。決定14日啟程往河南。”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在日記中記下這天的活動，也終於定下了前往河南的日期。
此番前往河南考察，這位71歲的老人要進行的是一項聽起來頗不可思議的任務——找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朝留下的都城遺址，即“夏墟”。日後就此事所寫的報告中，他開宗明義寫出緣起：“據古代傳說，商代以前有一個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還是一個空白點，這豈是應該有的現象？”盤古開天，若干時間後出現聖人堯、舜、禹接連禪讓，直到禹的兒子啟直接繼承父位，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就此開始，直到為商人所滅。這是中國古史的標準敘述，只不過，誰也沒有“見過”史書以外任何夏朝存在的證據。
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徐旭生
今年已經80歲的蘇愷之仍然記得1941年自己第一次見到徐旭生時的印象，那時他才4歲。“母親帶著我去昆明找父親，剛住下，一位老者就來探望，帶我們觀光，他慈愛地讓我躺在山坡上滿是黃色松枝的地面上休息。”這是從小在北平長大的蘇愷之第一次躺在戶外睡著，也是第一次見到蓄著長鬚的老者，這個奇特的場景深深刻在了他的腦海中。後來，蘇愷之慢慢長大，而“徐老伯”總是同樣的形象，留著長長的鬍鬚，穿長袍馬褂，說起話來常是四個字四個字的，他也始終是父親蘇秉琦最敬重的人。
經晚清、民國、共和國三代的徐旭生，是位傳統知識分子，同時也是中國第一代考古學者，建國後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與夏鼐、陳夢家等人同為創所之初的數位研究員之一。1959年他去尋找“夏墟”的行動，對這兩個身份而言都不尋常——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皓首窮經，在書齋裡度過一生，不會通過野外考察去解決歷史問題；現代考古學雖強調田野工作，但重大考古發現多出自偶然，按照古書中的線索制定路線圖，有計劃地尋找一個“失落”了數千年的王朝並有所獲，絕少先例。他能如願以償嗎？
徐旭生全家福，左一為女兒王忱，右一為兒子徐桂倫
通讀這幾年的日記，凡在北京期間，徐旭生甚少抒發感想，無論是考古學界或社會中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都只是寥寥記上一筆：“下午到復興門外公安學院禮堂聽周總理及彭真同志廬山會議報告錄音”（1959.9.2），“往參觀定陵的地下宮殿”（1959.9.22），不加評論。而在河南考察期間，日記則頗為詳盡，對沿途遇到的風物、各色人等多有記敘，因發現文物時而失望時而驚喜的心情也原樣照錄，偶爾還抒發一二句感慨。這或許說明此次考察徐旭生期盼已久，心情也相對愉悅。
循著古代記載尋找未曾顯現的文明，很像探險故事，但徐旭生和助手們實際的調查過程要平淡得多。電影裡西方探險家們在中美洲的層層密林中深入，撥雲見日間一座數千年未有人跡的瑪雅金字塔赫然聳立於眼前的類似場景，絕不可能發生。洛陽一帶人口稠密，地形也以平原為主，不會存有他人尚未發現的地面上的古代遺存，更何況中國傳統的土木結構建築在未經修繕的情況下根本無法長期保存。徐旭生5月10日在禹縣調查時，也曾前往一座傳說是“禹王鎖蛟”的石塔參觀，不過沒有嚴肅對待，只當作工作以外的休閒調劑而已，“此物不問即知其非甚古，但似有藝術上的價值，所以我們也想看一看”。“夏跡”的顯現，不可能容易至此。
徐旭生所做的，更像破案。他要發現的遺蹟，深埋在地下。夏人數千年前生活過又遺棄了的城市，如果就在附近的話，會被侵蝕、沉積等自然作用埋入地下，形成包含有當時物質遺存的地層（strata）。地面上可見的蛛絲馬跡，提示了這“看不見”的遺蹟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因各種原因浮出地表的古代陶器碎片。古人的諸遺物中，服飾等無法保存，青銅器、玉器數量太少，不腐、易得而又能提示年代信息的陶器，是考古學家最倚重的“指南針”。“陶片”，也就成了徐旭生日記中出現最多的關鍵詞。
5月中旬，考察一月有餘，徐旭生已頗有所得。通過地面踏查、向當地文物部門和老鄉徵詢陶片等物的出土情況並進行試掘，他們已經圈定了10餘個可能與夏人活動有關的遺址地點。返回洛陽途中，他們決定“節外生枝”去調查一處商代遺址。
多種文獻中都記載，商代的第一個王都，商湯的“西亳”，就在洛陽以東的偃師。徐旭生自敘：“在此調查前頗疑西亳的說法。但因為它是漢人的舊說，未敢抹殺。又由於乾隆《偃師志》對於地點指得很清楚，所以想此次順路調查它是否確實。”於是5月15日晚7時左右，他們“順路”來到了偃師。第二天一早，大家出發“尋古亳遺址”。從高莊出發，日記載：“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見古代陶片。過洛河南，漸見陶片。至二里頭村飲水。”
就這樣，“二里頭”第一次被徐旭生記在日記中——一個註定載入中國考古學史的名字出現了。
斯文·赫定贈給徐旭生的書，二人在西北考察團中結下了友誼
一代王都
今日要前往二里頭村，從各大城市乘高鐵抵達洛陽龍門站後，再有一個小時左右車程即可到達——如果二里頭考古隊技師王宏章前去接你，車程只需40分鐘。村裡的景象和大多數的河南農村沒什麼區別，一眼望去是遼闊的麥田，洛河從村北穿過，民居聚集在不大的一塊地內，有5000左右的人口。白天可以看到許多坐在家門口閒聊的村民，晚上還有露天電影放映這類城市裡幾乎絕跡的活動。逢“四”的日子，村裡辦集市，格外熱鬧。
不過，這個村子常迎來陌生的訪客，學者、領導或其他慕名而來的人，他們的車總是直奔村頭廣場上那個獨立的院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駐地。
雖然村民很少有機會走進這座院子，但他們對院子裡的人並不陌生。和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一起走在村裡，不時有村民和他打招呼：“許博士，回來了？”許宏說，這樣的打招呼每每讓他高興：“他們不是說：‘來了？’而是說：‘回來了？’這就是我另一個家。”從1999年出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至今，許宏已在二里頭工作了近20年。而在他之前，已有過兩任隊長，都分別任職20年。
1959年5月16日，徐旭生和助手們在偃師尋找“亳”都的過程中來到了二里頭村。他們到此並不只是為了“飲水”，而是當地文物部門的一位高姓幹部請他們前來查看。“大躍進”中，村裡人響應號召挖魚塘，“五類分子”也在此勞動改造，卻挖出了大量陶片。這位幹部聞訊趕來，暫停了挖水塘的行為，正巧趕上徐旭生等人前來查訪。
徐旭生在二里頭村停留了一個下午，午飯後考察，晚8時半即回到寓中，第二天一早按計劃返回了洛陽。這天晚上記下的日記裡他並沒有急於對二里頭的情況做出判斷，但記下了兩個關鍵點：出土的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極多”；村民說可以挖到陶片的範圍很大，“南北約三里許，東西更寬”。他已然意識到此處的非同尋常。日記的結尾，他饒有興致地記述了回程時遇到的大雨，土地全變成了泥地，要“脫鞋赤腳踏泥前行”，而心境，“遂覺無限遼遠！”
考察結束後，徐旭生寫出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對告成、二里頭等遺址的重要性做了強調。徐旭生的調查結果引起學術界極大注意，當年秋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就和河南省文物工作隊試掘了二里頭遺址，其後發掘工作由前者獨立承擔。從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考古所的趙芝荃，時任洛陽發掘隊隊長，被安排主持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成為二里頭考古隊首任隊長。
這裡也吸引了同行的關注，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的鄒衡、李伯謙二人帶領同學來此參觀或實習挖掘。趙芝荃熱情接待了來自母校的他們。而日後，這二人都將在夏文化探索和二里頭研究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許宏介紹：“第一代二里頭考古工作者最重要的成績之一，是明確了二里頭是一處都邑遺址，而絕非普通的聚落，這一點已經沒有爭議。”換句話說，這個今天看起來毫不起眼的河南農村，是3000多年前整個東亞文明最發達的大都會。這一結論有多項考古學證據支持。
1960年，二里頭考古工作開始第二年，就發現並且試掘了稱為“1號宮殿”的基址。“宮殿只是對大型建築的一種稱呼，至於用途則眾說紛紜，可能是政治的，也就是‘朝廷’，也可能是宗教的，即‘宗廟’，但毫無疑問是當時的統治階層使用的重要建築。”許宏解釋。
這座宮殿的位置就在二里頭遺址的中心區。不過今天看去，只是一片麥田，遺存是位於地表以下的。一旦發掘工作結束，會將挖出來的土回填，上面繼續耕種，這是對遺蹟的保護。據發掘時獲得的考古學信息可知，主殿的面積達900平方米，主殿前是一個寬闊的庭院，另有其他建築若干，整體被長、寬各約百米的圍牆環繞，面積約為一個半國際標準足球場。“如此大體量而且結構複雜嚴謹的建築，這是第一次出現在東亞大陸上。”許宏說。
趙芝荃日後所寫的回憶中，對1號宮殿的發掘相當艱辛。剛開始發掘時，要一手鏟一手鏟地取土，還要“土中找土”，發現、分析土層中的夯土、柱子洞、木骨柱牆，“這些遺存在土中埋藏疊壓了3000多年，要全部恢復它的本來面貌，談何容易”。對一個面積超過標準足球場的區域進行如此精雕細刻的發掘，工作量可想而知。1961年～1964年間對1號宮殿發掘6次，1972年～1975年間繼續發掘5次，持續10餘年之久。趙芝荃任內，又繼而發現併發掘了2號宮殿的基址，其規模略小但形制近似。3號、4號等更多的宮殿基址也在日後被陸續發現。
蘇秉琦長子蘇愷之。他說，徐旭生是蘇秉琦考古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
這些建築遺存，是二里頭為一都邑的有力證據。試想如果今天的中國被埋入地下，若干年後有其他文明的人來考古，即便他們不知道哪裡是首都，但若在北京發掘出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建築，與其他城市中心廣場規模一作對比，一目瞭然。而昔日二里頭的宏偉建築與同時期其他遺址的“茅草屋”對比更強烈得多。許宏的書中引述過學者的測算，僅1號宮殿建造時平整地基、夯土填實一項，就需要1000個勞動力工作200天才能完成。“建築的格局、規模，都顯示出王都中樞所特有的氣質，宮室建築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著政治和宗教權力的高度集中。”
在二里頭出土的許多青銅器、玉器等，也遠超同一時期其他遺址的複雜程度，如東亞大陸最早的用作禮器的青銅器組合，就在二里頭遺址出土。諸種證據互相印證，二里頭就是當時的王朝都城無疑。二里頭遺址逐漸顯示出超過人們預期的重要性。1964年，76歲高齡的徐旭生又親自返回二里頭，指導發掘數月之久。
二里頭是一代王都無疑了，那麼是誰的都城？是徐旭生順路去找的商代“亳”都，還是他最初所尋的“夏墟”？這個問題一時還不好回答。或許更首要的問題是，夏代的傳說已經存在了3000多年，為何直到20世紀才有人去尋找“夏墟”？
瑞典官方頒給徐旭生的“古斯塔夫三世勳章”，以表彰其在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的貢獻
疑古運動
這一下給學生們以極大的震動。因為如此一來，中國所謂五千年的文明史豈不是被截去了一半！從黃帝算起，中華文明才能有五千年，此說早已有之，民國時孫中山以官方形式進行了確認，並深入人心至今。但中國的歷代文獻中，只有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之後才有確切紀年，並有出土青銅器銘文等相確證，三皇五帝及夏商的事蹟、紀年則相當模糊，眾說紛紜。胡適的根據即在此。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引他走上考古學道路的正是徐旭生
“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做下如此記述的學生，名叫顧頡剛，他日後將和老師胡適一起，對中國的古史做一番更猛烈的清算。不同於其他學生的不滿情緒，顧頡剛很快就被吸引，認為胡適的講法“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隱約的想法早已在他腦中。
7年前，19歲的顧頡剛考入北京大學的預科，從家鄉蘇州來到北京。當時的他處在迷茫之中。在蘇州上中學時，因一度受徐錫麟等人慷慨犧牲的打動，顧頡剛加入社會黨，醉心於建設“無政府、無家庭、無金錢”的最高境界之社會。可在政黨中忙活一年半，天天忙黨務到半夜，又忽然意識到，他的“同志”們無非是一些“嘍囉小卒”，於是便脫黨了。初到北京，他自敘心境：“在熱心黨會的時候，早把書籍的嗜好拋棄了。這時又把黨會拋棄之後，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虛。”
空虛中的他尋得了另一項事業。在南方時，從私塾到小學、中學都在一起的同學葉聖陶總拉他一起看戲劇，他也頗有興致，此刻來到北京，這項愛好復活了。“得居戲劇淵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於是我變成了一個‘戲迷’了！”和做其他事情一樣，不做則已，一做則是狂熱般地投入。他每天下午都要去聽戲，和課程衝突時便翹課去。“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在看戲中度完了兩年“荒唐的生活”。若干年後回憶過往，他卻說：“萬想不到我竟會在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學問上的收穫。”正是那一注意外而來的收穫，讓他很快接受了胡適“大逆不道”的史觀。
不同於別人看戲有所偏好，顧頡剛對同一出戏，不同的腔調、不同的班子都要去聽上一遍，這樣就讓他對故事的生成、改變有了最直觀的認識。譬如他發現，“薛仁貴”和“薛平貴”是兩個姓名與事蹟都極相像的人，“仁貴”見於史書的記載，但故事稍顯平淡，而直從叫花子做到皇帝的“平貴”其實是在前者經歷基礎上編出來替其“彌補遺憾”的。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顧頡剛由此“忽然認識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會得變遷的”。那麼歷史又為什麼不可能是如此呢？舜的歷經艱辛最終受禪讓成為皇帝不正和薛平貴是類似的嗎？這樣的想法一旦產生，便一發不可收拾。
1920年，顧頡剛畢業，胡適留他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同時任自己的助手，二人從此開始了密切的合作。當初顧頡剛上胡適的課大受啟發，拉來室友傅斯年一同聽課，傅斯年聽了幾講，評價這位新老師：“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正印了傅斯年這句話，胡適負責的是“指路”，對一本本古書“讀書”“辨書”的則是顧頡剛，因他有一投入即狂熱的性格，“古史辨”運動真正聲勢浩大地開始了。
“疑古”思潮雖由胡、顧二人推向高潮，但在此之前，清代學者對古書的辨偽乃至日本學者對中國古史的懷疑，都為此做了鋪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介紹：“清代學者的求是精神、清末以來的西學東漸、章太炎和康有為的經今古文學的再次交鋒以及以陳獨秀和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這一切風雲際會，顧頡剛或受其影響，或身在其中，這就是他所面臨的時勢。”
1923年，顧頡剛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論點。他以對大量文獻的分析為基礎，尖銳指出“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代的人只談論過禹，孔子至多提及堯、舜，到戰國開始說黃帝、神農，到漢代才出現盤古。也就是說，中國曆代知識分子視為道統所在的“三皇五帝”“堯舜禹夏商周”，不過是後世一點一點向前編出來的傳說故事罷了。
這樣的觀點一出，無異於在文化界引爆了一顆炸彈。向來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人無需宗教的信仰，是因用了歷史信仰代替，對歷史的信念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此釜底抽薪的古史大掃蕩，自然招來激烈反對。
魯迅的小說《理水》中有這樣一段：“‘這，這，些，些都是廢話。’又一個學者吃吃地說，立刻把鼻尖漲得通紅，‘你們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嗎？’”這個“學者”正是諷刺顧頡剛，口吃與酒糟鼻是他的生理特點，而“大禹是條蟲”是魯迅對顧頡剛觀點的戲諷式總結。雖然魯迅與顧頡剛之間有個人恩怨，不過一向主張批判傳統的魯迅，也不惜取笑顧頡剛的疑古。其他的場合裡，魯迅確實也說“他（指顧頡剛）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得沒有”。可想而知，其他立場傳統的學者會對他展開怎樣猛烈的炮火。“妄人”與“神經病”，是別人對顧頡剛的兩個稱呼。
反對者中也有願意認真與之辯論的，有一位顧頡剛在北大的同事，如此寫道：“當時史學界的普通意見似有利於顧氏，可是我個人雖對他的工作有較高的評價，卻絕以為他走得太遠，又復失真，所以頗不以他的結論為是。”這種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他們並不完全否定顧頡剛的疑古工作，但對於其矯枉過正、用藥過猛則頗有微詞。古書雖不可盡信，但也未必都是空穴來風或故意造假，只要有一點矛盾就全盤否定，以致“對於夏啟以前的歷史一筆勾銷，更進一步對於夏朝不多幾件的歷史，也想出來可以把它們說作東漢人偽造的說法”，是他們不能接受的。
而寫下上面這段話的，正是日後尋找“夏墟”的徐旭生。1919年，徐旭生結束了在法國巴黎大學6年的留學後回國，後受聘於北京大學哲學系講授西洋哲學史。20年代時，他還既非考古學家，也非歷史學家，但和那個年代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有著關注歷史問題的普遍情懷。古代文獻固不可盡信，但用“東漢人偽造”的疑法一筆抹殺似也不可取。私下裡，徐旭生曾分別對胡適和顧頡剛做過“膚淺”與“好大喜功”的評價。不過，要用怎樣的方法，和顧頡剛開展這場辯論呢？
二里頭考古隊首任隊長趙芝荃
半路出家的考古學家
恰在疑古思潮的同時，現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1926年，被稱作“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了發掘，這是中國學者獨立進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古活動。而此前的1921年，已有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國做考古發掘，他根據所發掘的仰韶文化的彩陶與中亞的彩陶紋飾相似，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自西傳入的假說，也就是著名的“中國文明西來說”，同樣引發軒然大波。
當時的中國，有人疑古，有人反對疑古，有人以“中國文明西來”為榮，也有人以之為恥。而無論立場如何，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與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發祥地不同，中國考古學在誕生之初就以本國而非西方學者為主力，“挖自己的祖先”和“挖別人的祖先”之間的巨大差別更是讓尋根問祖乃至重建古史成為中國考古學在誕生之初的核心動機。後世很多研究者認為，李濟雖然自哈佛大學博士畢業，一向主張考古的“科學至上主義”，但1926年之所以把意義重大的“中國考古學第一鏟”放在山西，與那裡是傳說中的夏王朝活動的中心區不無關係。也正是在當時歷史的各種機遇下，很多人參與到了考古學的事業中。
採訪徐旭生的子女——今年已經89歲的王忱和87歲的徐桂倫時，他們拿出了家中保存的一枚珍貴勳章，綠色綬帶、白色寶石，經數十年仍光可鑑人。這是“古斯塔夫三世勳章”，由瑞典官方授予徐旭生，表彰其在1927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時所做的貢獻。正是那一次西北考察的經歷，讓徐旭生完成了從哲學家到考古學家的轉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告訴本刊：“徐旭生先生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家。不過在考古學剛發展的階段，大多數人都是半路出家，西方最初也是如此。”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第四次來中國探險，此前對樓蘭古城的發現已經讓他成為著名的探險家。這次他計劃從北京出發，經內蒙古、新疆開展一次包括氣象、地質、考古在內的科學考察活動。赫定原本組織的是外國考察團，後迫於輿論壓力，臨時決定組成了中瑞科學考察團，並增設中方團長一名。
可問題是，誰來擔任中方團長呢？1927年4月26日新的協約簽訂，而5月9日科考隊大隊人馬就將按計劃從北京乘火車前往包頭。
“今天看起來團長很光榮，當時沒有人願意去的。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就不願走出書齋，又是去戈壁、沙漠，拋下妻兒一去數年，甚至可能生死未卜。”徐旭生的女兒王忱說。因為建國前就到解放區去參加革命，王忱為了不連累家人，從姓徐改成了姓王。中方團長還不是誰都能做，須具備諸多苛刻的條件：能與外國團員溝通、年富力強、有威望。從法國留學歸來，時年39歲正擔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哲學系教授的徐旭生成了不二人選。1927年的時候，王忱的姐姐、哥哥已經出生，分別4歲、1歲，但徐旭生還是毅然前往。“當時母親不願他去，劉半農特意來家裡勸說，表示願意提供經濟上的幫助，讓她千萬別拖父親的後腿，因為此事對中國學界意義重大。”
起初，赫定對這位哲學家團長不以為然，預計他“到包頭就要返回”。然而沙漠中兩年同甘共苦，徐旭生淵博的學識、傑出的領導力和堅毅性格徹底改變了他的印象，二人結下了偉大的友誼。徐旭生獲頒瑞典勳章，正是由赫定提議促成的，王忱、徐桂倫也至今保留著赫定送給父親的書籍等物。至於這次考察的具體經過，是另一個精彩的故事，其中的驚險、動人，可與想象力最豐富的傳奇小說相匹敵。
而赫定給徐旭生的影響，甚至更大。外國科學家們野外工作的方法和精神對他震動很大，一系列重大發現，如佐證了大陸漂移學說的恐龍化石、居延漢簡等的出土，也讓他真正切身意識到，有些關於過去的知識，是書本里得不來的。大漠之中，他做了一首詩，結尾兩句由衷感慨：“男兒生當東西南北遊，安能株守田園老！”
徐旭生西行考察的同時，1928年中國政府組織開展了對河南安陽殷墟的大規模發掘工作。大量的發掘成果以及對甲骨文的釋讀，證明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中商代晚期王系準確，商代晚期就此成為無可爭議的信史，而這曾是胡適數年前的中國哲學史課程所拋棄的時期。疑古派打破的歷史，似乎有了通過考古學再重建起來的可能。此後在徐旭生引領下走上考古學之路併成為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蘇秉琦，言簡意賅地概括了許多中國學者對考古的理解：“（中國）考古學的目標很明確：為了修國史。”
怎樣評價殷墟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重要性也不為過，美籍華裔考古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就曾寫道：“假設中國集中人力連續數年發掘的第一個遺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比如半坡、姜寨或者廟底溝，培養出來的一代專家，不在歷史學而是在史前學的領域內，很可能中國考古學會走到另一條路上去……就如西方的那樣。”但是中國的考古學沒有走到那條路上去。乘勝追擊，將夏代的考古學證據也找到，使夏代也成為信史，成為中國考古學家“心中拂之不去的夢”。親自完成殷墟甲骨文釋讀的王國維本人就由衷感慨：“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
1929年，徐旭生西行考察歸來，很快出任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校長。不過他此時的心思已不在此了。兩年後他即辭去校長職務，加入國立北平研究院，任研究員、史學研究所考古組組長，自此成為專門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考古學將成為他與顧頡剛“辯論”的工具。這實際也是顧頡剛本人的呼喚，在《夏史三論》的前論中，顧頡剛如此寫道：“好在夏代都邑在傳說中不在少數，奉勸諸君，還是到這些遺址中做發掘的工作，檢出真實的證據給我們罷！”
趙芝荃的乾兒子周延，二人結識於趙芝荃在二里頭工作期間。現在周延業餘擔任洛陽博物館志願者
“夏墟”調查：延伸的辯論
1943年，徐旭生出版了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書名指明瞭其一生追尋所在。在他看來，上古史是一出“三幕劇”：第一幕，“史前史”；第二幕，“傳說時代”；第三幕，“歷史時期”。徐旭生最感興趣的，便是中間這一段“頗渺茫、多矛盾”，但又“並不是向壁虛造的”一段時期。在他的定義中，“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為殷墟時期以前的約1000年，夏朝正是其中關鍵一環。
採訪過程中，不止一位學者認為，和李濟、梁思永、夏鼐等人比起來，徐旭生其實難以被稱作真正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或許是更合適的稱呼。徐旭生一生新、舊，中、西，文獻、考古糅雜，但或許也正因此他才完成了純粹的考古學家反倒不易實現的工作——以文獻為指引，找到探索夏文化的關鍵性遺蹟。蘇愷之還能回憶起小時候，正值抗戰，國立北平研究院的學者們都一起住在昆明，院子裡的兩個人給他以鮮明的對比，一位是永遠西裝革履的嚴濟慈，一位是永遠長袍馬褂的徐旭生。而當流利的法語從後者嘴裡說出，這混雜乃至矛盾的形象隱喻出他在學術上的特色。
1959年，當被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打斷了許久的考古工作有條件繼續，文獻上的準備也已充分時，徐旭生開始“檢出真實的證據”的工作了。“一般認為，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對豫西‘夏墟’的考察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夏文化考古。對他自己而言，這是20年代就與‘疑古學派’開始的辯論的延伸。”孫慶偉說。
幫助徐旭生找到二里頭和其他若干“夏墟”的，絕非某一部或某幾部具體的文獻，倘若存在這樣清楚簡明的“藏寶圖”，前人早就完成此工作了。他所依靠的，是一整套文獻系統及個人的判斷。中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徐旭生認為：未經系統化的材料比綜合材料價值更高；史料價值之間具有等級關係，第一等如金文和《詩經》《左傳》等先秦文獻，第二等如《尚書》三篇，第三等如漢代新綜合材料《世經》等，如無特殊理由，低等級的史料不能用來非議高等級的史料。
有了以上的原則，徐旭生梳理了歷代文獻，從先秦典籍中得到關於夏代地名的史料80餘條，西漢人書中30餘條左右，去除重複、無關、字義多歧而無法利用的，又經分析，最終才得出結論，“夏墟”該去這兩個地方重點尋找：“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潁水谷的上游登封、禹縣地帶；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約自霍山以南）一帶。”概而言之，“豫西”與“晉南”。“二里頭是在豫西調查中發現的，但徐旭生先生生前並沒有完成他所設想的全部調查計劃，後來很多和夏文化相關遺址正是在延續徐先生調查計劃中發現的。”孫慶偉介紹。趙芝荃也因此將徐旭生稱作“夏文化探索的總設計師”。
只不過，對二里頭遺址的認識，徐旭生終其一生認為最大的可能是商代的第一個都城“亳”。雖然二里頭在“夏墟”的大框裡，但是諸種文獻都指出亳在偃師（二里頭距偃師縣僅9公里，今日二里頭村下轄於偃師市），夏、商在地理空間上本就是重疊的。而且當年對二里頭文化的考古學認識是屬於商代早期，所以此結論可謂順理成章。這一判斷，也主導學界數十年。
如今回憶起父親，徐桂倫和王忱都覺得，這個不苟言笑的老人身上有一股“傻”和“倔”的勁兒，正是這股勁兒使其令人感佩。建國後的一段時期，子女們經常和他爭論一些政治問題，60年代時徐桂倫按照官方的宣傳認為蘇聯已“一百八十度轉向復辟資本主義”，可徐旭生卻偏要自學俄語，讀《真理報》，得出自己的結論，“他說蘇共轉向大概四五十度”。
蘇愷之一直記著自己最後一次見到“徐老伯”時的情景。那是1967年，正值“文革”期間，父親蘇秉琦囑咐他去代為看望。80歲高齡而屢受衝擊的徐旭生已很難下床，但臨別前堅持讓蘇愷之攙扶自己來到書櫃前，從底層翻出了一個封存了30多年的牛皮紙袋子，讓他拿回家交給父親。袋子中裝的是1935年初蘇秉琦寫給徐旭生的工作彙報，內容是關於鬥雞臺附近的考察，那時蘇秉琦剛剛在徐旭生的引導下走進考古之門。這份手稿徐旭生一直保留著。蘇愷之回憶：“我把手稿拿回家，本來以為父親會很高興，徐老伯還留著他30多年前寫的東西呢！沒想到父親接過去之後，悲痛溢於言表，他意識到這是自己的恩師在向他做告別了。”
1971年，經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決定，顧頡剛主持進行“二十四史”點校工作。首要的任務是召集團隊，他第一個去找的精通文獻的專家，正是和他進行了幾十年古史辯論、做了一輩子“對手”但始終相互敬重的徐旭生。可當他找去，才得知徐旭生此時已經患上了嚴重的老年痴呆症，意識逐漸喪失。那段時候徐旭生的孫子徐十週在爺爺身旁照料，徐旭生卻不知道他是誰了。“他大概知道我是家裡的人，但已經說不清我到底是誰了。”5年以後，徐旭生去世，享年87歲。
而就在徐旭生去世的第二年，一場關於夏文化的大辯論展開了。人們對二里頭的認識，也才剛剛開始。
隊長許宏、副隊長趙海濤和高級技師王宏章（由左至右）在二里頭發掘現場
二里頭是夏還是商？
“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
1977年11月，“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掘會”上，來自北大的學者鄒衡提出了這樣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這次會議也因此載入了史冊。以鄒衡的發言為起點，人們對二里頭遺址、對夏文化的認識在不長的時間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觀點提出的過程，也極富戲劇性。
會議正是為探索夏文化而召開。時局開始解凍，“考古學的春天”就要到來，原本由河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動議，計劃20人左右參加的小範圍會議，因大家熱情高漲，最後變為由國家文物局召開，國內32家單位的110位學者出席。當眾人會聚後，鄒衡突然襲擊式地發表了“攪局發言”。會議的倒數第二天，他做了兩次共6個小時的長篇發言，認為王城崗並非屬於夏文化，而此前一向被大家主要認為是早商文化的二里頭，才是夏文化。這個他構思了多時的理論，鄒衡在發表之前一直保密，只是和前去參會的考古學界領袖夏鼐通過一次氣。
鄒衡自述，這次發言引發全會震動。“因為與會的先生們大都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的。”孫慶偉教授提醒道，雖然今天鄒衡已被冠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桂冠，但1977年時，他還只是位中青年學者，連正教授職稱都還沒有，其學術自信與勇氣可見一斑。
社科院考古所的諸多學者，包括趙芝荃等在內的二里頭遺址實際發掘者，當時就決定對鄒衡“組織反攻”，可因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一時準備不足。會後，圍繞二里頭的夏商歸屬和相關問題，爆發了曠日持久的論戰。這場論戰持續數十年至今日仍有餘波，至少有數百篇相關論文發表，被稱作“中國考古學史上的一道奇觀”。至於論戰的細節，極為複雜，大體上分為兩派，一派是“西亳說”，認為二里頭遺址的三、四期是商湯的都城“西亳”，所以二里頭文化的後一半都是商文化，持此說的主要集中在社科院考古所。另一派是“鄭亳說”，認為“亳”不在二里頭而在鄭州商城遺址，二里頭文化完全是夏文化，持此說的以鄒衡為代表，主要集中在北大。
作為當年論戰的參與者，回憶起當年情形，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長王巍頗為感慨：“那時候真是爭論得非常激烈，甚至爭論到師生反目、同室操戈。”另一位參與者，“西亳說”主將、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前主任杜金鵬則回憶，每一篇論戰論文發表之前，大家都要反覆考量、修改多次，“因為心裡很清楚，一旦你發出去，對方一派就會不遺餘力揪出你的每一處錯誤”。
且不論這場論辯的結果，首先要問的是，面對同一個遺址，不同的人為什麼會對其時期歸屬有不同的看法？現代考古學的科技手段可以測定出土文物的絕對年代，和王朝年表一對照，不是就能確定是夏還是商了嗎？所謂“二里頭一、二期是夏，三、四期是商”又是什麼意思？
“二里頭文化一共200多年，又被具體分為四個不同時期。分期的依據是陶器類型學，簡單說就是陶器的不同樣式，如同我們今天根據衣服的不同風格可以判斷時代。根據陶器出土的地層關係可以確認它們的早晚。”在二里頭考古隊的陶器陳列室，許宏向本刊介紹了二里頭文化的分期問題。陳列室裡，數百件出土陶器按時期排列，外行看上去彼此間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其實陶質、紋飾、器形等都有所不同。隊裡有經驗的技師，只要拿起一塊碎片，就能迅速判斷是幾期。對二里頭文化建立年代序列，是後續夏商認定討論的基礎。
從二里頭村通往宮殿區的生產路，徐旭生先生一行最有可能在這一帶確認了二里頭遺址
而所謂夏商認定，實際是兩套不同話語系統之間的“擬合”，一套是考古學的文化類型，按時間先後有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它們大多以核心遺址來命名，而遺址又通常以最初發現地命名，二里頭即是如此；另一套是古史框架下的說法，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這兩套話語確切的結合點，是殷墟文化對應晚商文化。再往前，由誰對誰，以及是否可對，學者各持己見，沒有定論。有人把二里頭整體對應到夏，有人對應到商，有人認為二里頭一、二期之間是夏商分界，有人認為是三、四期之間，也有人認為一期之內就分界……雖然整體上是兩大派，但其實詳細的不同對應方案有十餘種之多！二里頭這個關鍵遺址，究竟姓夏姓商，長久以來是夏文化探索中的核心問題。
而之所以不能通過技術手段一錘定音且一勞永逸地確定王朝歸屬，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測年技術和王朝年表精度都不夠。現代考古學主要使用碳十四測年技術，但是取樣不同和誤差校正方法不同會產生很大影響，而且隨著技術發展，測年結果在不斷變化中。許宏介紹了對二里頭遺址的測年結果：“上個世紀檢測的幾十個二里頭遺址的樣品的碳十四數據在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間，但近年的系列測年數據已壓縮到了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30年。總的趨勢是更短、更晚。”
至於王朝年表，爭議更多。因為年表的根據是歷史文獻，而談及夏朝年代的文獻模糊且多矛盾，不同學者看法差異很大。目前多引用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結果，夏朝紀年推定為約公元前2070年到約公元前1600年。王巍是當時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參與者，他向本刊強調，這個年表只是“推定”，是綜合多種說法的一個相對平衡的結論，而確切結果實際上是無法獲知的。西周王朝始年，也就是“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是向上推測夏代紀年的重要基準點，但是不同學者根據自己對歷史文獻和西周紀年的理解，這一事件發生的年份就有44種不同說法，最早與最晚的相差112年。再向上，商王朝存在時間從400多年到600多年的說法都有，夏王朝也有多種說法。可想而知，夏代紀年問題的誤差之大和分歧之多。實際上，正因為學者之間相持不下，夏商周斷代工程只出版了簡本結項報告，至今未正式出版“繁本”報告。
村民的菜地下就是二里頭都邑的中心區（蔡小川 攝）
測年與年表，各有上百年誤差，只能大概知道二里頭在晚夏早商的大範圍內，具體的認定還是要靠學者自己的判斷。不同的人會根據不同的考古學現象來認定王朝更替的標誌，比如建築的朝向、陶器的樣式、青銅器的有無。可有的東西在一、二期變化了，有的在三、四期變化了，還有學者持“夏商同源說”，認為兩個王朝文化同一，無本質區別。爭論難有結果。
徐旭生以尋“夏墟”的動機出發找到二里頭，卻以為是商代都城，此時鄒衡又提出這其實就是夏，又被群起而攻之。如此多次反轉，顯示了貫穿“尋找夏朝”過程中的一個核心困境：如果你找的是一個你從未見過甚至不能確定是否存在的東西，即使你找到了，又怎麼能知道它就是你要找的東西呢？反之亦然。對二里頭這一核心遺址的瞭解的不斷深入，與它的發現同樣重要。
要想認定二里頭的性質，除了分析二里頭遺址本身，還需綜合考慮其他相關遺址的情況。李零教授做了一個通俗的比喻：“有若干個蘿蔔，也有若干個坑，就看哪個蘿蔔放哪個坑了。”所謂“蘿蔔”，是指在與傳說中的夏、商王朝相符的時間、空間範圍內發現的若干遺址，如新砦、二里頭、鄭州、小雙橋、洹北等，所謂“坑”，是指文獻中有記載的夏、商都城，如夏禹都“陽城”、夏桀都“斟尋”、商湯都“亳”等。
蘿蔔與坑之間如何對應，學者們也都眾說紛紜，各有一套自己的“拼圖方案”，這與其學術背景有很大關係。商代的第一個都城“亳”，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坑”，參與發掘二里頭遺址的諸學者普遍認為二里頭是“亳”，對鄭州商城遺址研究更多的鄒衡認為鄭州商城是“亳”，或許能說明一定問題。所有遺址與都城之間的對應，也如考古學文化與古史時期上的對應一樣，都有不同意見。還是隻有那一個例外，即安陽殷墟遺址對應商代最後一個都城，甲骨文的證據使其確證而沒有爭議。
正當鄒衡提出“異說”，其他學者與其激烈爭論各自的“填坑”方案的時候，一個新的“蘿蔔”出現了。而這個“蘿蔔”，非常關鍵。
二里頭考古隊前的廣場上，除了地方政府豎立的各類標誌碑外，二里頭村也不失時機地立起了宣傳自己的村史碑
拼圖遊戲與共識達成
1983年3月份的一件事再次改寫了夏文化探索的進程。那時正在二里頭遺址發掘的杜金鵬回憶當時情景：“忽然有一天，我們得到消息說，（社科院考古所）漢魏洛陽故城隊正在偃師縣城的西面進行發掘，挖出的土堆得很高。由此，才知道了一條驚人的信息：漢魏洛陽故城隊在為配合洛陽首陽山電廠選址而進行的考古勘探中，發現一座掩埋於地下的古代城址！”
考古工作者很快發現，這座遺址不是一般的聚落，從其規模以及宮殿基址來看，同樣是一代王都！當年秋天，考古所所長夏鼐親自指派此前負責二里頭的趙芝荃為此遺址發掘隊長，重點發掘。
這個遺址後來被稱作偃師商城遺址。杜金鵬解釋：“偃師商城和二里頭捱得很近，但地理條件不一樣。偃師商城緊靠著邙山，歷年的山洪暴發把整個城都已經完全掩蓋了，遺址最深的地方在地表2米以下，最淺的也有半米，在地表是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的。如果不是後來建電廠，進行大規模鑽探，是不可能找到偃師商城的。但二里頭不一樣，耕土以下就是遺址，耕作的時候會把東西翻上來，因此徐旭生先生當初才能通過走訪調查發現陶片，然後判斷出遺址。”
徐旭生當初之所以認為二里頭是商湯的西亳，就在於文獻記載了“亳”在偃師，而二里頭村離偃師縣僅有幾公里遠，當時認為這幾公里可算作誤差不計。現在這座新發現的遺址，位置一點不差地正好位於偃師，文化類型上正晚於二里頭文化，但又早於商代中期……大家恍然意識到：好像這才是真正的“西亳”！
1996年，杜金鵬主持對偃師商城的發掘工作。通過發掘所獲得的考古地層學證據，發現偃師商城和二里頭在時間上是緊緊銜接在一起的，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正是二里頭都城行將被廢棄的時候。以上兩個結論合在一起，意味著什麼？
“夏都”被找出來了。不在新的地方，而在原來視而未見的地方——二里頭。因為如果偃師商城是商代第一個都城，那比偃師商城早一個時期的都城二里頭，自然是夏代最後一個都城。雖然在二里頭沒有任何新的發現，但人們卻通過另一個遺址的發現與研究改變了對二里頭的認識。正像拼圖遊戲中，每確定一塊新的位置，都可能改變原有的其他塊的位置。
二里頭和偃師商城，這兩個時間上前後緊接、地理上極為靠近的都城遺址，現在被做了如下的歷史解讀：“這座商代早期都址（注：指偃師商城遺址）出現在夏王朝輔畿之內（注：指二里頭附近）的事實本身，實際上成為發生於夏商之際的一次重大歷史事變，即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王朝更迭——夏王朝滅亡和商王朝確立的標誌。”
似乎一切都解釋通了。無論是之前的“西亳說”還是“鄭亳說”，偃師商城的發現和一系列發掘成果，讓大家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二里頭遺址是夏代晚期都城，二里頭主體文化是夏文化。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找到了夏朝？王巍告訴本刊：“中國如果一共有100個考古學家，95個應該這樣想。”
考古隊僱用的民工正在刷洗陶片（蔡小川 攝）
不過好像一切都是悄悄發生的一樣。畢竟，這樣“找到”夏朝的過程可謂千迴百轉，其間歷經十數年漫長的論爭，然後才形成一定的共識。和發現一個殷墟、挖出一坑甲骨那樣直接、明瞭的方式全然不同。這也為日後的爭議埋下了伏筆。
但是氣氛已然開始變化。北京大學教授唐曉峰向本刊如此形容：“夏被肯定，歷史地理學界就有積極的反應，比如《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集的公開版就與原來的內部版不一樣了，但依然保留謹慎態度。不過，漸漸地，就很少有人說夏只是一個傳說的話了。”一系列的跡象都在悄然發生，比如社科院考古所裡，“商周考古研究室”悄悄變成了“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但也沒有大張旗鼓的換牌儀式。究竟是怎麼變的，連後來做了這個研究室10年主任的許宏都沒調查清楚。
進入新世紀之後，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也接連取得突破性進展。諸多成果裡，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的許宏最得意的是對二里頭宮城的發現，因為這是“想出來”的。“我以前聽蘇秉琦先生的講座，他說，只有你想到什麼，才能挖到什麼。以前我不理解，後來漸漸明白了。”
此前一直沒有在二里頭發現宮城，但是從經驗和邏輯判斷出發，許宏相信：如果二里頭確實是一個早期國家的都邑，作為統治中樞、王室禁地的宮殿區應該是有防禦設施的。“封閉性、獨佔性、秩序性，是王權政治的一個表徵。”2003年春，“非典”時期，許宏有計劃地勘探發掘了2號宮殿基址的東北角和東南角——果然在不久前發現的井字形大道內側，發現了完整的宮城城牆。
各類發掘工具，從專用的手鏟、耙子到用鋼質菜刀改制的刮鏟，都是發掘“利器”（蔡小川 攝）
遺蹟分佈圖上，畫上新發現的井字形大道、宮城城圈，二里頭的城市佈局一下子清晰起來：南北有序，祭祀區、宮殿區、作坊區在中軸排列，有著嚴整規劃和佈局。其中的宮城，許宏形象地稱之為“中國最早的紫禁城”。雖然面積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二里頭宮城卻是後世3000多年宮城的鼻祖，因為在此之前的都邑遺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從二里頭開始，有了質的變化。
“之前，一直有外國學者懷疑二里頭只是個散亂無序的祭祀中心、宗教中心，因為都城這一類政治性城市必須有規劃性。”許宏團隊的發現使這種懷疑不攻自破。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及其上的雙輪車轍、最早的中軸線佈局的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多進院落宮室建築、最早的圍垣官營手工業區、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等，也接連在二里頭發現。
顯然，這些發現對於原本已經認為二里頭為夏都的人是極大的鼓舞，夏朝的真面目似乎在一點點向我們顯現。2005年10月，鄒衡參加了去世前最後一場學術研討會，在偃師舉辦的“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的一次活動上，鄒衡指著許宏，向偃師市市委書記誇讚道：“許宏最大的貢獻，是證實了夏王朝的存在！”欣慰之情溢於言表。
會議之後，鄒衡的身體情況出人意料地忽然惡化，當年12月即去世。這位1947年入學北大法律系，因看了郭沫若《青銅時代》和顧頡剛《古史辨》而被吸引走上史學道路，又進而成為建國後第一位考古學研究生、立志解決三代問題的學者的離世，也讓中國考古學進入了“後大家時代”。“鄒衡先生是一座山，我們終其一生都在攀爬這座山。”杜金鵬，這位曾經的論爭對手如此感懷。
不過，考古學界還有一些“不和諧音”。有一個人不太同意鄒衡所說的“許宏證實了夏王朝的存在”。
1978年2號宮殿基址發掘拍照，從地面到頭頂高11米
又一個攪局者
那個不同意“許宏證實了夏王朝存在”的人，是許宏自己。
談起鄒衡那一次表揚自己，許宏說自己頗有一點哭笑不得，但也並不驚訝。“以前開會，就有觀點相反的兩位老先生，都來拍著我的肩膀說：‘許宏，幹得不錯，你的發現證明了我的理論。’面對同樣的考古材料，不同的人會做出不同的解讀。”
作為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卻是中國考古學界少數認為二里頭的夏都地位乃至夏王朝的客觀存在都還存疑的人。“二里頭遺址現在還不能確證是夏都，因為缺少如甲骨文那樣的內證性的文字證據出土。二里頭有可能是夏，乃至極有可能是夏，但這仍是假說。”
很多人都為這樣關鍵的位置上出了這麼一個“叛徒”而扼腕嘆息。“前不久有一網文引起轟動，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撤掉許宏二里頭考古隊隊長的職務，因為他沒有心懷夏的情懷，甚至有可能銷燬關於夏的證據。”許宏笑著說。他當然不同意，“我也想挖出一坑刻滿文字的甲骨，但現在既然沒挖出來，就不能確證。”
許宏的意思很明確，像殷墟印證晚商信史那樣的“找到”才算，現在的所謂“找到夏朝”還不能算。但是對於這種“嚴謹”，很多人不同意。杜金鵬打了一個比方：“如果現在一個人要證明他是張三，他的親朋好友、街坊鄰居都說他是張三，可派出所說，沒有身份證就不行。他的身份證要是找不到了，我們就不承認他是張三了嗎？”許宏就是那個非要“夏朝”身份證的人。
正反雙方心裡其實都清楚，這個身份證很可能永遠也不會找到了。“二里頭時期應該是有文字的，但如果是竹簡木牘或帛書，恐怕很難保存3000多年。殷墟甲骨文是極特殊的，恰好使用了甲骨這類材料，又用來做占卜，所以上面寫有商王的名字，這是晚商時期獨特的習俗。”許宏說。
既然確證很可能不出現，僵局只能延續，因為在中間地帶，一旦傾向於“疑”，自然認為“還不能算找到，無法定論”；一旦傾向於“信”，“當然已經是找到了”。
2號宮殿基址南門與南廡
許宏的看法是：“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絲毫不影響我們對它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認知。”這意思從反面表達即是，當太專注於尋找某個東西的時候，可能會忽視掉其他一些東西甚至是更重要的東西。這又涉及考古學的特點、使命，每個人的理解不同。孫慶偉就提出：“中國考古學本就因重建古史而起，考古學者理應不忘初心。”
主張淡化王朝、族屬的認定，對社會形態開展更多研究，當然並非許宏的“獨創”，這實際是西方考古學界的主流看法，美國著名考古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曾評論：“中國學術界現在已經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當於二里頭這個階段的說法。這一點我們在西方也都知道，是不是這樣子，從純粹考古學的立場來說好像是不重要的。”
宮殿區發掘現場
1990年，美國洛杉磯曾舉辦“夏文化國際研討會”，這是首次在國外進行大規模夏文化研討，鄒衡前往參會。據鄒衡回憶，會議開始後國內學者頗意外，原本準備的發言都是關於哪種考古學文化是夏文化，而大會中心議題竟是夏朝是否客觀存在。鄒衡總結，會上學者分為三派：第一派對夏朝持否定態度，認為充其量是神話傳說時代，不能具體有所指，“持這種意見者幾乎都是歐美學者”；第二派持肯定態度，夏朝是客觀存在的，無法否定，“持這種意見者基本上都是中國（包括臺灣和香港）人或是有中國血統的美籍華人等”；還有第三派，他們或是持持平態度，或不表態，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持這種意見的“主要是日本學者”。
觀點和身份之間竟有如此之強的聯繫，即使最遲鈍的人也會意識到，考古學這門學問難以“純粹”，尤其是在一個有著豐富歷史遺產或負擔的民族。中國考古學從誕生之日，直到今天，都被評價為“民族主義”的。不過李零提醒，“民族主義，並不全是負面。”
圍繞“夏”而產生的種種紛爭，並不只是對材料、方法、理論的不同認識導致的不同結論，背後，還有一個人的身份、進入考古學的初衷、史觀和對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
來到現在的二里頭村，晚間在田野裡散步，周遭可看到兩處耀眼的晝夜不熄的燈火。它們都是建設中的工地。一處是“二里頭遺址博物館”——這可能是最終的命名，此前有人提議的“夏都博物館”據說已被否決；另一處是一座路橋，卻已命名為“夏都大橋”。至於那座博物館，8月底建築就將封頂，而展廳裡的講解——要不要以“大禹治水”開篇，此刻還沒有個結果。
2018年，關於“夏”的辯論仍在火熱地進行。而距離那個愛看戲劇的北大學生在哲學課上為那位新老師從周宣王講起而震驚不已，正好過去了100年。
（本文參考書目：許宏《最早的中國》，孫慶偉《追跡三代》，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張立東、任飛《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
感謝以下人士對本次報道提供的幫助：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考古隊成員：趙海濤、王振祥、孫慧男、鄭倩男、王宏章、王叢苗、郭淑嫩、郭朝鵬、郭晨光、郭曉真、王飛、王延朋、趙靜玉；社科院考古所李志鵬、常懷穎；顧頡剛先生女兒顧潮；徐旭生先生家屬徐十週、王安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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