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穎
今年5月10日，是沈從文去世30週年。當時的人們，對“沈從文”或許是隔膜的，以致訃聞遲遲未發；30年後，“沈從文”這3個字的熱度，只看湘西鳳凰的遊客數量，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人們是否真的認識了沈從文呢？今年，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出版了《沈從文的前半生》，同時出版了《沈從文的後半生》修訂本，完整敘述了沈從文的人生，《長江日報》讀+採訪了張新穎。
沈從文轉向文物研究後並未消極
讀+：1953年，有領導鼓勵沈從文“歸隊”，他猶豫很久還是沒有再拿起筆；1957年“五一”節，沈從文在上海大廈10樓看外白渡橋上游行的人海和旗海，為黃浦江上一條冷靜的、不加入“群”的小船所吸引，為其畫了3幅速寫；1958年，周揚在一個宴會上當場宣佈，老舍很忙，準備讓他多做一點全國文聯的工作，北京文聯主席想請沈從文擔任，舉座一片掌聲，沈從文立即站起來說“我還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檯盤的人”。1980年他在美國說，“我做了一個健康的選擇”。請問，沈從文的這種智慧源於哪裡？
張新穎：這不是我們通常說的那種“智慧”，源於沈從文從小形成的生命體驗和人生經驗。對於任何的理念、口號、說法，他都要用自己心裡那套標準去量一量，他有一個很強大的“自我”，知道如何判斷自身與周遭的關係。
20世紀的中國，觀念和環境發生了多次急劇變化，如果沒有這種強大的“自我”，好一點的話很容易變成牆頭草，糟一點的話可能命都沒有了。
那麼為什麼別人沒有表現出這種強大的自我？ 這要反過來問，為什麼沈從文有這種自我。答案是，他從來沒有否定過自己，他是有“根”的。
他和巴金等人，屬於五四之後的一代。說到這一代人，有個詞就是“啟蒙”。他們從鄉村到都市，被新的環境和理念“啟蒙”了，很自然會否定掉自己的過去，認為那是矇昧的、落後的，要與“昨天的我”決裂。等到下一波新浪潮來臨，他們很容易又會再次否定自我、再次擁抱新事物。
沈從文不一樣，他從來沒有否定過某個階段的自己，從來不認為需要與某個自己來決裂。當他說“教育”的時候，他是把各種經歷和體驗的總和，都視為教育，很少用道德判斷價值。他吸收各種養分，好的不好的，在他這裡都成了養分，一般人在壞的環境裡就被帶壞，他能夠轉化，這是他的特殊稟賦。這種成長模式，很難複製。
讀+：他轉向文物研究以後也沒有消極避禍的姿態，反而積極進言、提案，努力做到有所作為，這種自信從何而來？
沈從文對“美和溫暖”有特別的渴望
讀+：魯迅在日本看到殺中國人的幻燈片，深受刺激決定棄醫從文；沈從文在湘西至少看過幾百次處決和酷刑，這對他的性格、氣質和思維又有什麼影響？
張新穎：沈從文故鄉異常美麗而幽靜的自然環境之中，極其平常地上演著極端暴虐的人類行為，那個“最美的小城”，曾經被血染紅過一次又一次。《從文自傳》裡寫得那樣淡定，多少有些故意為之。他這個“鄉下人”是要寫給“城裡人”看，你們碰到一次殺人就一驚一乍的，看看我們那裡！ 但實際上，這種環境對他刺激很大，從好的方面說，是培養生命的堅韌，不把死當回事；從另一個方面說，是對美和溫暖特別的敏感、渴望。
讀+：沈從文與魯迅，一個是“鄉下人”，一個是“戰士”，關係也一般；但您曾經說過，兩人在思想深處是相通的，這種相通表現在哪裡？ 沈從文評價魯迅“懂世故而不學世故，不否認自己世故，卻事事同世故異途”。這話是否也適用於沈從文自己？
張新穎：這兩個人的性格和才華是不同類的，但是在他們的文學深處，卻能夠發現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魯迅青年時代就痛切地感受到當時的中國是“本根剝喪，神氣旁皇”，那麼從哪裡找回“本根”呢？ 他追溯到了“古民白心”。“古民”在這個傳統之前，他們的心靈還沒有經過染缸的浸泡，染上亂七八糟的顏色，還是素樸純白的。而沈從文呢，很多人以為他是“為藝術而藝術”、追求人性與純文學的，實際上，他還是認為文學要與民族、家國聯繫起來，只不過不是為具體的政策、口號服務，是要超越鄉愁，找回健康、樸素和真誠的東西,他心中的“邊城”，不僅是地理上的“邊”，而且是文化上的“邊”，這就與魯迅聯繫起來了。
至於說到對現實的瞭解，對人與人、人與事的把握，這方面他不如魯迅。
知識分子不見得只做“弄潮兒”
讀+：您2014年出版《沈從文的後半生》時，曾經說過，寫他前半生的已有佳作，您自己就不再去重複了，為什麼改變了主意，寫了《沈從文的前半生》？
張新穎：寫沈從文的後半生，我是寫得比較壓抑痛苦的。從空間上說，後半生其實就是北京，而且是北京的一個小房間；前半生就不一樣了，從湘西到北京到上海、青島、昆明，寫來比較舒展，比較輕鬆愉快，這可能是我心理上要求補償吧！
另一方面，他的前半生其實也有比較“不好看”的部分，就是後半段，從昆明到北平，這一段他比較痛苦，他想重建中國新文學，這超出了他的能力，但是又很努力去做；他最有名的小說在這之前已經發表了，這個階段他捲入各種爭論，最後發展到精神崩潰要自殺。這一階段又很重要，是完整理解沈從文、把他前半生和後半生聯繫起來的一環，而且他對自己的文學觀念此時有比較清晰的說明，所以不可或缺。
別人也寫了這一段，但是比較簡略，我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寫這段，這是我寫《沈從文的前半生》一個特別之處。
讀+：閱讀沈從文的人生，對於今天的知識分子有什麼借鑑或啟發？
張新穎：最重要的借鑑，可能是要清楚認識“自我”與“時代”，如何真正去做點有意思的事情，要知道我們每天忙忙碌碌，做的很多事情其實是無意義的。“有意思”，首先是對自己來說有意思，然後是對時代對社會有意義，良心上過得去，時間上長遠一點，外在形式可能是很卑微的。
寫這本書，我想寫的不是沈從文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寫的不是一代人或者是幾代人的一個典型，我寫的不是一個模式的故事，我寫的就是這一個人。這一個人和他同代的很多人不一樣，和他後代的很多人不一樣，我就是要寫出這個不一樣。他是一個不能被放在一個共同的模式裡敘述的人。不一樣是因為他有一個自我，這個自我和時代的巨大潮流、壓力之間形成一個關係。偏離在社會大潮之外，自己找一個角落做自己的事情，沈從文是這樣的一個人。
《沈從文的後半生》封面設計，用了沈從文1957年五一節畫的上海外白渡橋上的遊行隊伍和黃浦江裡一隻遊離的小船的即景圖，這幅圖的位置關係很有意思，我把它解讀成一個隱喻，隱喻他在轟轟烈烈的時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別不起眼的、你會忽略的這樣的一個角落，來做自己的事情。
一般來說知識分子是不願意待在角落裡的，知識分子要做時代潮流的引領者，要做弄潮兒，如果不能，至少要跟上，不能落伍不能掉隊。可是若干年之後你回過頭去看，偏偏是這樣和時代潮流隔著距離，在這樣一個誰都不會去理睬的角落裡的人，才做成了事業。為什麼會這樣？ 個人要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才能和時代之間形成一種有意義的關係，這個意義不僅僅是對於個人的，而且也是對於時代的。
【書摘】
沈從文的後半生是什麼樣的故事
文/張新穎
如果我們把沈從文後半生這麼漫長時間的經歷看成一個故事的話，這個故事不是一條單一的線，它是立體的。
在絕境中創造事業的故事
這本書一開頭，這個人就精神崩潰、自殺，其實是有他自主選擇的成分在。
一個人敢於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這樣的境地，是有差別的。差別在於，當我們本能地避開人生最絕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後，在精神心理上，我們的人生永遠會有可怕的東西躲在暗中。可他不是，他死過一次了，當他死過一次再活過來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經經歷過。避開可怕的絕境一直在活著的人，那個活著的狀態，有一種可能是苟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狀態，而他死過了一次再活過來，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夠讓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話。在後來的歲月裡，比如說在“文革”當中，沈從文的遭遇要慘多了，但是他再也沒有像1949年那樣精神糾結反覆，以致崩潰。
所以這樣從死去一次再開始活過來的後半生，有這麼一個特殊的起點，糟糕到底的起點，卻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起點。我們一般人不會有這樣一個最低的起點，可就是這樣的一個起點，才奠定了以後的路是往上走的路。
沈從文自殺，是因為他的文學事業不能繼續了，他是把生命和事業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要活下去，就還得有事業。這個地方就顯出這個人特殊的本事，他能在絕境中創造事業，文學不行了，就另闢新路。我們都知道他轉身投入了文物研究的事業，並且在這個轉過來的領域裡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其實往前、往後想想，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面臨絕境，只不過這一次非常慘烈。他年輕的時候從湘西的部隊跑到北京，生活沒有著落，考大學考不上，也不知道要幹什麼，但硬是從這樣一個低的起點，從無到有，一點一點闖出來，成就了文學上的事業。往後看，比如說“文革”當中，他下放到湖北咸寧幹校，好不容易改行創造的第二份事業，就是文物研究，又到了絕境。沒有任何的書，任何的資料，怎麼做研究？而且身體的狀況特別差。又一次到了人生底部，能不能幹點可以乾的？ 所以他再做改行的打算和實驗，認真嘗試舊體詩的寫作。他有一個從絕境當中創造事業的特別性格。
自我拯救的故事
到20世紀80年代，沈從文的境況已經有了很大的好轉，他在美國做了二十幾場演講，演講的內容一是講文學，二是講文物。他也知道，來聽他演講的人更希望聽到的是他在1949年以後的遭遇，可是沈從文就不講。
他是不是過於謹慎？ 我前面說過，他死都死過了，還會害怕什麼？ 他有他自己主動創造的身份，這個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義，對他也更重要。他講了這麼一段話，特別樸素特別誠懇。他說：“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劇烈變動情況中，我許多很好很有成就的舊同行、老同事，都因為來不及適應這個環境中的新變化成了古人。我現在居然能在這裡快樂地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適應環境上，至少作了一個健康的選擇，並不是消極的退隱。———他說的是“一個健康的選擇”和頑強堅持的工作，這個選擇和工作讓他超越了單純受害者的身份。
很多人會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事情的另一面是，這樣一來，不管是在意識裡面還是在無意識裡面，等於承認了時代強加給個人的被動的身份，也等於變相地承認了時代的力量。在一個變化非常大的時期，一個人除了是一個受害者，還有沒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這樣一個被動的身份，自己來完成另外一個身份？
創造力的故事
沈從文這一個人，表面上看起來非常軟弱、非常普通，可就是這麼一個人，充滿著創造的能量。
這個創造力的表現，很重要的一條是，他做的事情是沒人做的。他做文物研究，文物研究在他半路改行過來之前早就有很長的歷史了，可是為什麼他做的事情是別人沒有做的呢？《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什麼會是奠基性的著作呢？ 不僅僅是服飾，他文物研究的“雜貨鋪”裡面，有那麼多的東西，都是別人不研究的。他的研究活動不是循規蹈矩的，有他自己的創造性在裡面。
1953年，歷史博物館開了一個反對浪費的展覽，展品就是沈從文給歷史博物館買的各種各樣的“廢品”，比如說，明代白綿紙手抄兩大函有關兵事學的著作，內中有圖像，這是敦煌唐代望雲氣卷子的明代抄本；再比如，一整匹暗花綾子，機頭上織有“河間府製造”宋體字，大串枝的花紋，和傳世宋代範淳仁誥赦相近。歷史博物館還有意安排沈從文陪同講解。
這個故事，我想至少可以讀出三重意思來。第一，可以讀出來的是沈從文的現實處境、政治處境很糟糕，他們竟然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侮辱他；第二，除了現實的政治壓力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壓力，就是學術同行的壓力。他們覺得你是外行，不懂，讓你買文物，結果你買來的是“廢品”。第三，就是沈從文的眼光和別人不一樣。他要的東西是別人眼裡的破爛兒，他能見別人之未見，看出破爛兒的價值。
愛的故事
沈從文很早的時候曾經說到，看到一個小銀匠打銀鎖銀魚，一邊流眼淚一邊敲擊花紋，製作者的情緒和生命會不知不覺地帶到他手裡做的這個活裡面。看到一隻豆彩碗，那麼美秀、溫雅，他會想到制器彩繪的人，在做的時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生活當中會有怎麼樣的掙扎，有怎樣的喜怒哀樂，他會從物質的形式上體會一種被壓抑的無比柔情的轉化。
沈從文關心的文物有一個特點，大多不是我們一說到文物就會想到的東西，而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當中應用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的雜七雜八的東西，是普通人在漫長的歷史裡面，用勞動和智慧創造出來的東西。長期以來正統的文物界看不上眼，他卻很有感情。這個感情其實溝通了他前半生的文學創作和後半生的文物研究。他前半生的文學創作關心的是什麼？士兵、農民，甚至妓女，這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他對他們有感情，他愛他們，他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人類生活的莊嚴和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其實是由這些人一代一代延續下去的。到了他的後半生，他真的在做歷史研究了，就自然而然地把這種對歷史的感受融進研究裡面。
沈從文憑藉自己生命的經驗、體悟和真切的感情，追問什麼是“真的歷史”，“一本歷史書除了告訴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麼？”在文學寫作中，沈從文把滿腔的文學熱情投射到了綿延如長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樂上；1949年正式開始的雜文物研究，已經是非常自覺地把產生物質文化的勞動者群體的大量創造物，置於他研究核心的位置。
沈從文的一生當中有兩條河，一條就是汪曾祺所說的，他家鄉的那條河，流過他全部的作品；還有一條河，這條河比他家鄉的那條河還要長，還要寬，這就是他傾心的歷史文化的長河，流過他整個後半生。他愛這條長河。
時間勝利的故事
最後我想講，這還是一個時間的故事。
1949年，他跟丁玲寫信說，我也不要寫作了，反正寫作有很多年輕人，我要做的是工藝美術史的研究，給下一代留個禮物吧。他對自己要做的事情有這樣強烈的自信，要留給下一代。
在此之前，沈從文用差不多的方式表達過這樣的對自己文學的強烈信心。1948年，他十幾歲的兒子讀《湘行散記》，他跟兒子說，你看這些文章很年輕，等到你長大的時候，這些文章還很年輕。
1949年他自殺以前留絕筆，寫了兩章自傳，要把自己是一個什麼人交代清楚。這兩章自傳裡面有一章叫《一個人的自白》，第一段有這麼句話:“將來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見出一個‘人’的本來。”那是什麼樣的時候啊，他還想到將來會有那麼一天，“和他的全部作品同置”。
1975年，整日埋首於雜文物研究裡的沈從文，從殘存未毀的手稿中發現《一個人的自白》第一頁，他鄭重託付給忘年交、後半生最信任的王予予，說：“這個放在你處。將來收到我全集裡。”王予予在衣箱裡做了個夾板層，把這頁手稿藏在裡面。
時間綿延不絕，個體生命從頭到尾，在時間的長河中不過是一瞬；但是，一個偉大的個體，卻能開通自己生命的頭和尾，向前和向後延伸，他把自己的一切安排，託付給在他之後的未來時間。
本文為《沈從文的後半生》附錄的張新穎演講稿，標題為編者所加，並有刪改
晚期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阿多諾研究貝多芬的晚期作品，說過一句話：“在藝術史上，晚期作品都是些大災變。”
所謂災變，說通俗點兒，就是在這些作品裡已看不到大家熟知的風格和邏輯。晚年的貝多芬猶豫、多疑、糾纏、撕扯，總之不是原來的那個狂怒著“起來罷!應當生活!是的，要是你們非死不可，也得站起來死”的簡單的、激情的、澄澈的貝多芬。這對聽慣了他作品的人來說，是個聽覺災難。
人到晚年，多半如此，充滿了自我矛盾、否定和不妥協的固執。另一位哲學家薩義德是狂熱的音樂發燒友，看到阿多諾這話，喜歡得不得了，推而廣之，涵蓋繪畫、電影、文學等等門類，當作常態，他稱之為“晚期風格”：“不是作為和諧與解決的晚期，而是作為不妥協、艱難和無法解決之矛盾的晚期。”
從《陳寅恪的最後20年》到一系列人的最後若干年，再到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後半生》，大家為什麼對晚期感興趣，其實是對從時間上來說處於人生的晚期，從風格來說卻處於最顛覆和最不可理解的晚期感興趣。
晚期是一位老人的孤獨前行，丟掉過去的榮譽和包袱，這不是被人喝彩的旅程，也不是被人傾聽的時刻，這是“眼盲、耳聾”，在一團漆黑中摸索的歷程，所給予自己勇氣的，只有自我的思考和追問。而我們看他，是看他掙扎、痛苦，看他可以多維度地被解釋。
阿多諾用“反總體性”，薩義德用“反本質”來說明“晚期”的內涵，這話該怎麼理解，見仁見智。沈從文的內涵是“有一個很強大的‘自我’，知道如何判斷自身與周遭的關係。”
自我就是孤獨。這讓我想起愛因斯坦的話：“我生活在孤寂之中，這在青年時代是痛苦的，但在成年之後卻是夢寐難求的。”
文/周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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