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名的性質、研究意義及文化意蘊
地名是人們對特定方位、範圍、形態特徵的地理實體給予的特定俗稱的語言文字代號。地名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地理、歷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區域的地名往往有很大的差異，而各區域在地名組成上又獨具特色。這是因為地名既是當地某一特定歷史時期自然地理環境的表徵，也是一種具有本源意義的寶貴的歷史資料，記錄著諸如民族興衰、文化變遷、經濟生產、軍事活動等紛繁的歷史事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地名是存在於現階段顯示人地關係變化與重大歷史事件的信息源。同時，地名隨著事件的推移而更迭，因而他有著很強的時代性。
地名研究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其他一些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也常常藉助於地名研究，從中獲取實證性的一手資料。通過地名研究，可以復原某地在某一時期的自然環境和環境特徵，重現區域開發歷程和資源利用過程，透視歷史時期的人民活動與軍事形勢等等。我國的史志書籍中對地名的沿革往往有較多的記載，而地名溯源在揭示各地自然、經濟與人文歷史源流的同時，對現階段行政區劃的變遷和命名也是極為有益的佐證和參考。20世紀30年代，地理學家曾世英倡議創建“地名學”這一綜合學科，經過他個人與許多學者長期的努力，地名學已形成了基本完善的學科體系。
地名作為文化的載體之一，對於文化結構的多層次性，主體的抽象性，內涵的多樣性，界線的模糊性，價值的滯後性、間接性與社會性等特性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而且它與建築、服飾、飲食等物質文化以及意識、傳統、習俗等非物質文化等都有所不同，因而它的文化價值是獨特的、深厚的，尤其能夠體現文化的地域性特徵，是人們窺探區域文化內涵的重要指針。正因為如此，作者認為地名本身也是一種文化，即“地名文化”。
二、寧夏的地名類型及組成特徵
總體來說，地名分為政區地名和地物地名兩大類．每一類都具有層次性，層次越高，地名數量越少；層次越低則數量越多。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在1：50萬的寧夏政區圖上有1000多個地名，但是隨著圖面比例尺的縮小，圖上的地名數逐漸減少，1：100萬寧夏政區圖上，儀有600一700個地名。研究不同比例尺地圖上的地名或不同層次的地名，得到的結論可能會有所差異，但一般情況下層次越高的地名，其表徵意義越大，尤其是其中的政區地名。本項研究中，筆者主要選取寧夏鄉鎮及國營農場以上的政區地名共計342個進行統計和歸類分析，典型地物地名及低層次政區地名文中也將有所涉及。
根據表意劃分的地名類型及其組成
根據地名的字而意思，筆者將所研究的342個地名劃分為五大類，即自然要素類地名、人文要素類地名、姓氏類地名、寄託人們美好願望的吉祥地名以及其他類地名。
自然要素類地名是那些具有地形地貌、河湖灘地、植物動物、地表組成物質、礦產資源等方面意旨的地名，如石嘴山、青銅峽、大水坑、硝河、鹽池、長山頭、蘆花、白馬、黃沙窩等。這類地名共有127個，佔所研究總地名數的37.1%，其中在地名通名中含有山、崗、臺、梁、崖、峽、溝、灘等字樣，表徵地形地貌的地名有73個，佔總地名數的1/5以上，顯示了人類活動對自然地理環境中地形地貌要素的關注和依賴。自然要素類地名在構成上比較多樣，既有表徵雙重要素性質的複合地名，如白土崗、蘆草窪、鴉兒溝、黃羊灘等；也有對自然要素規模、方位、屬性等進行描述的複合地名，如五里坡、暖泉、平峰、東臺、高沙窩等；還有很多是姓氏與自然要素疊加的復臺地名，如陳袁灘、王窪、馬太溝、丁家塘等。
人文要素類地名是指那些以各種人工建築物命名的地名，即稱作某城、某莊、某橋、某寨、某營、某關、某塔、某寺、某園等的地名，共計92個，佔統計地名總數的26.9%。這類地名在構成上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姓氏+建築物通名，如周城、郝家橋、郭家橋、蘇步井、王樂井等：二是方位或距離+建築物通名，如下廟、東塔、西園、偏城、四十里店；三是建築物形態或順序號+史建築物通名，如新堡、新營、新莊集、大莊、古城(共3處，利通區、中寧縣、彭陽縣各一)、頭營、三營、七營、頭閘、二閘、尾閘、大壩、小壩、大戰場、紅井子等；四是以建築物專名為地名，如開城、惠安堡、官廳、萌城、磁窯堡、什字、棗園等；另外還有諸如田家老莊、馬家高莊這樣的複合地名。
姓氏類地名是我周最多見的地名類型，在寧夏也不例外，但該類地名在傳承過程中也是晟容易轉音轉義的。目前寧夏境內鄉鎮與農場以上的政區地名中，純粹的姓氏地名有31個，如吳忠、楊和、金貴、馬建、蔣頂等等，佔總地名的9.1％；姓氏與前述自然要素及人文要素組合而成的複合地名還有40餘個，這使得有姓氏色彩的地名佔到了寧夏地名總數的1/5以上。
地名的形成和演化既有繼承性又有創新性，人們往往把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通過新地域命名或舊地名轉義而保留下來，這類地名我們稱之為寄託人們美好願望的吉祥地名，並初步確定此類地名69個，佔所研究地名總數的20. 2％。例如寧夏、永寧、寧安、興平、崇安、宣和、惠安堡等地名，就有企求安寧和平之意；隆德、同心、興盛、興隆、利通、永康、常樂、陶樂、豐登等則寓意興旺發達與其樂融融；公平、聯財等表示市場公平交易、財路暢通；紅旗、燈塔、前進、勝利、掌政、新民等則描繪了新時代人民當家作主的美好前景。
此外，還有大約6％的地名是按行政區劃單位的命名慣例得名並沿襲下來的地名，如根據建城先後或功能差異劃分的銀川市老城區、新城區和郊區；平羅、同心、中衛及隆德等縣的城關鎮、城郊鄉；原有建制地名繼承下來的韋州、原州等。
根據起源劃分的地名類型及其組成
寧夏鄉鎮與農場以上的政區地名，從其發源上看，也可以分為自然要素類地名、人文要素類地名、姓氏類地名、寄託人們美好願望的吉祥地名以及其他類地名等幾類。但是由於這裡考察的是地名的淵源或起名的根據．而不是地名的字面象徵意義，前後兩個角度劃出的各類地名在組成上有較大差別。
自然要素類地名在這裡是指那些以當地地形地貌、生物土壤、河湖泉水以及自然景觀等的名稱命名的地名，總共有121個，佔總地名數的35.4％。這類地名大多數有臺、梁、山、川、溝、灘、窪、湖等表徵自然要素的地名通名，從字面上可必看出來，但也有少部分例外。如西吉在前面屬於吉祥地名，而從起源上看，早年在其境內有伊斯蘭教哲赫忍耶派沙溝門宦教主住地“席芨灘”，後“席芨”二字同音轉義為“西吉”，故此可按起源可將其歸人自然要素類地名。又如彭陽縣白陽鎮的地名起源，據說古時該城南部的山崖上時有白羊出沒，後取諧音“白陽”而為地名；銀川則源於其自然景觀特徵——在銀色的原野上(鹽鹼地)黃河川流不息。
人文要素類地名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在生產、生活、軍事、政治等各項活動影響下產生的地名，共有181個，佔總地名數的53%。這類地名在組成上非常複雜，命名的人文要素多種多樣，源於生產資料土地的如良田鄉、六傾地鄉；源於灌渠名稱的如惠農縣、秦渠鄉、漢渠鄉、新北鄉、餘丁鄉；源於寺廟的如東塔寺鄉、石空鎮、下廟鄉、神林鄉、崇安（為“庵”字轉音）鄉、東華鄉；源於古代城池的如黑城鎮、白城鎮鄉、偏城鄉、城陽鄉、豫旺鄉鎮；源於道路的如什字路鎮、什字鄉、羊路鄉；源於水利設施的如大壩鎮(鄉)、小壩鎮（鄉）、三眼井鄉、紅井子鄉、高閘鄉、尾閘鄉；源於橋樑的如新華橋鎮、玉橋鄉、永固鄉、；源於果園的如園藝鄉、早元鄉、棗園鄉；源於店鋪集市的如蒿店鄉、沙塘（鋪）鎮、聯財鄉（亂柴鋪）、神林鄉（鋪）、奠（店）安鄉、公易鄉、新莊集鄉；源於村莊的如紅莊鄉、馬家高莊鄉、馬兒莊鄉、；源於古代軍事建制——堡、寨、營、衛、千戶所等的地名，如寧夏、中寧、中衛、隆德、吳忠；等等。這些地名具有多重意蘊，如神林因神林廟林立而得名，建國前因店鋪密佈而改稱神林鋪，現名為神林鄉。
其實在地名的發源中自然要素與人文要素往往共同起作用，此種情形下我們一般根據影響該政區地名的直接因素而將其歸類。例如，明代人居陶樂縣境內的匈奴韃靼、瓦剌部落被誨稱為“套虜”，其地眾多的湖灘因而得名“套虜湖灘”，清代改稱“陶樂湖灘”，後陶樂稱為縣名，我們將其歸入自然要素類地名。又如玉泉營之名最初因當地的泉水清澈甘冽而有“玉泉”稱謂，明代萬曆年間建兵營守泉並屯田，後來得地名“玉泉營”，我們則將該地名劃入人文要素；棗園鄉之名也如此，因明代所建“棗園堡”源於所築城堡臨近棗園。
按起源劃出的純粹的姓氏類地名，寄託人們美好願望的吉祥地名以及其他類地名只有大約40個，佔總數地名數的11.6%。如其中純姓氏地名只有高任鎮、王團鎮、紀家鄉、王民鄉、馬建鄉、沙塘鎮、張程鄉、陳靳鄉等幾個，但有姓氏含義的自然與人文要素類地名則比比皆是，已如前述。
二、寧夏地名特徵及其文化意義
眾多的軍屯色彩地名昭示“邊地文化”。從寧夏地名的起源來看，本研究總計的342個地名中，由堡、寨、營、衛、所等的名稱延續下來的地名將近90個，佔總地名數的1/4以上，如果加上有軍屯、軍牧背景的地名，則佔到總數的1/3以上，這些地名昭示出寧夏的“邊地文化”特徵。寧夏境內自秦漢以來，就是中原王朝與西北少數名族政權對壘交鋒之地，中原王朝在此採用的移民戍邊、軍屯軍牧方式的開發，即築起城堡、營寨乃至關隘，在守備一方土地的同時，還在周邊開闢農田或牧場。據考證，寧夏境內自隋唐以來先後有軍事建制的堡、寨、營200多個，其中如唐時在原州（今固原市）設有9座關口和34處牧馬監，因歷史久遠，在鄉鎮以上的地名中已難以反映出來，但在行政村或自然村一級地名或地物地名中還可見一斑，如瓦亭關、鎮木關等；而明清時期的軍屯軍墾遺蹟在地名中則隨處可見，如明固原鎮北部築起的8個兵營，如今可以從頭營至八營的地名中折射那段歷史並顯示兵營的方位。又如清雍正年間在銀川平原上修一引水渠，賜名惠農（今惠農縣名即源於此），民間則稱之為“皇渠”，後轉音為“黃渠”，所築之橋則為黃渠橋，地名沿用橋名則為今黃渠橋鄉，當年主持開渠者為侍郎通智，渠成以後沿渠移民興建了8個堡子，每個堡子都隨其姓氏以“通”字為首命名，並由此沿襲出通義鄉、通伏鄉等政區地名。
自然要素類地名蘊含生態文化意義。自然要素類地名，無論是以字義劃分還是按起源劃分，都佔到了總地名數的1/3以上，這些地名既記載著當地曾有過的自然生態環境特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們對資源環境的利用與改造歷程，從而使地名透射出生態文化的內涵，例如地名“金銀灘”是乾旱氣候下湖灘積鹽過程的形象寫照、“黃羊灘”則曾經是黃羊出沒的荒灘、“白芨灘”應該是生長叢叢白芨草的湖灘地、“中灘”是黃河河道中的高河慢灘等等，但是現在這些地名展示的景觀早已不復存在，金銀灘成為廠房櫛比、樹木成行的石油城（吳忠九公里）；黃羊灘的黃羊早已絕跡；白芨灘在湖水乾涸以後地下水位嚴重下降，大片灘地成為半荒漠；中灘也隨著泥沙的堆積而與河岸連為一體，成為邊灘。現今的生態環境與這些地名的形成時當地的生態環境顯然已是大相徑庭。在所研究的地名中，有植物和動物字樣的地名只有10餘個，只佔到總數的5%左右，這種情形一方面說明寧夏生物群落類型的單調，也說明由於人類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破壞，使動植物的環境象徵作用降低之故。
北部灌區地名特色與“綠洲文化”。總體來看，寧夏北部地區的自然要素類地名較少，在不多的自然要素類地名中，又多見“灘、湖”字樣，少見“河、溝、山”及相近意義的字，而人文要素類地名則相對較多，其中尤以渠、橋字樣多見，以閘、壩為通名的地名不多，只在寧夏北部地區出現。究其原因。寧夏北部地區人口其中分佈於平原地帶，地形平緩，除黃河經流外，幾無其他水系，缺少顯著的自然景物，因而此類地名較少，其中如如增崗、立崗、習崗、崇崗、等字面有高地含義的地名，從起源上看還是姓氏轉義，但是當某地為地勢低窪的湖灘時，會引起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這才有必要引起注意，從而在地名反映出來。渠是寧夏北部平原地區的生命線，干支鬥農四級渠道組成密如織網的排灌系統，渠道與渠上所架的橋、修的壩、建的閘等，無不成為顯著的地理標誌，自然而然地成為地名之源。湖灘溼地廣佈是自然綠洲景觀，灌溉渠道密集則為人工綠洲的風貌，“塞上江南”是這裡田園風景的寫照，但此“江南”非彼江南，其地名與地物體現出的是“綠洲文化”特色。
南部山區地名特色與“山地文化”。在寧夏南部山區，以“山、河、溝”及其近義詞和相關字詞命名的地名最為常見，從這些地名上，我們可以讀出該地的地貌特徵、相對位置、土地類型及資源利用等方面的許多特徵。例如，岔是河流交匯、峰迴路轉的地方，上岔、下岔、中岔、小岔、交岔、石岔等地名就指示著這樣的地形部位；高臺、樹臺、峰臺、惠臺等地名因居於高而平坦的臺地而得名；高崖、紅崖、白崖三地名則說明當地有溝谷深切形成的崖壁，而且有高度和土色方面的特徵等等。塬、梁、峁是黃土高原上廣泛分佈的地貌單元，劉塬、仁梁、盂塬等地名毫無疑意地指示了黃土丘陵地貌；“崾峴”是指由於兩側溝頭侵蝕在黃土樑上殘存的狹窄地段。“埫”似乎也有殘存地面之意，在寧夏南部山區的地名中，有崾峴鄉、賈埫鄉這樣的地名，揭示當地具體的地貌與土地類型，如紅土路則指土壤的顏色。此外，像曹窪、王窪、後窪、山河、楊溝、馬蓮川這樣的地名，則記載著與塬、梁、峁、臺地相對應的負向地形特徵，大量的有“河、谷、川”字樣的地名的存在，則反映著此類地形的普遍性。由此可見，寧夏南部山區的地名文化具有“山地文化”性質。
地名轉音轉義闡釋社會進步與民族團結。地名在演化過程中轉音轉義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寧夏也不例外，而且寧夏地名轉音轉義中蘊含著社會進步與民族團結的深刻寓意，同時也有語言文化方面的含義。賀蘭縣習崗鎮最初得名於明代寧夏前衛九堡之一的謝保堡，後更名為謝崗堡，由於方言發音將謝(xie)訛轉為習(xi)，而為習崗堡。隆德縣聯財鄉昔日曾為柴禾交易集市，柴禾堆積如山，俗稱“亂柴鋪”，後取其方言諧音而為“聯財鋪”，並演化為今名。在寧夏，很多地名轉音是為避諱原地名中的蔑稱，如平羅、鎮羅、平吉堡等地名，分別源於明代的平虜守禦千戶所、鎮虜堡和平羌堡，清代以後取發音相近的字替換原地名中列少數民族的貶語，使地名變為中性或褒揚之義。地名轉義以同音轉義最為多見，通過同音轉義，地名被賦予美好吉祥的願望，並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例如，海源縣九彩鄉困其地多生野韭菜而得名，中衛縣甘塘鎮地名原為乾塘，銀川市掌政鄉地名發端於明代之張政堡，隆德縣桃園鄉在設鄉制時取名於陶家崖坑與袁家臺子兩地名的姓氏，以上幾個地名都通過同音轉義而變得美好，並引發人們的想象力。又如靈武市梧桐樹鄉，因古時有胡楊樹，胡楊俗稱為胡桐，訛傳為梧桐樹而得地名，但因民間有“家有梧桐樹，招來金鳳凰”之佳句，現在根難說明這地名訛轉是不是人們有意而為之。另有一種地名的轉音轉義是為了迴避同名地名，這在現代的行政區劃地名命名中，都是很先進的思想。例如，吳忠市早元鄉相傳在十六國時期為夏王赫連勃勃之果園，多種棗樹，明嘉靖年間置棗園堡，其地名在演化過程中為與中寧地界的棗園相區別，而在書寫上更為“早元”；又如，海原縣自元時就得名海城，此名一直沿用至20世紀初，1914年為與奉天省的海城縣(今屬遼寧省)相區別．而改為海原。
地名來源的多樣性與多民族文化。從上述地名類型和地名特抓的分析，可以看出，寧夏地名中的漢族文化特徵是根深蒂同的，但從地名源頭髮掘，則其有多民族文化特徵。例如，以“賀蘭”為名的有賀蘭山、賀蘭溝、賀蘭縣等地物和政區，它也是寧夏極其象徵意義的地名，其來源顯示了早期在此地定居有匈奴族部落，“賀蘭”原為“曷拉”，意為“駁馬”(青白色之瑪)。又如寧夏一名的由來，據傳，東晉義熙三年(公元407年)，匈奴貴族赫連勃勃自認是夏后氏苗裔，在今寧陝甘一帶建立政權並定國號為夏，“夏”寧自此成為這片土地的標註而延續下來，直到元代以西夏故地永保安寧之意設“寧夏路”，寧夏地名得以形成。元朝蒙古西征軍白中亞攜大批伊斯蘭教各民族的手藝人、商人、學者等在此地定居；明清之際，統治者又強行安置回族群眾在此開荒種地，逐漸使寧夏成為回族聚居地。寧夏地名中有回族姓氏含義的，在鄉鎮以上有馬兒莊、馬太溝、馬家灘、馬渠、馬家粱、關馬湖等，數量不多，但在行政村、自然村、居民點等基層行政地名中，則非常普遍。
寧夏地名是寧夏自然生態與人文歷史形成、發展、變化的真實寫照，從而構成獨具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本文只是對寧夏地名類型、特徵及地名文化意義的初步概括，如果從更低的層面上研究區域地名，或將地物地名也納入進來，將會更加深入地展現出寧夏地名文化的特點。
我們認為，對區域地名文化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社會意義：首先，它可以為現階段行政區劃的調整、政區的命名等提供參考、拓寬思路；第二，它也是素質教育時代最好的鄉土史地教材，它形象、生動、豐富而且耐人尋味，與現行的初中素質教育新教材《歷史與社會》的切人點正好吻合；第三，它從更深層面上挖掘出區域的文化特徵，有助於當地的旅遊文化定位與旅遊資源深度開發，有利於旅遊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此外，由於地名常常成為一個地區產品名或品牌名，區域地名文化研究也會或多或少地與經濟生產發生關係並相互影響，同時也使區域文化有了更廣闊的展示空間。
閱讀更多 2018旅遊地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