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夫人的悲劇，是處於一種“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狀態，基本上是很難避免的。
為圖省便，我把我的主要觀點放在前面吧，不想仔細看的可以只看這部分：
首先看下史實：
1.劉邦寵幸戚夫人；
2.劉邦喜歡趙王如意；
3.劉邦對劉盈很不感冒，危機逃難的時候還有數次推劉盈下車的經歷，當然最後還是沒死，父子關係能到什麼程度，你自己想想；
4.呂后性格強硬，善妒；
綜上四點，不管戚夫人怎麼選擇，
1）劉邦對她的寵幸勢必引起呂后的惡感，這就難免秋後算賬，為自全計，她就不可能安於現狀；
2）立趙王如意不止是戚夫人的意願，更是劉邦的強烈意願，臨死之前還想著立如意，這不全是劉邦對戚夫人的寵幸，也有政治部署方面的意思，劉邦說過，他認為趙王如意更像自己，更適合挑大樑；
3）劉邦與劉盈父子關係的惡化，已經遠超出戚夫人的控制，沒有她從中作祟，也不能改變劉盈早年被俘、臨危被棄的經歷，試想如果你對兒子做過這些事情，你能指望身後兒子怎麼看你；
以上3點，幾乎很少有戚夫人所能改變的，不管她願不願意介入奪嫡，她都退無可退。這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當然，呂后肯定會強烈反彈的，但是這種反彈不是“本來是我的你來搶那就別怪我不客氣”，而是“我和劉邦的事情，你想介入，你算哪根蔥”，這就等於把她和劉邦之間的恩怨，全都撒到了別人身上。
...........下面詳細聊聊..............
有答主提到呂后外家強大的政治勢力，這一點大致是不錯的，劉邦統一天下，諸呂既是從龍之眾，又有開國之功，比喻成劉邦的合夥人，似乎也不算過分。
但是如果以此就認定呂后勢力不可撼動，乃至於認為劉盈繼位勢所必然，恐怕也並非那麼簡單。
有漢一朝的政治格局，是勳貴、外戚和君主治理天下，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居於次要地位。但是這套政治規則的完善是需要時間的，開國之初，制度、手段、方法都處於摸索之中，政治地理上也呈現封國與郡縣並立的態勢。
如果認為外家強則儲君強，這無疑是脫離實際的，譬如後來的迎立劉恆，正是因為朝臣勳貴們鑑於外家過強的危害，這才特地選中了沒什麼政治資源的薄姬的兒子。
換句話講，劉邦不是沒有能力剷除諸呂，而是沒有必要，倘若他能預知諸呂之亂，則諸呂與韓信等異姓諸侯王相比哪個更強？劉邦連他們都擺平了，更何況諸呂呢？
劉邦為了鞏固中央權力，一直忙於剪除異姓王。這些舉動不止震懾了諸侯，也足夠讓朝中大臣們內不自安。為了消除猜忌，張良選擇全身而退，蕭何則是日夜惴恐。因此，幻想憑藉外家勢力就能違背劉邦意志地將劉盈推向皇位，這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實際上，劉邦臨死之前還曾妄圖除掉樊噲，只是死的快了一點，又碰上執行命令的是陳平這樣的機變權謀之士，樊噲這才得以僥倖不死。
正是因為劉邦具有無上的殺伐決斷之權，戚夫人才認定了，只要緊緊跟隨劉邦同志，心甘情願做皇帝移動的哨兵，就一定能保母子平安。
而這也讓呂后一直處於憂慮之中。劉盈和劉如意誰能上位，是處於一個勝敗未可知的狀態。
劉邦是寵幸戚夫人的，呂后對此非常不爽。而戚夫人的兒子如意呢，出於政治運作和自身稟賦，也確實贏得了劉邦的好感。
劉邦多次表現出對劉如意不同尋常的喜愛，與此同時卻對劉盈發出了“盈不類我”的慨嘆。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訊號，政治神經非常敏感的呂后意識到：她的兒子以及她的家族，有可能在權力交接過程中面臨滅頂之災。
事情正在起變化。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一場爭奪繼承權的政治鬥爭就此展開。
戚夫人手中的牌是皇帝本人和兒子劉如意的過人資質。
呂后的資本則是劉盈的嫡長子身份和朝堂之士對皇權交接程序的堅守，以及她的家族勢力。
劉邦硬要廢立，群臣爭之而不能得，張子房這樣的精明人則完全置身事外。
唯一一個出於公義而強爭的，就是周昌。
司馬遷非常形象地記載下了廷爭的一幕：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周昌嘴巴不怎麼利索，一著急就結巴，“期期”就是情急時的口吃疊字，後來成語“期期艾艾”，取得就是這個意思。
張良的遲遲不願表態，體現出高帝晚年繼承人問題的敏感性。他被強制要求獻策之後的表態是：
今天下安定，以愛慾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張良是帝師級別的謀士，身份非常敏感，他不敢、也不願介入此次事件。
由此可見，違背劉邦意志去支持完全合法的繼承人劉盈，需要承擔多大的政治壓力。也可見戚夫人一黨的影響力，並不像我們如今想象的那麼小。
兩股勢力圍繞著繼承人問題的的較量，還先後出現了兩次高潮。
第一次是商山四皓事件。
呂后看到劉邦執意要廢掉劉盈，已經感到幾乎無可圓轉的地步了，於是強逼著張良獻策，無奈之下，張良才涉入這場政治鬥爭，並建議劉盈請出商山四皓。
四皓是當世知名的大隱士、大能人，劉邦一向非常仰慕，卻無法請他們出山。
張良說，如果劉盈能請動他們，那劉邦一定會對劉盈另眼相看，也就不會再有廢立之事了。
後來劉盈的確將他們請出山了。
但劉邦所感到的與其說是對兒子的欣賞，倒不如說是恐懼和無奈。
為什麼會恐懼呢？
劉邦提三尺劍取天下，靠的是什麼？一個是對形勢的敏銳判斷，再一個是善於任用人才，俘獲民意。
劉盈請動四皓這事，令父親對他的政治號召力產生了一種非常高的預估。試想，連他劉邦本人都不能請動的當世大賢，現在卻願意從皇子游了，那劉盈這股勢力背後，該有多麼令人恐懼的社會關係？
尤其是有如此大賢輔佐，自己還能否左右劉盈的去就？
劉邦是個對天命非常敏感（甚至說迷信）的人，四皓的出山，令他感到了天命的轉移，感到了一種英雄暮年迴天乏力的沮喪。那首著名的《鴻鵠歌》，正是這種心情的寫照。
看到四皓之後，劉邦審時度勢，囑咐四皓好好輔佐兒子。
這是第一次較量，劉盈掰回來一局。
但是戚夫人一方並未完全敗下陣來，劉邦對如意的喜愛也沒有改變，他們還在尋求機會。
第二次考驗，是在平定黥布時。
此時劉邦身患重疾，他本來的意思是由太子劉盈帥兵平亂。
這次的軍事安排，再一次 顯露出如意上位的機會。
非常明顯，一仗下來，打贏了，太子不可能有更高的封賞，輸了，授人以口實，正好就勢抹下來，如意則合情合理進入考察期。
商山四皓早已看破了一切，他們建議呂后以國家利益說動劉邦。
作為皇帝，劉邦自然不敢站在國家利益的對面，最終扶病出山。這一場仗打勝了，也成了劉邦的催命符。
一年後，劉邦病逝，劉盈和背後的呂氏家族這才險勝。
綜上，戚夫人的上位，固然是由於她自己的非分之心，但是也和劉邦的政治安排不無關係。其盛時寵幸戚夫人，導致後者難以擺正位置，在客觀上激發了呂后的善妒之心，又在此後屢屢興廢立之意，進一步激化了戚夫人和諸呂之間的矛盾。
倘若沒有商山四皓及時出現以干預劉邦的判斷，倘若四皓沒有在合適時機免除劉盈伐黥布的責任，甚至只需要假以天年多給劉邦一點時間，那麼如意上位，還真是未必就不可能。
無非是劉邦再抓一批、殺一批罷了，反正清洗功臣一向是他的拿手戲，甚至很有可能，憑藉劉邦的手段，連需要殺的人都不會太多。畢竟這是皇族家事，除外家之外，勳貴們又都是剛剛進入廟堂的泥腿子，沒有太多的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
然而上面幾種可能都沒有出現，呂后及時地誤導了劉邦，免除了冒險，又熬死了他。
至於戚夫人，則是形勢半點不由人的政治犧牲品了。
其實我們退一步講，就算沒有昭王如意，就呂后那種性格，戚夫人可能善終嗎？
她的悲劇在於她的存在本身，在於她從一開始就被捲入了一場輸不起的遊戲。劉邦是她的籌碼，而她則是反被籌碼壓到賭桌上的女人。
這大概是一種最令人心情灰暗的賭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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