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代表国家。鼎是中国器物的极致，是世界上古代工业最高水平的代表。
先有了鬲，作为烹煮的生活用器。而后才有了鼎。
鼎是古代的礼器、食器。王拥有九鼎，诸侯、公爵们当在七五以下。拥有鼎的多寡，自是身份与等级之象征。事实上，在有青铜器之前，早在石器时代就先有了鬲，夏代时，人们在陶鬲的基础上发明了青铜铸造的鼎，史称青铜器。鬲是由三个类似的垂乳组成，其乳之现状类似牛乳，三乳合为一膛，鬲器形成，其材质是陶土的，手工塑制，有的还刻上图案，有几何形的，有线条形的，有绳纹形的，有的还涂上颜色，阴干后，再烧而成，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烹煮之器罢了。
夏禹收九牧之金，铸成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国家永固。青铜铸造的鼎，标志着人类由原始的部落状态，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因为有了“王”，有了“国家”形态。自此，鼎，象征国家，代表王权，宣示礼乐，历代传承，成为“国之重器”。鼎的诞生，远非仅仅是文化层面意义，它是古代华夏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最高峰，在千余年的辉煌之后，又于千余年来沦落了，远不似上古时候，人们认知的那般崇高。只有在国家重大历史事件与庆典时，偶尔会为铸为用。
我有幸生活在北京，随时都可以去看馆里的国宝，可以去国博资料中心去查询资料，所作的三部书也被国家博物馆“编目入藏”（《钟鼎茗香》《钟鼎茗香》（二）《俪松居遗珍-王世襄旧藏铜炉清赏》），看累了又可以在那儿讨杯茶来轻啜。坐下来细细思量着青铜器的一切，每一次看，这三尊巨鼎，总是揪住我，仿佛焊在那里一样，且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还常看常新。我实在为四千年前古人的智慧、生产技术、加工及工艺水平所震撼。同时还为青铜器所承载的礼乐寓意所震撼，在完全落后的手工业条件下，他们是如何完成如此先进的产品？在当时文化极为落后的情况下，竟能赋予青铜器那么崇高的寓意？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鼎，最为代表的当属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方鼎了，（原来的教科书记载的是“司母戊”，这个“后”误作“司”的错误，据说与郭沫若先生相关）此器出自安阳殷墟。（仅那里的“妇好墓”，出土的“鼎”“彝”等青铜器，就有四百六十八件。）民国早期在安阳出土后，若不是百姓们千般保护，若不是此鼎的庞大沉重，恐怕早就被日本鬼子抢走了。当我们立于此鼎前瞻仰时，必会为其：巍巍乎，高山仰止，浩浩乎，神圣至尊，我们在震撼之余，才会晓得“国之重器”的崇高与威严。
人们之所以喜欢鼎，除了鼎的国家意义至上外，想必还与日常生活与鼎的学问、词汇、典故相关，人们自小耳熟能详的，诸如：“一言九鼎”，“列鼎而食”，“问鼎中原”，“定鼎中原”，“高门鼎贵”（晋 左思《吴都赋》）， “鼎铛玉石”（唐 杜牧《阿房宫赋》），“天子春秋鼎盛”（《汉书 贾谊传》），“鼎足之势成矣”（《三国志》），“三足鼎立”，更是“三国”以来，所用最多的典故。我自幼有些家学的影响，长成之后，自家又很是偏爱，尤其是鼎的造型与气势，蕴育的礼乐高义，更是令我五体投地。
于是乎：“吾之幼时，授业于父，尝闻明宣德皇帝曲尽铜炉之妙。吾奇而问之，父颇为不屑，以玩物丧志者戒。然则尝有钟鼎之家云云，吾终不得其详……”此是拙作《钟鼎茗香》自序的开头文字，父亲的担忧与崇尚已是了然，更为心系的是母亲的善解：“锡荣喜欢作这些文章，自有他的道理嘛。”只如今，双慈过世已逾多年，于工作和生活之中，依然是我心中的章程，大凡所为之事，总要以他们的仁义行诸于世，以致连对古董的藏玩学问，也是“以德为藏，和合皆乐”。
在我前两年写作《钟鼎茗香》（一）（二）期间，将鼎的收藏与学问拓展开来。早先人们议论“宣铜”时，即便作文章中，只说宣德炉，不议宣德“鼎”，岂不知炉为“彝”器，史称“彝炉”。明代永宣时的黄铜文化之中，二者皆备，不可或缺。何况，上古之文化又以“鼎”为至上，绕开了“鼎”，何以谈“炉”？没有“青铜文化”，哪有“宣铜文化”？于是，我便依照“宣铜文化”本来面目，将“鼎”与“彝炉”一统归位，在拙作中列为主项。以致无论是客厅斋室，均有商周唐宋元明清的鼎、彝，陈设用度，甚是得体。任谁来访，都会于品茗听琴之间，也必为沉烟袅袅所陶醉，流连于鼎、彝、礼、乐的盎然古意之中。
唐代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钟鸣鼎食之家”，甚为家慈崇尚，父亲在世时，只能在书中或博物馆里，去找些崇拜与陶醉。如今我已拥有，可他早已仙去，盛世把两代人的遗憾留给了我，令我时常于崇敬中缅怀，笔墨间慨叹。好在除了自家私享，亲友们亦时常来赏，都很喜爱，也陆续收藏用度起来，且时常雅集，交流感悟，甚是快乐，为杂乱繁忙浮躁功利的时下生活，平添了许多古朴与优雅，陶冶了大家的诗书礼仪，升华了大家的文博境界。心态平和了，胸怀开阔了，更是觉着“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只是，大凡到他们那里赏玩时节，所见鼎彝文玩，很是令人不爽。物件也老，工也尚可，只是，有不少物件非我族类：大多是日本的，又有少量越南的仿器。
众人多随我同好，是我起初想不到的。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过去的传承挖掘，生活浸润，古今时空虽然异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传播，形成继承与普遍状态时，一种文化现象业已展开，构成社会风尚，便成就了民族的文明。
早年间，没有潘家园一带的古玩城，要看古玩，只能去博物馆，那里的青铜器鼎、彝、簋、鬲、盉、壶等等，固然甚好，却只可远观，不能近取。亦如我上月去北京大学赠书时，面对其博物馆的古物，只能叹惋。早年，在北京的大么厂、前门、地安门都有古玩店，琉璃厂相对集中一些，那条古玩街，大几十家店面，任你去上手品鉴，讨价还价。那时候的鼎、彝很多，精美的、普通的。几元、几十元、过百元、千元的。民间的、宫里的、普通的。点金的、鎏金的、错金嵌银的、掐丝珐琅的都有。哪像现今，几万元的，你都不屑去上手。
民国时期的古玩市场，尤为兴盛，清王朝的败落，导致宫里宫外勾结起来，倒卖国宝，大发国难之財。“孙殿英东陵盗宝”，震惊世界。陕西的周代青铜器，河南殷墟商代的青铜器，乃至“后母戊”大鼎，龙门石窟的唐、魏造像，云冈石窟的魏齐造像等等，统统都于古董市场上，明暗买卖，仿造骗财。
青绿皮色的青铜器，自是以鼎彝为“国之重器”，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其各自的文化内蕴与时代赋予，便成为我们今天崇拜的理由。同时，唐宋基于上古的继承弘扬，将那纯金、纯银、鎏金、错金银的鼎彝盘盒盏等器皿，奢华到极致。当我们面对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时，必会被古代冶金、加工技术的发达所震撼。青铜器的制作，此时却衰落到谷底，可有关青铜器的文化，则弘扬到最高。宋代，竟然诞生了研究专著，“青铜器宋代五谱”的成书，上古青铜礼器的名号与成果，才得以系统规范，又图文并茂地自成体系，开创了“图谱”藏器文书的先河。宣德炉的《宣德鼎彝谱》等三种图谱，亦是仿之成书。直到如今，我们仍然是以《宣和博古图》等作为工具书，研究并命名新的考古发现。
商周有用鼎制度，战国两汉亦用为量器。宋至明清改用黄铜铸造，多用为祭器，明清时叫香炉。器形之别主要在耳、足、腹三个部位，规律是耳由小变大，由直耳向外侈；足由锥足而柱足、短柱足、长柱足，而后是蹄路、矮蹄足；器体由深腹而中腹，由腹底款足分裆而近平，又从半球形变回深腹。
商朝晚期、周朝初期，这段时间的铸造工艺和艺术价值达到非常高度，也是制作鼎的参考依据；商周时期的鼎分为“圆鼎、鬲鼎、扁足鼎、方鼎”四种.其中圆鼎是流行时间最长的鼎式，基本形制是腹腔圆而深，耳小直立于口缘上，三足为锥形。商代晚期的圆鼎。体厚口有方唇，立耳变大，柱足流行。足与耳的位置发生变化，有一足必与两耳等距，另两足在双耳的同侧；圆腹变浅，圆底；鬲鼎、扁足鼎使用时间不是很长，没有形成规模和影响力。
方鼎是在商中晚期出现，是方形槽或长方形槽的四足双耳容器。春秋、战国后期，秦汉开始，圆鼎成为主流礼器，延至明清功能又有所改变。
１９３９ 年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戊鼎，是我国青铜器中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所仅见的。该鼎器高 １３３ 厘米，重 ８７５ 公斤，四周以雷纹为地，上有夔之盘绕，四角为饕餮纹，内里有“司母戊”三字铭文。西周还有一种列鼎，在一组鼎中，每个鼎的形制、花纹相同，但大小有别，尺寸依次递减，形成有规律的序列。这种礼仪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各奴隶主贵族，使用列鼎的数目也按“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规定。在安阳殷墟中出土的另外一些鼎上，有铸有长篇铭文的。它们都是我国文物珍品，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讲几个 民间故事
说起问鼎，大家一定知道。春秋时楚庄王北伐，并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九鼎的重量，大有夺取周朝天下之势。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熊旅借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机,把楚国大军开至东周的首府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见了王孙满,劈头就问道:“周天子的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委婉地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义的有无,不在乎鼎的大小轻重。”庄王见王孙满拿话挡他,就直接说道:“你不要自持有九鼎,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足以铸成九鼎。”面对雄视北方的庄王,善辩的王孙满先绕开庄王的话锋,大谈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最后才说:“周室虽然衰微,但是天命未改.宝鼎的轻重,还不能过问啊。”庄王不再强求,挥师伐郑,以问郑背叛楚国投靠晋国之罪。“问鼎中原”这个典故吧！！！
这个楚庄王就是《韩非子•喻老》记载：“楚庄王熊旅统治朝政三年，没有发号一项政令，也没有一样政绩上的作为。右司马伍举来到君王座驾旁，对楚庄王讲了一段微妙的谜语，说：“有一只鸟停驻在南方的阜山上，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沉默无声，这是什么鸟呢？”楚庄王说：“三年不展翅，是为了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为了观察民众的态度。虽然还没飞，一飞必将冲天；虽然还没鸣，一鸣必会惊人。你放心，我知道了。”经过半年，楚庄王就亲自听取朝政，被废除的有十项政令，被启用的有九项政令，诛杀大奸臣五人，提拔隐士六人，因而国家能被大力整治。带兵讨伐齐国，在徐州大败了齐军，在河雍战胜了晋军，在宋国汇合诸侯，终于使楚国称霸天下。庄王不因为小事加害忠善的人，故此能有好的名声；没有事先显示，故此能有好的功绩。所以说：“越是大才能的人通常越晚成功,越是大的成就往往越不可估量。
人们对青铜器鼎彝的文化研习，知其历史典故，大多源出于此。我对青铜器的知与爱，亦是。以致宋代这“青铜器五谱”，虽然残缺，倒是有得书读。元明清时期，除了瓷器的大量普及以外，冶金工业技术的再次提升，黄铜制器，得以昌盛：永宣时代的佛像与宣德炉，灿然登场，开创了金灿灿的“宣铜文化”，“青铜”变成了“黄铜”，再次被世界喝彩。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铜文化，再次辉煌起来，被西方人称之为“中国之文艺复兴”。同时，也成就了我与宣铜鼎彝的缘分，《钟鼎茗香》系列著作，应运而生。
唐 李邕《云麾将军碑》
清 赵之谦《楷书南唐四百九十六字册》
就目下我知晓的，人们对鼎彝器的理解，仅停留于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际，各人的境况不同，所作学问也是不同。谋求生计，寻求雅趣，自然也不同。但，追求人生的通达与快乐，则应不异。在与众家相善之间，近些年来，我常常为自藏的鼎彝文玩、琴棋书画们痴迷，既为其美而存在赞赏，亦为其未来漂泊慨叹。人生在世的文字写的多了，对生活的爱与淡，更会在执着与挚爱之际，派生出些许类似古代贤达们的叹惋来。
不过，并无碍于我对“鼎、彝”器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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