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典藏》一書的誕生，源於馬科斯對這些文房木作小件的喜愛。在馬科斯看來，它們經常被放在較低的位置上與其他器物相比較，尤其是在自己事業初期，二三十年前，這些器物統統被歸為“雜項”，那時，它們經常被與其一起交易的傢俱比較，後來又與陶瓷或銅製文房小件比較。
“說到雜項，多數人說的都是玉、銅、石等材質，木頭屬於小眾裡面的小眾。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傢俱的出口，這些小件也一起跟了出去，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逐漸分出了好與壞，黃花梨、紫檀小件漸成主流。”從中國古董傢俱鑑藏家蔣念慈先生的回憶裡，我們瞭解到，馬科斯大抵是最早發現文房木作小件價值的人之一。
馬科斯對它們一見傾心，他寫作此書的願望也正是想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木質小件精品非凡的品質和多樣化的靈魂。《士林典藏》一書所收錄196件小件中，近160件為黃花梨、紫檀材質。
以黃花梨、紫檀為主流，正是木作小件市場細分的結果。人們好奇，為什麼幾乎沒有中文表達能力的馬科斯會對這些器物情有獨鍾？或許我們在同為西方人的中國古典傢俱研究學者柯惕思先生的經歷中能夠找尋到一些答案。
在研討會上柯惕思回憶，20世紀自己還在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傢俱博物館工作的時候，他率領團隊收藏的第一件中國傢俱是一對南官帽椅，當時幾個人看了都覺得很美，美在哪裡？
“它的造型特別漂亮，線條十分流暢，手感也很柔軟，工藝非常了得，而且它能跟你溝通。”柯惕思所傳達的這種一見鍾情的感受，相信在馬科斯看到那些木作小件時也同樣發生過。
“人類有共同的審美部分。藝術強調自由，我們常說‘逸品’，逸品就是要逃逸出來，在規範之外找到新的一個關係，那就是精神。”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尹吉男先生這樣解讀中西方的共同審美。正是這種共通性，讓馬科斯很快便進入了文房木作小件的世界。
在《維揚明式傢俱》作者張金華先生眼中，馬科斯是一位敏感的朋友，他們一個不會說英文，一個不會說中文，但在看傢俱的時候，卻有很多“共同語言”。“比如‘壼門’，一遇到傢俱的某些構件名稱的時候，馬科斯總能很敏感地用中文脫口而出，包括對傢俱細節的微妙變化，我們都能夠從中產生共識。”張金華說道。
對馬科斯而言，文房木作小件是中國文化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是由高品質木頭製作的精美手工物件，還是在設計及功能上精巧又有創意的作品。相比之下，傢俱相對制式化，文房小件則更加自由、富有創意，尺寸也決定了其所需的技術含量更高，因而做工精美。
“對我而言，同樣重要的是，它們經常沒有落款，因此，不受一個匠人的名譽和流行性影響，它們總是因為自己的優點而被鑑賞。”馬科斯說道。
設計、功能與工藝，好的材質為匠人提供條件的同時，也不得不讓他們更加重視作品的價值，付出更多心力便在情理之中。反過來，正是因為這份精緻，它們才得以數百年後尚存於世。
除了材質，被收錄於《士林典藏》的文房木作小件，馬科斯的篩選標準是什麼？
在蔣念慈先生看來，最主要的或許還是造型之美，“中國人說‘有圖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這其實是一種教育方式。過去文字傳播並沒有現在這麼方便，為了更直接有效的教化世人，有時就需要把圖案雕刻在器物上。”
的確，書中的器物大多以造型為尚，同時能兼顧富含吉祥寓意的卻十分少見。
研討會現場，一個有趣的插曲似乎也印證了這一觀點。當臺下觀眾向馬科斯提問：“同樣是兩個造型很美的小件，一個是沒有寓意的南瓜，另一個是寓意‘祿’的葫蘆，你會選哪個？” 馬科斯表示他並不太相信這種寓意，他個人更喜歡南瓜。
探索門背後的世界
如果因此認為馬科斯只停留在鑑賞器物表象，卻也是一種誤解。實際上，這些被收錄的文房小件，更像是一扇扇的門，馬科斯真正要帶大家去的，是門背後的，使用者的世界，即中國古代文人的世界。
“文人的理想，是中國文化自宋代至明代的主導力量。文人的愛好、禮儀、休閒、道德觀，以及他們喜愛的藝術，形成了中國文化生活的中心。清代統治者作為少數民族，接納了這一文人典範，也接受了文人的價值觀和審美觀，使其在其後的幾個世紀統治著中國美學文化。而文人藝術最傑出的一點，便是它包容了不同的品位和靈感。”，馬科斯在《士林典藏》中用很大篇幅介紹了這個近乎消失的世界，“儘管文人世界變成歷史的一個小章節，但這個章節卻確保了這個世界的秘密與價值不被丟失。經過十年、百年的被忽視，這些木作小件以守護者的身份保護著‘文人的生活方式’，保證後代人們能重新發現他們。”
《士林典藏》中創造五個不同類型的書房，試圖營造出這些器物當年被使用時的場景。
這些書房能夠突出文人的多樣化以及他們對於文房木作小件的特殊喜好。
“我們試著以視覺來闡述這些不同的書房的廣度和深度。為突出‘賞古’‘自然之氣’‘仕女名妓’‘無常之時’以及‘皇家內廷’這五個書房，我們試著編排歷史、人文、美學感覺，通過文字敘述使讀者進入到一個個獨立而完整的虛擬書房空間，這個空間裡生活著文人及與他們密切相關的器物。”馬科斯說。
對《士林典藏》被譯成中文，馬科斯十分高興，他渴望得到人們對書中內容、結構、尤其是“書房”形式的反饋。對他來說，這種設計構想是為了讓中國文化中的這個重要部分發光，更重要的，是開啟一個導向更深欣賞、理解和研究的課題。
▌下一步：從鑽石到皇冠
對古老文化的興趣與讚美在當下似乎被重新點燃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欣賞和收藏這些器物。但它的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器物的獨一無二和重要性很容易就被連接到商業價值和市場潮流，挖掘其承載的文化，鑑賞力的精進常常被排到次要位置。但無論如何，因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更多的文房木作小件得以被保存。擔起挑戰和責任，我們已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那下一步呢？
從一開始受到關注的黃花梨、紫檀筆筒、提籃、箱匣等幾大類目，到像馬科斯這樣經慢慢梳理找出越來越多材質、造型、工藝不一樣的東西，去做學問研究它們，是賞玩文房木作小件的大勢所趨。
正如蔣念慈先生所說，“如果現在我們注意到的是皇冠上的鑽石，那麼下一步就是將整個皇冠發掘出來。”
發掘和研究的方法，張金華先生談到一個角度——小型文房跟大型傢俱生產形式有所區別，但同樣也有地域特徵。如何區別？
張金華認為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地方材質，如蘇北地區的柞榛木、福建地區的龍眼木，北方地區的果木、棗木等；二是工藝特徵，如揚州地區的百寶嵌，江蘇、福建、浙江等地的貼簧等等。
張金華認為相較過去，文房木作小件的研究其實已經深入到了很細緻的層面。“以黏合劑為例，過去我們常常認為古人所用黏合劑就是魚鰾膠，但南方一些地區用的卻是生漆，因南方多黴雨季節，若用魚鰾膠，就會發黴變質。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黏合劑也有地方特徵，用這樣的細節入手，分析到器物的地域性，便會越來越清晰。”
作家、收藏家海巖先生過去以收藏硬木傢俱為樂，這些年對文房小件亦十分熱衷。和傢俱相比，他認為這些文房小件更能體現中國傳統文人的意念、情趣與靈魂。海巖談到：“古代文人是整個社會的中流砥柱，是制定社會規則的精英階層。地位與教育背景的差異，使得古代文人的審美水平常常遠高於今人。我一直有一個擔心，即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的審美和生活方式，是否有中斷的可能性？”
這種擔心並非多慮。中華民族能夠延續數千年不斷，歸因於中國文化有著強大的黏性，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幾千年來我們第一次經歷了商業時代和全球化時代，西方文化成為強勢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轉為弱勢文化和邊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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