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著名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中的一句非常流行的歌词，在中国可以说早就妇孺皆知，这首歌曲就是专为抗战名将赵登禹所作。赵登禹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受到国共两党共同尊崇的抗战名将，南京国民政府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毛泽东同志则在解放后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的革命烈士证书
打虎真将军
1898年5月16日，赵登禹出生在今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赵楼村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赵登禹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将其送入学堂读书，两年后赵登禹因为家贫又不得不辍学回家。菏泽自古民风剽悍尚武，唐代农民起义首领黄巢、宋代梁山农民起义领袖宋江都是菏泽人。赵登禹从小爱听水泊梁山与黄巢起义等杀富济贫的故事。赵登禹13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将小小年纪的赵登禹压垮，相反倒使其练就了一个好身体。
1914年初秋，16岁的赵登禹认为乱世之中唯有当兵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听曾在北洋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的部队军纪严明，作战勇猛，爱护百姓，遂下定了投奔冯部当兵的决心。他与几名同乡远涉千里投奔冯玉祥，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而不凡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脚蹬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冯玉祥三跤，摔得冯玉祥呲牙咧嘴，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他的贴身“马弁”，即警卫员。
赵登禹很珍惜这个机会，尽心尽力完成护卫任务，很受冯玉祥的信任与称赞。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争看众人斗酒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郭坚欲拔枪射冯玉祥之际，赵登禹出手制服了郭坚。因下手迅猛，竟然拧断了郭坚的脖子。
赵登禹利用能够经常接触冯玉祥的机会，了解、观察冯玉祥的为人处世及治军治学方法等，并从中学习有用的东西，冯玉祥将军的爱国恤民和疾恶如仇性格后来都对赵登禹产生了重大影响。
冯玉祥部驻在湖南常德时，赵登禹发现一些日本人勾结当地的歹徒，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很是气愤。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寻衅闹事殴打中国商贩。赵登禹得知情况后及时赶到，将几个日本浪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并将这伙人扭送当地的日本领事馆，由于证据确凿，日本领事只好向被打的中国商贩赔礼道歉。此举深得当地老百姓的称赞，赵登禹也因此事更得冯玉祥的赏识。常德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水浒传》中的武松那样空拳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为纪念。
1922年，赵登禹离开冯玉祥身边，被任命为冯部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从此，赵登禹带兵随冯部转战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察哈尔、甘肃等地，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及“首都革命”，并因作战勇猛、指挥有方而不断获得晋升。1925年，赵登禹出任营长，1927年初，他升任第28旅旅长，1928年春，赵登禹又升任第27 师师长。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对全国部队进行缩编，赵登禹从师长又回任第28旅旅长。
短短几年中，赵登禹尽管职务不断升迁，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少年时代形成的行侠仗义的特性，却自始至终没有丝毫改变。他治军很严，严禁搔扰百姓。一次，有几个士兵偷了老百姓的鸡，他得知后，当即将这几个士兵各打了30军棍，并责令赔偿老百姓的损失。对一般人是如此，对自己的亲属也是这样。赵登禹的二哥赵登舜在赵登禹部队里作机枪连连长。有一年，赵登舜奉命回老家招兵，没想到因为一些琐事耽误了一个月才回北京。赵登禹很生气，要严处。赵登禹的母亲知道后，替二哥求情，当时赵登禹没说什么，后来背着母亲开了一个大会，当场打了二哥40军棍，并撤去了他所有的职务。事后，赵登禹拿着军棍跪在母亲面前请罪，说自己没有听她老人家的话，处罚了二哥，但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如何管理军队呢？
1929年，赵登禹出任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在山西辽县一带驻扎了约有两年时间。这期间他根据冯玉祥的治军方针和要求，同时结合自己领兵打仗以来的经验教训，对部队严加整顿和训练。在严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他对部队政治、文化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当时，第109旅副旅长，以后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并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何基沣负责全旅的政治、文化等训练工作。赵登禹非常重视向官兵们介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并时常结合部队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要求官兵们要做一名有思想、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军人。正因为这样，赵登禹所部才能在不久后的对日作战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英雄劲旅。
大刀惊寇魂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整个东北又很快落入侵略者的魔爪。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广大的爱国官兵。在普遍的爱国情绪激励下，在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的“枪口不对内”、“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的鼓舞下，赵登禹这时也情绪高涨，他下令加紧部队的训练，并明确提出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人，进行各种实战技术训练。当时，第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饷械严重不足，无奈中他们因袭老传统，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以补枪械不足。为此，赵登禹还常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的劈杀要领及拚刺刀的技术，督促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来日与敌在战场上拼一高低。1932年8月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不久赵登禹部奉命随宋开赴察哈尔。察哈尔邻近已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我国东北，部队的抗日救国情绪更加高涨。这一时期，赵登禹除继续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严加督促外，还注意加强对部队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工作。一时，全旅上下出现了一派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的气氛。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初，日本侵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喜峰口是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29军军部经过反复研究，任命赵登禹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派二一七团火速前往喜峰口，等到达以后，敌人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的喜峰口东北高地，敌人居高临下，增援部队与敌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肉搏拼杀，遂将高地夺回，但日军用机枪、大炮齐向高地猛烈开火，又将高地占领。赵登禹率后续部队赶到后，趁着天黑，亲自带领109旅将士向高地冲杀，又将高地夺了回来。到了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向高地猛攻，赵登禹命令将士利用工事，任其进攻，按兵不动，直到日军临近，一声呐喊，将士挥动大刀，向日军冲去，赵登禹腿部受伤，仍坚持前线指挥。我方以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敌人反复冲杀整整一天，一些阵地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往复数次，双方都在阵地前留下了大量的尸体，伤亡都很惨重。
赵登禹见敌我武器装备太悬殊，如此硬拚于我方十分不利，应发挥我方的长处，利用近战、夜战，靠偷袭出奇制胜，宋哲元批准了他们的这一计划。3月11日夜，赵登禹亲自率领二二四团，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李九思指挥二二六团三营，携带大刀和手榴弹，分路夜袭攻击喜峰口的日军营地。赵登禹尽管腿上枪伤疼痛难忍，但还是拄着木棍，走在部队的最前面。
防守这里的日军万万不会料到，在这漆黑的深夜和沟深坡陡的山地上，会有中国军队从天而降，此时他们大都在酣然大睡。当夜袭的中国军队手举大刀冲入敌营房时，一些敌人这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眼见明晃晃的大刀飞舞过来，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来不及任何反抗，就成了刀下之鬼，更多的敌人则在美梦中就身首异处了。赵登禹亲自挥刀上阵砍杀，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又负轻伤。此次我军夜袭砍杀敌铃木旅团1000余人，炸毁大炮18门，中国军队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大刀队吓破了日军的胆，从那以后，日军特别打制了铁项圈套在脖颈之上。日本《朝日新闻》当时对喜峰口之战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此战让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一举成名，作曲家麦新后来为此谱写了《大刀进行曲》，传遍了中国大地。
敌人吃到大亏后自然不会甘休，此后天天向我方阵地发起猛攻，赵登禹他们再次以大刀、手榴弹与敌展开面对面的搏杀，我方始终坚守阵地，未被突破。日军在付出5000人的沉重代价后，不得不选择退却。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加紧了对日妥协活动。5月31日，中日签定“塘沽协定”，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长城抗战遂告结束。
第29军此次在喜峰口等地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作为喜峰口前线的最高指挥者，赵登禹自此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随后，赵登禹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并被颁授青天白日勋章，同时所部第109旅亦被扩编为第132师，赵登禹出任师长。喜峰口战斗给赵登禹留下了一条伤腿，在赵登禹女儿赵学芬后来找到的一张照片上，人们看到了小腿缠着纱布、却依旧昂首挺胸保持军人英挺的赵登禹。他在受伤后这样对他的妻子倪玉书说：“腿部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是大纪念。”
血沃中华土
秉性刚烈和民族自尊心极强的赵登禹无法容忍日寇对我国的侵略及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不仅勇于在战场上痛击日寇，战场下也敢于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与日伪针锋相对，毫不退让。1933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张北县后，就“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一次是1934年10月27日，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的检查护照要求，还有意进行挑衅，赵登禹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紧纂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走正步，吓得这几名日本人赶紧道歉后走人。另一次是1935年5月31日，有4个日本人偷偷潜入我军阵地偷绘我军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命令将他们扣押。日本人抓住两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日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理，秦德纯随后与日本代表土肥原签定了屈辱的《秦土协定》。随后，赵登禹及所部随第29军移驻北平附近。
然而，以平津为重心的华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此时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29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与另两位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商量后认为，鬼子竟敢抓我军高级将领，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赵登禹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两小时之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威名及凛然之气所震慑，果然在两小时内就将宣介溪送了回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部加速向华北派兵。7月25日，日军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开始了对驻防平津的29军大举进攻。面对不可避免的大战，原来还存在和谈幻想的宋哲元，不得不决心奋起抵抗。27日中午，日军向南苑发起进攻。南苑地处北平南郊，团河以北，是北平南部的咽喉要道。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赵登禹召集在南苑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说：“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再次向南苑 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时被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悲伤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仅39岁。
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死难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不由得捶胸顿足，失声大哭，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他所敬重的冯玉祥得知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佟赵》诗，以寄哀思。延安军民也为赵登禹、佟麟阁二将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同志高度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在由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名发出的公祭文启中，对赵登禹作了高度评价，指出：“第29 军长城之捷，壮采空前，举世震耸，以赵登禹将军之功为最多。”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赵登禹将军为国捐躯的英勇壮举作了表彰，并举行纪念活动，还对赵登禹遗属倪玉书的生活进行了适当安排。同时，国家还确认赵登禹将军为抗日烈士，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的烈士证书，这是毛泽东为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签发的为数极少的烈士证书之一。“文革”期间红卫兵到处抄家的时候，他们也来到了倪玉书家，倪玉书将毛泽东亲自签署的赵登禹烈士证书高高举过头顶，红卫兵一看，都说这可是最高指示，吓得一溜烟跑了。
閱讀更多 史海沉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