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很多人學習奇門遁甲，最後都會走火入魔然後瘋掉，而另一些人會解釋道“天機不可洩露”，事實是，奇門遁甲之術晦澀難懂，沒有一定的知識結構是很難領會其中之要的。
該術是奇門、六壬、太乙三大秘術之一，是易經最高層次的預測學號稱帝王之學，是論天體、人和地球運動規律的科學巨著。應用天干、地支、八卦、九宮、九神、九星、八門等元素，永遠將自己處在高屋建瓴的方位，運籌帷幄。
奇：乙丙丁三奇，表示日月星；門：休死傷杜開驚生景，表示八卦各有一門；遁甲：是把六甲隱藏於六儀（戊己庚辛壬癸）之下。起源於四千六百多年前，創始於軒轅黃帝，由風后演繹成文，是古代人民研究和探索自然界的磁場作用在每年、每月、每日對人體生物鐘運動曲線影響，以及趨吉避凶的最佳方法。
奇門遁甲分為天、人、地三盤，天盤九宮有九星，中盤八宮布八門，地盤八宮代表八個方位，天盤地盤上每宮都分配著特定的奇（乙、丙、丁）儀（戊、巳、庚、辛、壬、癸六儀）。根據時日，以六儀，三奇，八門，九星排局來佔測。
這種在高處掌控一切的狀態當然是所有人想要並追尋的，但正因為此術的神奇，它才成為一種秘術，只被少數人掌握。
先說個故事：
據《孔子家語》記載，孔子也曾為自己算卦。但他認為自己與那些只算卦的人是“同途而殊歸”，換句話說，他更看重的是周易中的思想和義理，“觀其德義”，而不是簡單相信筮得的結論與否。某日孔子筮得一卦，叫“賁”卦。賁是文飾的意思，卦辭是“亨，小利有攸往”，亨是亨通、吉利的意思。但孔子卻很不高興。
清代學者李塨認為，孔子筮得“賁”卦而不高興的原因是：“孔子之意，蓋欲行道於天下，乃不遇見龍等卦而得賁，則止以《詩》《書》傳後，所謂‘小利有攸往’，故不快也。”孔子的理想首先是從政，是想在社會政治實踐中施展自己的抱負，推行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所理解的道盡快實現。可是他沒有算到代表龍行天下的乾卦之象，所以不免失落。
其一、孔子起初只把《易》看作卜筮之書，卻並不主張卜筮，認為缺乏智謀的人才頻繁卜筮。他以前也是這樣教授弟子的。所以，當看到老師“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時，作為學生的子贛（即子貢）覺得老師前後矛盾，因而才迷惑不解地詢問。孔子不僅指出他理解上的錯誤，而且耐心地開導他，指出《易》一書產生於“紂乃無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諱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義思想(“文王仁”)和憂國憂民意識(“其慮”)。孔子是“樂其知（智）”，賞識蘊藏在《易》一書裡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其二、孔子“晚而好《易》”，並一度熱衷於占筮。這從“吾百佔而七十當”一語可以看得出。年輕時不主張占卜的孔子，為什麼老了卻又熱衷於占筮了呢？這大概與孔子50歲後，尤其是在周遊列國時所經歷的人生坎坷和挫折有關。在到處碰壁、壯志難酬的境況下，孔子一度感到力不從心、吉凶難料，因而不得已利用《易》來占卜，看看運氣如何。這其實與他以前所教導學生的“知謀遠者，卜筮之繁”也正相吻合。表明即使聖賢，在遭遇坎坷、陷入窮途末路之際，也會一時陷入迷茫而求助於占卜。
其三，一度頻繁地佔筮使孔子對《易》不時翻閱、詳加研究、反覆玩味，以至於“韋編三絕”，最終理解了《易》的本質，從而“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即不滿足於卜筮而喜歡其文辭了。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孔子形成了對《易》的全新認識。發現《易》有“古之遺言”，即文王遺教。在孔子看來，“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闢咎， 然後《易》始興也。”這與《論語·八佾》所記載的孔子關於“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之感嘆，正相吻合。正是在“古之遺言”裡，孔子發現了《易》所蘊含的深刻哲理，即“故《易》剛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剛；愚人為而不忘，×人為而去詐。”這也就是孔子所認可的《周易》之“德義”所在。
其四，孔子發現《易》所蘊含的“德義”後，就把“德義”認作《易》之本質，因而放在首要的位置。這從他一再強調“《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就可以看出來。儘管如此，孔子也並不否定卜筮，只是把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後其祝卜矣”。孔子將《易》的內容大致分為三個層次，即“贊”、“數”、“德”，並認為：“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可見，“德”在三者中屬於最高的層次，是《易》的本質之體現。沒有達到這個層次均為“史巫之筮”，均未洞悉《易》之思想真髓。
其五，孔子在洞悉《易》的德義本質後，雖然並不否定卜筮，但強調以德行仁義來求福求吉，而把卜筮視為最後的選擇：“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這與其以前對於弟子關於“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的教誨，是完全一致的。可見，在這一點上，孔子學《易》之前與學《易》之後的認識，是一以貫之的。在孔子看來，沒有德行的人，神靈也不會去幫助他，所以這種人也不必占筮，誠如《論語·子路》所說：“‘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佔而已矣。’”
由於孔子晚年特別喜好《易》，以至達到著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關於《易》的言論，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現在。它們和其它西漢以前古書中連續記載的有關孔子的文獻一樣，並非假託，當為《論語》一類的文獻。鮮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歲返魯之後），曾對成於他之前的幾種《易》文獻進行過系統整理和研究，併為之作序。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易》殘卷附錄《易傳》六篇，分別是《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據廖名春等學者考證，這些應為戰國中、後期的作品，不會晚於《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二三子問》中，記載了孔子與子貢等學生討論《易》的對話。從以上資料可見，孔子晚年確實喜歡讀《易》，認真鑽研《易》，以致“韋編三絕”，還向學生傳授過《易》。按照傳統的說法，認為孔子將他對於《易》的理解作成《十翼》。但是，經後人對《十翼》進行研究，發現其與傳統說法不一致，認為《十翼》大概為孔子口述，由其弟子記載，經過幾代傳授，到戰國中期，才最終成書。
由此可見，孔子對於《易》及卜筮的態度，大體經歷了這樣的轉變過程：孔子在年輕時就接觸了《易》，但並未深入研究，不瞭解《易》的本質，只把《易》視為卜筮之作，自己也斷不了占卜，但並不主張頻繁卜筮；到50歲後，孔子漸漸喜好《易》，以至於“居則在席，行則在囊。”
這裡的“行”應該是“出行”、“出遠門”，就是外出到當日不能回到住所的地方。統觀孔子一生，除了在34至37歲“出行”齊國之外，“出行”時間最長的就是周遊列國了。由於孔子“好《易》”在其“晚年”，所以，“居則在席，行則在囊”，應該指的是孔子周遊列國時期。所謂“韋編三絕”也當是指這期間的情景。這期間（55－68歲），孔子經歷了從“天命之年”到“耳順之年”的變化，而學習與實踐的結合、驗證，則使其對《易》的研修也經歷了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由“不知本”到“知本”的過程。使得孔子最終認為《易》的本質在於“德義”，而非卜筮，因而才說：“《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綜上所述，孔子對於《易》及卜筮的態度，可以大體分為三個階段：50歲以前，尤其是年輕時，把《易》視為卜筮之作，但並不主張頻繁卜筮，也不大相信卜筮；50歲後，尤其是在周遊列國期間（55－68歲），孔子漸漸喜好《易》，面對一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熱衷於卜筮，但在實踐的磨礪和檢驗中，漸漸認識了《易》之本質，到60歲後就不大卜筮了，並且把《易》視為“德義”之作，即他說“《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
孔子這些話，講得再明確不過的了！孔子雖然與“史巫”都應用《易》，都講卜筮，但最終卻同途殊歸：“史巫”從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凶，而孔子從中所注重的則是“德義”、“仁義”，認為廣泛積德者，沒有必要通過祭祀以求福祉；躬行仁義者，沒有必要通過卜筮以求吉祥。
而所謂的“十人學，九人瘋”就是因為你利用的是法術奇門，而不是什麼理數奇門，當然法理是統一的，很多走火入魔而死，這個在民間很普遍，可能有些人會認為，那就他腦袋有問題，出現了猶豫。這個錯了，的確是走火入魔，有一些行為十分詭異，科學無法解釋，科學也解釋不了。
學習奇門（法理合一）到一定程度會看到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和物質，是驚嚇而瘋。所謂的物質是就是“陰性之物”，我並不迷信，但是我敬仰神鬼，我就不和他家將那些“鬼故事”，我相信有我相信的理由，因為的所見聞的怪事太多了，科學無法證實。
而且奇門遁甲占卜準確度高，但是總會出現錯誤，十次準八次。準了八次之後你就會覺得自己掌握了命運，這時候你就會相信掌握命運是個技術性問題而已！著魔與此，結果又錯了兩次，一定會研究再三自己的技術，但是天意就是天意，你一定會錯個一兩次。這就像股票一樣，贏多輸少就會讓人發狂。買股票的人連工作都懶得做了，股市一漲一跌，如同坐過山車。
所以算命、八字、面相在學習過程都會談到一些人生哲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根本思想是叫人積極向上，趨吉避凶（揚長避短），所以正常人不會神叨叨，也知道有時準有時不準，也知道事在人為，命好要珍惜，命不好要更努力。
奇門遁甲學習過程不談這些，純粹的技術，完全的形而上，完全脫離社會和實際，動不動再準的嚇你一跳，正常人守不住初心，所以最好不要接觸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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