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部全書 痛失三部
由乾隆皇帝親自欽定、紀曉嵐主持、完成於乾隆時代（1773-1781）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集中國古籍之大成的一部叢書，這部卷帙浩繁的巨書共收錄圖書3461種，79309卷，薈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歷代主要典籍。歷時8年完成的《四庫全書》共抄了7部，分藏於北京的文淵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瀋陽的文溯閣、河北承德避署山莊的文津閣以及杭州的文瀾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
但是，清代以降，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戰亂頻仍，太平天國起義的戰火燒掉了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的《四庫全書》；而英法聯軍野蠻入京後的一把大火不但燒掉了圓明園，也燒掉了文源閣的《四庫全書》。至此，7部珍藏僅留下4部，而北京文淵閣的藏書在國民黨敗退大陸時帶到了臺灣，現藏於臺灣的故宮博物院；瀋陽文溯閣的藏書1966年運抵蘭州，現藏於蘭州；河北承德避署山莊文津閣本後運到北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
丁氏兄弟 冒險救寶
1861年冬，太平軍攻入杭州，杭城陷入戰亂中，居民紛紛出逃。錢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時避難杭州城西留下鎮的西溪。1862年正月，丁申在街市購物時突然發現用於包裝貨物的包裝紙竟全是《四庫全書》的散頁，頓時大驚失色，難道文瀾閣的藏書已流落民間？丁申急檢店主的包裝紙堆，竟立刻揀出數十大冊的《四庫全書》！
丁氏兄弟出身書香門第，他家的藏書樓“八千卷樓”是清代著名的藏書樓。丁申回家馬上與其兄商議對策。兄弟倆深知《四庫全書》之於國家於民族的重要，眼見《四庫全書》已從文瀾閣流入街市，事態已極其嚴重。作為有血氣有膽識的文化人，兄弟倆決心冒險搶救。他們旋即組織家人，待天黑後躲過太平軍的崗哨，潛入西湖孤山腳下的文瀾閣旁，但見文瀾閣四周滿地殘籍，一片狼藉，《四庫全書》已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兄弟倆指揮家人收集殘籍，肩挑揹負，運往西溪風木庵保護起來。
但是，丁氏兄弟很快發現，他們收集到的只是一部分，還有許多典籍已經流落街市，落入市民手中。如何將市民手中的典籍重新收集起來？苦思冥想，終得一策：僱人每日沿街收購書本、散紙。半年時間，丁氏兄弟從街市收購回閣書8689冊。丁氏兄弟的努力使得1/3的《四庫全書》得以劫後餘生。
三代抄補 遠勝原書
戰亂稍平，丁氏兄弟查閱《四庫全書》，發現這一典籍巳成殘籍。如何彌補文化瑰寶殘缺的遺憾？丁氐兄弟萌發了補齊這部典籍的念頭。他們在浙江巡撫譚鍾麟支持下，招募了100多人從事抄寫。他們從寧波天一閣盧氏抱經樓、汪氏振綺堂、孫氏壽松堂等江南十數藏書名家處，乃至遠涉長沙袁氏臥雪廬、南海孔氏三十三萬卷樓等處搜覓精善之本進行抄寫。此舉共耗時11年，組織抄寫26000餘冊。《四庫全書》在編撰過程中編撰官員曾將一些對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刪除，或將部分書籍排除在叢書之外，還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藉此機會將其收錄補充，並將補抄後的《四庫全書》歸還文瀾閣。
繼丁氏兄弟之後，民同時代浙江省圖書館首任館長錢恂繼續了補抄工作，這就是所謂“乙卯補抄”。錢恂，湖州人，大學者，他接手此項工作才10個月，袁世凱便將其調到北京，擔任大總統顧問和同民政府參議員，但他的這項工作並沒有終止，他把抄寫人員安置在北京家中，又從文淵閣借出《四庫全書》供以補抄。
稍後，海寧的張宗祥又發起“癸亥補抄”。由於丁、錢、張等幾位浙江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補齊後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是7部藏書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的歷史文獻價值高於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西遷萬里 國寶無恙
20世紀30年代，《四庫全書》又經歷一場劫難：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1月，日軍越過淞滬防線，杭州岌岌可危，《四庫全書》又面臨巨大的災難。
危急關頭，當時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毅然決定將大學西遷。中國高教史上聲震世界的“文軍西征”自此開始。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組織庫書西遷，作為浙江省的最高學府，浙大領導深知《四庫全書》的重要性。為防止日軍搶奪這一文化瑰寶，浙大協助浙江省圖書館一起搬遷，《四庫全書》被裝成139箱，開始踏上艱難的征途。歷時半年多，輾轉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底，《四庫全書》安全運抵貴陽，後又轉運到重慶。
文瀾閣《四庫全書》歷經滄桑，經浙江有識之士們的努力得以留存，這在中國以至世界藏書史上都是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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