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作為費孝通先生的經典之作，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必備讀本。其得以廣泛傳播、久負盛名和高頻引用，原因在於著作的概念之精當、分析之透徹、理論之深厚與方法之新創。
筆者主要是介紹不同階段閱讀《鄉土中國》的感悟認知，結合自身實踐重塑結構框架，闡釋經典理論。
首先，淺談自己的閱讀歷程。筆者在大學二年級初識《鄉土中國》，起源於授課老師的推薦，老師認為這本著作是認識傳統鄉土中國的一個路徑。由於才疏學淺和實踐不足，抱著好奇的心態閱讀，當時的認識缺乏實踐感和現實性，是膚淺的表層認識，對《鄉土中國》的第一印象用三個詞概括——單薄、到位、宏大。所謂的單薄，主要是從著作的篇章來說，著作是由費孝通先生授課講演稿整理所得，14篇一氣呵成，娓娓道來。其次是到位，即藉助概念這一工具，將社會事實、社會現象加以概念化、具象化，概括得精當、精確和精準，深入淺出，形象生動。最後是宏大，即費老基於田野調查和現實思考，從小事件、小視點切入，把大道理化繁為簡，將細微觀察上升為具有中國特色、時代內涵和世界視野的終極問題。再讀費老的《鄉土中國》，已是初入農村基層領域的研究生階段，真正參與到農村調研，涉獵過地方研究。重新捧起《鄉土中國》，此時的心態不是當時的新奇，而是嘗試探求新知，欲求解答未知，從《鄉土中國》中捕捉靈感，以助於自己的學習研究。當時結合社會研究方法課程，立足《鄉土中國》，撰寫了一篇課堂論文，對著作的方法運用只是“蜻蜓點水”。最近重讀《鄉土中國》，已到了學校生涯的末端和步入社會的前端，讀之是為了更好地析之、品之，以“熱切”平和的初心和“冷眼”理性的觀點再認識《鄉土中國》，對之寄託有一份思愁和再度結緣的念想。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變遷不止，閱讀歷程也會一直在路上。
其次，《鄉土中國》的內容框架自有其邏輯演進，筆者也試圖藉助自己的理解，重新構建閱讀該著作後的思路框架。其一，基於“鄉土本色”，以土為軸，以鄉為線，鄉土本源性聯合構成中國的“熟人社會”，其特性一是穩定性，二是地方性。穩定性在於其土地紐帶和農業社會的特殊背景，“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當然，從外部來看的穩定性，不能否定鄉土內部的動態性特徵。而地方性主要是指鄉土的邊界範疇和可調適性。“熟人社會”不是大二無邊，而是自有邊界的，超過一定範圍不能算作熟人，缺乏社會聯繫就是“陌生人”，這一註解給予“鄉土”劃定空間侷限。其二，在鄉土“熟人社會”的時空場域中，呼吸同一空氣，腳踏同一土地，存於同一社區，“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同一生活環境造就了“氣味相投”的交際方式。在沒有需要不會產生功能的前提下，文字這一工具變得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語音、語言和表情成為“熟人社會”交往的秘密口令，內生的經驗更具現實解釋力。而契約文字倒是從外部、從上層滲透到鄉土底層的“嵌入物”，是一種生分的東西。所以，費老作出判斷，在社會不產生變動的情況下，文字下鄉可能帶來社區秩序的擾動。另外，城市人和鄉下人之間“並不存在智力差距，而是知識問題”，沒有優劣之別。其三，在不常變動的鄉村環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說是血緣上親疏的一種反映，區位是社會化了的空間”。立足血緣基礎，造就了家庭之上的家族組織。可以說，家庭的親子關係決定了家庭結構，生育決定了家庭功能，而家族則是家庭在規模上的升級，在功能上的拓展。家庭具有生產、生育和交往功能，而家族則更側重祭祀、整合、團結等功能。不過，這種血緣關係強化了社區社會功能，而限制了其經濟功能的發揮。客居人成為市場貿易和村落經濟的重要主體，“抹得開面子，打得開局面”，較少面臨“人情債”的羈絆。其四，在費老看來，以生育血緣為基礎的中國鄉村社會，是“自我”中心而不是“個人”主義，區別於西方以平等、法律為特徵的“團體格局”，“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是一種“差序格局”。當然，這種社會結構形態是以“己”為中心，向外推己及人的，具有等差性。進一步講，血緣族群下的“差序格局”反映了群己權限，不同於“團體格局”由內向外看具有的公共性和團體性，“差序格局”從外向內部看則具有公共性，當然需要以血緣相關、利益關聯為基礎。同時，這種社會格局是以“個人道德”為維繫紐帶，要求克己復禮。其五，從個人、家庭、家族擴展到整個鄉村社會，社會秩序表現為一種禮治秩序和無訟狀態。禮治是前提，無訟是結果。換句話說，禮治秩序下的鄉村社會在治理方式、理念、過程、制度上有本土特色。在理念上不排除文本法，但更崇尚禮、儀、式和民間法。在過程上側重調解，而終於訴訟。從制度上說在於教化，利用教化規訓鄉民，維護鄉村秩序和社區穩定。同時，鄉村社會的穩定秩序還得益於一系列宗族制度、婚姻制度等，將男女區別開來，建立“阿波羅式”的男女次序，把自然屬性限定在社會屬性和宗族屬性閾限之內。借用費老的話來說，即“家族是以同性為主，異性為輔的單系組合”。其六，探討鄉村權力結構問題。在傳統鄉村社會中根據權力來源和基礎，形成不同類型的權力形態。一是以權力集中狀態下的暴力為基礎，形成的橫暴權力，凸顯其強制性。二是依據社會分工和鄉民同意，建立的同意權力，具有讓渡性，讓渡程度與權力發揮程度成正比。三是根據經驗和世襲獲得的長老權力，具有時效性，權力限度與生命長度成反比。四是依據知識和能力形成的時勢權力，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和可塑性。隨著社會變遷進程的不斷推進，人類需要層次的有效提高，傳統權威面臨衰弱和更替的現實困境，現實的“實”與過去的“名”之間出現二元背離，再次註解和重新闡釋顯得尤為必要，只不過會發生名實不符和實至名歸的兩條出口罷了。
再次，略談《鄉土中國》在理論和方法的啟示。一方面，費老在《鄉土中國》提出的經典論斷具有極強的說服力，成為打開中國社會的密碼，如“差序格局”“無為政治”“無訟”“禮治秩序”和“文字下鄉”等。這些言簡意賅的概念說理透徹，不僅適用於傳統社會，更能引起對當下社會的思考。在原生概念的基礎上演變出諸多次生概念，或者說再創了一些新的概念，如賀雪峰教授提出的“半熟人社會”和吳重慶提出的“無主體熟人社會”等。依據“文字下鄉”帶來一系列下鄉類別的研究，如“送法下鄉”、“政黨下鄉”“科技下鄉”和“家電下鄉”等，反映出費正清提出的“兩個中國”之間的融合，也是時下鄉村振興戰略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方法上具有重要建樹。費孝通先生一生致力於社會調查與研究，經歷了幾次研究轉向。從社區研究、具體制度研究，再到社會結構分析，最後從事邊疆和民族研究，在本土視角基礎上，把微觀事實和宏觀理論、田野實踐和政治結構、本土製度和普世價值、傳統文化和發展變遷加以比較，有效銜接，開拓了中國社會研究的新領域，在結構—功能分析框架下向前邁進一步，對後世研究具有極大幫助和指導意義。
最後，在此閱讀基礎上，筆者認為認識社會現象、解釋社會事實，在學科領域內向縱深發展，需要類型化、概念化、學科化和理論化這幾個步驟。分清類別才能抽絲剝繭，概念具象才能化繁為簡，學科勾連才能找準定位，理論提升才能增加厚度。俗話說，“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漁”，方法的獲取比直接獲取事實更具操作性和傳承性，這也是經典廣泛傳播，歷久彌新的奧秘所在。
筆者認為，閱讀《鄉土中國》的歷程就像人生的旅程，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感悟，可以說是常讀常新的體驗。分享該著作的閱讀感悟，希望能夠為自己帶來裨益，也能對他人有所幫助。
作者為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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