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唐太宗李世民，對其評價最常見的一條是，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從諫如流。
相對於其他獨斷的帝王，李世民在虛心納諫方面做得確實十分出色，但是，在太宗李世民認準的一些事情上，從諫如流往往成為一種表象，我行我素更彰顯了太宗的個性。史書中記載了有關修繕洛陽宮和巡行九成宮的兩則小故事，從中可以看出，太宗如何將從諫如流與我行我素演繹的即冠冕又堂皇：
《貞觀政要》卷二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下詔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切諫，說：治理天下“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始，可以永固”，而陛下“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
對於張玄素的直言極諫，唐太宗當然很不高興，但是沒有發作，只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對於群臣在這件事上的沉默，太宗更是一語切中，謂之“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至此，太宗在如此語境下說出的這句話更是被後人奉為千古名言。
還是有關修繕洛陽宮，《資治通鑑》卷193記載：說過這話的次年，剛剛修繕完九成宮，唐太宗再次提出要修繕洛陽宮。這一次，民部尚書戴胄站了出來，說：“離亂甫爾，百姓凋敝，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
太宗依然虛懷納諫，不僅表揚戴胄“忠直體國，知無不言”，還給他升了官。
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太宗還是忍不住命竇璡修繕洛陽宮。
《新唐書·姚思廉傳》記載：貞觀六年初，九成宮修好後，太宗急欲巡行，著作郎姚思廉進諫說：“離宮遊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太宗解釋說：“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為遊賞者乎？”賜給姚思廉帛50匹。
還是有關巡行這件事，《大唐新語·極諫第三》記載：監察御史馬週上疏說：“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宗同樣予以表揚。不過，表揚歸表揚，唐太宗還是在春暖花開的三月份浩浩蕩蕩地去了遠在寶雞的九成宮，一直在那裡療養到十月秋盡。
也就是說，在修繕洛陽宮及巡行九成宮這件事上，前後有四位大臣諫言，而太宗呢，表面上都是虛心採納，並且給予進諫大臣表揚或升職獎勵，但是，在行動上，太宗還是堅持踐行自己內心的願望，將我行我素的個性表現的淋漓盡致。
諸如此類一面從諫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書中還有不少零散的記載。
從上面的兩則故事裡，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人，就算他再有內心的道德追求，再有容人納諫的雅量，也難以擺脫基於私慾之上的人性弱點；而這樣的弱點又反過來會使其所標榜的道德追求變得口是心非。
在修繕洛陽宮及巡行九成宮這兩件事上，太宗一面從諫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風格，讓我們管窺到太宗人性中矛盾、糾結乃至虛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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