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5 月 15 日晚上，戴錦華老師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作了一次演講，主題是圍繞去年的大熱美劇《使女的故事》的同名原著小說，以及這部小說的作者、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最近隨著同名美劇《使女的故事》第二季的持續熱播，阿特伍德的原著小說究竟與第二季劇集有什麼精神上的傳承，以及阿特伍德本人在第二季的改編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也是大家非常好奇以及樂於討論的。
不過理解一切的基礎，其實還在於對阿特伍德在原著小說中究竟要表達什麼樣的思想，以及是用怎樣的文學寫作手法。我想，戴錦華老師這篇演講正適合讀者們去了解、去體會。與大家分享。
我們的現實與《使女的故事》中的恐怖世界
僅僅只有一步之遙而已……
來源｜戴錦華老師的演講，限於篇幅有刪節
很榮幸在這裡分享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我不說女作家，這是最重要的作家，也是最重要的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阿特伍德不需要被賦予一個前綴，她不是靠性別站立在這個世界上的。
我認為諾貝爾獎錯失的最重要的作家就是阿特伍德。因為今天的諾貝爾獎，更像是一種喪失了依據的遊戲的配票。每次都要配票：這次是要給一個女人，最好給一個有色人種的女人，非西方的有色人種的女人，還是應該給一個舞臺劇劇作家，還是應該給一個搖滾歌手。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狀態，不值得去深究。阿特伍德並不需要一個諾貝爾獎來認證她，她幾乎贏得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獎項。
從單純的文學意義來說《使女的故事》不是她最出色的一部，但因為《使女的故事》重疊了幾個重要的因素，所以是一部精彩的小說，一個令人肝膽劇裂的反面烏托邦，或者說是一個幽暗恐怖的景象。同時又表現了阿特伍德的最長項，就是對我們今天的現實，我們今日的生存，我們置身於其中的世界所依然發生，和正在發生中的所有危機性事實的高度敏感和極端準確的捕捉。
當然，阿特伍德的性別是女性，她和絕大多數當今世界一流女作家略有差異的是，儘管非常不喜歡別人給她的小說貼上女性主義標籤，但是她用全部的才情去捕捉女性的生存，現實生存、歷史生存以及女性在今天世界上所可能充當的功能，以及由於女性功能可能在改變之中的，或者是形構之中的未來 。幾乎今天所有世界一流的女作家，換句話說在無需用“女”字標識的最優秀的作家群體中，阿特伍德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有著極端的性別體認和立場的作家。
《使女的故事》於 1985 年出版，作品寫於 1984 年。大家知道 1984 年在文學，在現代政治史，在反面烏托邦，在未來想象中的特別位置。也許是偶然，但我想一定不是絕對偶然的。基於大家對《美麗新世界》、《我們》，或者是《漫長的一天》，或者是《1984》這個作品的熟悉，我們說這是一個反面烏托邦的故事。
我要說明兩個事情。第一，反面烏托邦不是反烏托邦。經常有人認為“反面烏托邦”是“反烏托邦”，換句話說反面烏托邦展示的是烏托邦式構想所必然的人類夢想的反面。
“反面烏托邦”從來不是“反烏托邦”。反面烏托邦展現的，是今日現實世界當中所有問題的極致性延伸。就是我們身處世界的所有問題，把它延伸——甚至不需要延伸得太過極致——我們將進入什麼世界。這是第一點。反面烏托邦也許有一個更好的說法叫“惡託邦”。烏就是不曾存在，即使烏托邦是關於理想社會的政治構想，那才是烏托邦，是基於現實社會認知和批判的，對理想社會的政治構想。烏托邦並不是一種文體和小說形態。但是“反面烏托邦”到今天為止，主要是用小說形態來描述，它反而是一種文類。
剛才跟幾個朋友談這部小說，大家共同的感受就是覺得這部小說在他們所接觸，所閱讀過的所有反面烏托邦當中最驚悚。這個驚悚當然不是在講驚嚇、威懾（這種）意義上的驚悚。我們說的驚悚是，當我們進入這部小說，進入到小說改編的劇集時，完全無法解脫的恐懼，那種顫慄，那種血管裡面開始結冰，從冷氣開始在血管穿行，到最後血液要凍結的感覺，
那不是想象，而是完全代入。這種代入不僅是文學的魅力，更是我們未來日常的經驗。這部小說對我震撼最強烈的，是翻開小說讀到的最早的章節。原因很簡單，最早出現的“奧芙弗雷德”，這個名字本身非常恐怖。我們忘記了那樣的事實：離現在不到 100 年前，張王氏，李趙氏，你丈夫和你父親的名字構成了你的名字，女人擁有乳名，不擁有自己的名字。
這個故事的驚悚不在於這樣一個古老的事實，突然以極端陌生的方式闖入到我們的視野和內心，在於它從我們真切的日常生活經驗和自我認知的時刻進入。當我們把自己提認為我，提認為這樣一種個體和社會的生存之後，突然有一天你變成了奧芙弗雷德，你變成了張王氏，李趙氏，變成了趙大家的。恐懼來自於這裡。
（恐懼）同時在於女主人公自始至終沒有名字。閱讀者、批評者不斷推論說她原來叫“瓊”，但是小說沒有名字存在。是第一人稱敘事。
必須道歉我還沒看劇集，我沒有把電視劇納入我的研究視野。我可以戒掉電視劇，但我不能戒掉煙，這是小說帶去最真切的時刻：清晨趕去上班，發現沒有煙了，你走進 7·11 買菸，售貨員告訴你說卡被鎖了。多麼真切日常的一個細節，對於你，對於整個世界，你發現女人已經不再擁有財產。
這個橋段，這個細節被用於很多通俗類型中，比如說警匪片、驚悚片甚至恐怖片。它在說什麼？當現代生活如此的舒適——而且越來越舒適——的時候，以我們為中心、服務於我們的社會環境、社會結構讓我們更加舒適，更加安全。
在如此舒適安全自在的環境中，我們會忘記一個東西：我們生存所依仗的一切是如此脆弱。這個話題有點脫離阿特伍德了。多說一句。今天我們很容易指責理想主義者，很容易指責種種帶有理想色彩的表達，很容易嘲笑情懷黨，很容易拒絕或者是真的根本不能理解那種脫離了日常生活的功利主義邏輯的言說、追求、行為。我們認為我們高度的現實主義，相信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相信每一個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相信只有功利主義的具體目的能驅動我們。
我們忘記了，這種功利的利益結構下的，趨利避害的，完全利己的社會是建築在一個高度虛擬的系統中的，而這樣一個系統本身所依照的機構和機器是極端脆弱的。它首先漏洞百出，其次任何一個漏洞和環節一旦發生問題，整個機器就會癱掉。
而我們與它們的連接本身有兩個性質：一個性質就是它極端脆弱，建築在你的密碼、你的身份證號碼上。我好像最近每天都要一次以上地交出我的身份證號碼，經由電子網絡，確保我的財富安全。而每一次交出它，我不知道要跟多少人共享這維繫著我生命、財產、安全最基本的號碼。
一個是大家發現我們和系統之間的連接是多麼脆弱和多麼虛擬化。更進一步說，當一切都如此虛擬化，都只是數字時，當一切都是可以瞬息萬變的數字，當影響這個數字的因素是很難用數字去計數的時候，我們仍然覺得如此安然。說明什麼？說明每一個今日的現實主義者都是高度的理想主義者，每一個今天最為功利的人都是充滿信仰的，你是靠信仰的力量才如此信託這個系統。
看到海報我才注意到前面放了一個廣告語：這本書裡的每一個字，都曾真實地發生過。它告訴我們幾件事，一件事是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寫的，為了這本關於未來的想象的故事，她做了大量歷史考據的工作，她在告訴我們，這個關於恐怖的、構成反面烏托邦的未來途徑，都曾在歷史中發生過。“這裡的每一個字都曾發生過”，也在告訴我們，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發生過，可能就在我們生命裡發生過，可能就在我們的近旁，也許就是相鄰的地方發生過、發生著，或者隨時可能發生。
舉一個小小的例子，阿特伍德的另外一本小說《羚羊和秧雞》，我最早讀的是臺灣版。讀這本書的時候是 2003 年，非典，北京成為疫區，一個北京人或者一輛北京車很難開出北京的疆界。（《羚羊和秧雞》）是在 2003 年非典爆發時候出版的，出版後全球性的瘋狂暢銷，而小說結尾是一場瘟疫毀滅了整個地球。瘟疫非常像非典。
（那時）我發現很無聊，每個朋友都在讀兩本書，一本《愛在瘟疫蔓延時》，一本《鼠疫》。朋友從北美給我寄來《羚羊與秧雞》，圍繞著瘟疫所建立的一個反面烏托邦的故事，一個幽暗、懸測性的故事。
我們發現現實生活呈現出一種極端怪誕的狀態，極其艱辛，簡單說：北京的一切生活停滯了幾個月。但非常有趣的是，短短的這幾個月，北京的天湛藍，葉子非常綠，早上驚醒我的是鳥鳴聲。我最直接的感慨是大自然的修復能力多麼強悍，而現代文明的破壞是多麼巨大，哪怕僅僅是我們的步伐稍稍慢下來。
再開一個玩笑，那時候我知道北京的路有多麼好，多麼寬，駕一輛車穿越北京的速度多麼短暫。簡單說我看到了一座空城。這正是反面烏托邦或者現代主義視野中的另一種未來途徑，用意大利著名詩人的詩句來說是：現代人創造了文明的豐碑，我們唯一要擔心的是這豐碑比人類生存更長久。
回到阿特伍德。阿特伍德的特殊之處，是把性別疊加在反面烏托邦之上，或者是變成建構書寫反面烏托邦的主軸。
我們說這本書裡的每一個字都曾經發生過，引申出另外一個議題，這本書裡阿特伍德在做著一種未來考古學的工作。當故事結束時她告訴我們說，小說的敘事人不是站在今天去想象著可能的恐怖幽暗未來的阿特伍德，而是身處“未來的未來人”在反觀歷史，是錄音帶記錄了這個叫“奧芙弗雷德”的女人的故事。
在這兒，阿特伍德表現了她的柔軟，她描述了一個太真切、太絕望的反面烏托邦的世界，這個反面烏托邦的世界距離現實似乎一步之遙。而後她把她的柔軟放置在了未來視野的那一段，在她的敘事中，這個恐怖世界最終沉淪了，反叛軍最終勝利了。我們甚至可以設想，奧芙弗雷德得救了。
正是這份柔軟使得阿特伍德這在本書中擱置了一個問題，她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放到一邊了，就是如果反叛軍最終成功，如果反叛軍救出了奧芙弗雷德和使女們，作為性工具的女性奴隸和作為奴隸的男性奴隸都最終得救的話，將重現一個怎樣的世界？我們今天所能想象的所有的世界，所有想象世界的形態就是我們的現實，而我們的現實與《使女的故事》中的恐怖世界緊密相連，一步之遙。
在所有的故事當中，讓我們痛徹心肺的，是看到那樣一種集權專制下對女性生命、身體的掌控，對女性的一切——不要說尊嚴，自我，意志，姓名，甚至對所孕育和生養的孩子之間那血緣連接的承認——都被剝奪地乾乾淨淨的事實就是並非久遠的歷史中的基本事實。
但《使女的故事》這部小說提示我們的，是關於現代主義的最基本承諾，就是我們會不斷進步，不斷上升：我們相信人在自我提升，相信文明在自我提升，相信文明帶領人類在永恆進步，相信進步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將經由進步給予解決。
阿特伍德說：這是反面烏托邦嗎？我不想說是反面烏托邦。這是女性主義嗎？我不想說是女性主義。我反宗教嗎？我不想反宗教。她都否定掉了。但也可以說它們都是。女性小說不是它的全部。阿特伍德以她的才情、敏感，用這樣的故事提示著當下我們置身其間的安然、異常安然的社會環境中所潛藏的問題，所攜帶的所有危機。
她在書寫一個預言，關於現實的預言，而不是未來的預言。她也在寫一個預言，關於即將到來的，可能到來的預言。她是一個預言者，預警者，發出警報者。
剛才講了女性主義，性別，講了男權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掌控，對女性的奴役，對女性的徹底剝奪。但我們像所有的女性主義言說一樣遮蔽了一個東西：形成高壓的威權世界的，並不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而是少數被稱之為主教、大主教的人佔有了一切，掠奪了一切，劫掠了一切。這才是我說不只是女性主義，它關於現代文明，關於脆弱的不平等，脆弱的平等，脆弱的社會正義理念。而同時，平等和正義剛好是二十世紀末被我們所拋棄的理念，甚至不再具有烏托邦衝動的力量。這脆弱的平等或正義是極端容易被摧毀的，它一旦被摧毀，我們將墜入一個什麼樣的故事？這是《使女的故事》向我們展示的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我總是說，認為女性主義是女人主義，認為女性主義只關乎女性的人們太樂觀了。 女性主義只不過是一種關於平等的訴求和表達，只是一種要求包容，要求接受差異，要求尊重差異的烏托邦衝動而已。我心目中的女性主義就是一種烏托邦，因為它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一種尊重、接受差異，允許個體的差異作為最重要的人類生存依據而存在。
講到女性主義，談到阿特伍德，談到生育，談到女性身體，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掌控，可能大家會想到全球性的反性騷擾運動。我想說這不是全部，因為《使女》這個故事中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主教們不僅有妻子，還有這麼多使女，不僅僅佔有一個女性，是男性權利外在彰顯的一個基本事實。
但是退一步說，擁有四個和四個以上妻子的事實難道離我們遠嗎？並不遙遠，某種意義上，事實上的多妻制已經存在，是資本所賦予和彰顯的權利。在反貪全面展開之前是權錢交易的最好的外在形態。
《使女的故事》不是說男性佔有如此多的女性來彰顯權力。之所以有使女，是因為人類生育，整體陷入一種近乎不可能的危機狀態。為什麼？這是阿特伍德長於去處理，也是深刻關注的另一個問題：生態環境的整體破壞，生態災難迸發式的發生，以至於人類所創造的現代文明，最終成了人類對自身的一個磨除過程。我們毀滅了這個那個，完全忽略這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種損害本身是對我們的損害，最終將成為對自身的損害。這才是有意思的故事。
我覺得很好玩。小說裡的女性被分化，或者是組織被命名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顏色，不同的著裝方式來標識她們。
我覺得當中有好幾個東西，一個是等級社會，而這個等級社會本身是一種復辟或倒退。一個是等級被高度外在化。我感覺阿特伍德非常巧妙地提示了絕大多數主流文學中，女性是被這樣分配和類型化的。女性是在男性書寫中類型化的，是以男性需求和相對男性的功能來作為建立的依據。當然在《使女的故事》中，這樣一種分工更為社會化，不是光強調對男性的心理需求和身體需求，男性的物質需求，而是作為一種社會功能結構。
女性始終面臨一個問題。我們假定相信了一個性別的集結，相信了我們都是女人，是姐妹。在女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對我來說最感人最有理想的就是姐妹情誼。但是最大的問題和難點就在於女性群體是人類的一半，在女性與女性之間間隔著階級的、種族的、文化的、地域的和年齡的差異。女性與女性之間也從不是平等的，這使得女性主義的話語帶有想象性和暴力性，她自身的問題會掩蓋一些問題。
引申一下，把故事超離性別，回到不平等，回到壓迫、等級、迫害、暴力的基本問題上，你會發現不平等、階層化的人類歷史從來不單獨的，統治者壓迫被統治者，各種各樣的壓迫者群體在幫兇的幫忙之下，壓迫才能成立。
舉一個例子，納粹集中營大屠殺是二十世紀最慘烈的一幕，你看到德國派駐的人數會看傻：幾萬個囚犯，只有幾十個軍人在管理著，甚至運行著滅絕營。怎麼可能呢？近年來關於納粹的書寫中浮現出來的，是犯人在管犯人，始終是某一些人把他們趕進毒氣室，拖出毒氣室，焚燬物體，對遺物進行分類。
奧斯維辛和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很少有人開口講述集中營的故事。一個是這段事實超出了現代文明，理性主義。我們面對納粹暴行同仇敵愾，但是出現一個奧斯維辛倖存者的時候，人們想的是：你怎麼活下來的。換句話說，你從那樣的暴行當中倖存是有罪的。但是他真的有罪嗎？是什麼力量驅趕他去殺害同樣命運的人？
我不會從人性的角度，或者單純的性別角度討論嬤嬤的訓誡。這樣一種體制的暴力，不平等的結構，勢必就會扭曲、分割、撕裂所有的共同命運的人，把他們自身分化為加害者和受害者。
我會討論制度。所有人說你誘惑了他，在我看來不是一個集體暴力，因為她們是被教化說這句話。看上去她們參與了對珍妮的迫害，但是制度就是通過這樣的行為矮化她們，侮辱她們，毀壞她們自己。這種侮辱和毀壞，將成為她們變馴順的依據。因為每一次尊嚴的折毀，都使得她喪失反抗的可能和力量。
（完）
《使女的故事》原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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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
[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著
陳小慰｜譯
阿特伍德發表於 1985 年的經典作品，其探討的女性生育自由、代孕、人口衰退、環境惡化等問題，在當今重又引發熱議：“阿特伍德的小說正在成為現實”。
“很抱歉這個故事中充滿了痛苦。很抱歉它只是支離破碎的片斷，就像被交叉火力輪番掃射或被暴力撕裂的人體。但要我改變它卻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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