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業態和數字化構建出一座座“新零售之城”
文 | 儲殷 數字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全球化智庫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從數字中來、到實體中去，新零售日漸成為衡量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以“新零售之城”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為經濟增長增添新動能，是促進城市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砝碼，正在重塑經濟增長格局，也吸引越來越多新一線城市加入這場“爭奪戰”。
4月26日，“新零售”的概念提出者和全球領跑者阿里巴巴拋出一枚“炸彈”——“新零售之城”：用新零售智能服務提升城市生活品質，讓“新零售”從一種創新商業模式，落地為真切可感的日常生活。短時間內，吸引各大新一線城市紛紛加入爭奪。盒馬鮮生在北京、上海、杭州、蘇州、成都、深圳、西安、南京、武漢和廣州十地十店同開；南都商業數據部日前發佈的《2018中國新零售商都指數報告》，進一步點燃了擁抱“新零售之城”的熱情。
由於新零售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物流、金融、商業製造、線上線下基礎設施等全產業鏈的強大帶動力，我們幾乎可以預見，“新零售之城”的競爭之激烈和影響之深遠，將絲毫不亞於去年燃起的城市搶人大戰。然而相比於“人才”有相對明確的界定，目前“新零售之城”卻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筆者認為，以下幾個維度值得重點考量。
“新零售之城”，首先必須是“新零售”最為活躍的城市。相比於傳統零售，新零售的核心特徵是數字化，即運用大數據、移動互聯、智能物聯網、自動化等先進技術和設備，重構人、貨、場的關係，實現最優匹配。換言之，新零售是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集生產、供應、倉儲、物流、配送一體化的零售模式。同時，我們應當認識到，“新零售之城”的創建必須放在我國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之中。只有站在城市經濟從工業製造迴歸商貿集散、從商貿節點走向數字中心的歷史方位去理解“新零售之城”，才能看出這項新模式、新技術對城市發展的根本性影響。
因此，“新零售之城”的首要標準就是數字經濟發展基礎，這也是新零售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數字經濟領域，杭州可以說是目前最為矚目的城市。浙江省提出要把“數字經濟”作為頭號產業，杭州則是其中毋庸置疑的核心。背靠阿里巴巴，依託市場大省的數字化轉型，杭州的數字經濟從2016年開始一直保持在兩位數以上的增幅，達到30%以上，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左右，2018年更是勢頭強勁。加上杭州本來就是“新零售”概念的提出地和先行地，數字產業基礎優勢十分顯著。從引入了天貓新零售自動販賣機和虛擬試妝鏡的智能洗手間，到將商品銷售與人性化服務無縫連接的智慧母嬰室，許多新模式均在杭州率先“內測”。可以想見，一旦成熟各大城市便會迅速跟進。因此未來的新零售之城，杭州想必是領跑者之一。
其次，“新零售之城”必然意味著城市消費升級。城市消費升級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人口的增長帶來的消費體量增長，二是消費由生存型轉變為享受型的結構變遷。人口增長中至關重要的是年輕消費人群、高端消費群體的增長，這一點是貴陽作為大數據之城卻無法支撐“新零售之城”的原因，也是杭州作為新零售的發祥地卻始終比不過上海的根源。另外，福州市政府對新零售的強力扶持，近來也成為熱點新聞，但同樣受限於消費人口的弱勢，筆者並不看好。相反，成都、深圳卻有明顯的優勢。比如在新華三集團連續兩年發佈的《中國城市數字經濟指數白皮書》中，100個城市的數字經濟排名，即使杭州突飛猛進，成都始終在它前面。究其原因，就在於成都的消費人群是杭州的將近兩倍。
不過，成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終增長緩慢，目前依然處於“3萬元俱樂部”，而杭州、深圳、蘇州則已經步入“5萬元俱樂部”，直逼北京和上海，這直接影響了城市消費升級的速度和深度。從這個角度來看，杭州的數字經濟趕超成都，也許指日可待。然而深圳就不同了，作為全國創新高地，深圳擁有1250多萬常住人口，比杭州多出1/3，人口結構也顯著地趨於年輕化。而且不論從數字經濟發展基礎、條件抑或者是人均GDP、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等多方面來看，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前由於各種原因，“新零售”似乎一直沒能在深圳落地開花。而盒馬鮮生的開業，已經撕開深圳新零售的一道口子，星星之火，必將燎原，未來將不可限量。
必須指出的是，“新零售之城”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商業環境、消費潛力之爭，而是需要城市的文化支撐。城市的文化，除了消費文化之外，還需要有作為創意產業的文化支撐，也需要有適應年輕人、高端人才生活需求的文娛產業。“新零售”絕不僅僅是“銷售”概念，更是“體驗”概念。無論是天貓智慧門店驅動線下實體店購物體驗智能化升級，還是盒馬鮮生等新業態刷新傳統消費體驗，以新零售促進新消費，讓消費者想要的產品和服務都觸手可及。
隨著中國的城市化進入中期，粗放型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如何激發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品質已經成為了未來城市發展興衰成敗的關鍵。
筆者相信，新零售不只是商貿業，更應該是文化、商業、數字的綠色融合。縱觀全球城市發展，前工業化時代，城市是商貿流通的節點；工業化時代，城市則是工業製造的生產基地；後工業化時代，城市將再次迴歸商貿節點，但“看山不是山”，未來的城市商貿，必然是“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商貿體系，並在“市”（也就是貿易）的數字化基礎上，整個城市作為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內部的信息系統、商業系統、物流系統、金融系統的效率和開放度都將有質的提升。這也是各大城市紛紛爭奪“新零售之城”的原因所在：這是一次契機，一個率先邁入“新”城市的風口，更何況這是一個涉及5.7萬億美元的龐大市場！
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城市之爭，真正能笑到最後的，必然是有著巨大文化吸引力，可以成為區域文化風向標、局域區域消費圈層核心的城市，這也是杭州、成都紛紛提出要打造都市圈的真正原因。而城市的文化核心競爭力，就在於其展現出的獨特氣質和精神靈魂，或婉約而矯健，或深沉而博大，成為一座城市給世人的“標籤”，比如成都的“吃貨之城”、杭州的“品質之城”，均有個性。同時，更為重要的是“產業文化”，武漢的“光谷”就是武漢的產業文化名片，杭州的阿里就是杭州的產業文化銘牌，正如互聯網之於硅谷、諾基亞之於埃斯波、微軟之於西雅圖。打造文化，就是為城市“立心”。
新零售將成為未來城市的顏值擔當和實力象徵。如何創建成為開放、包容、高效、智慧、特質的“新零售之城”，是新時代擺在所有中國城市面前的思考題。筆者認為，數字經濟產業基礎、人口增長和消費升級、城市特質文化等必將是競爭的焦點，也應當成為“新零售之城”評價標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內涵。而這已經是城市發展最大的戰略高地，誰錯過了這一戰略，誰就會在城市的競爭中全面處於下風。在很多時候這比戰術上的懶惰更為致命。因為觀念的落後，帶來的將是核心競爭力的落後。（本文首刊於2018年5月21日出版的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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