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的灾难开始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清洗。对前途悲观的犹太人纷纷选择逃离德国，但此时的他们发现在全世界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所。由于当时很多国家迫于希特勒政府的压力，再加上欧美国家对这些居无定所的犹太人向来也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导致很多国家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但只有中国上海向这些犹太人敞开了怀抱，而且，上海也是唯一的选择。
这是因为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渐形成英美等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独立于中国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国领事管辖的公共租界，属于由外国侨民自治的独特地方实体。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国初，外国人旅居上海无需任何手续，1932年，民国政府开始对吴淞口和上海登陆的外国人增设查验护照签证程序，由于传统习惯，上海实际上对任何人都实行落地签，是世界最著名的开放城市。
1937年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也无法行使行政管辖，而日本还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所以进入上海的签证管辖权被虚置，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两个月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何凤山每天都会看到街头上演着残杀犹太人的悲剧，甚至一些在奥地利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犹太人，也难以逃脱被迫害的命运。于是他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救人，只要有犹太人提出申请，他就向他们发放前往中国的签证。
有个17岁的犹太青年，在数月内奔走了50多个外国领事馆，都失望而归。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向中国领事馆申请。结果，何凤山一下子给他签发了20份前往上海的签证。这个消息在犹太圈子传开后，中国领事馆的门前排起了等候签证的长龙。
二战期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尤其是在1938年，犹太人以每月1000人的流量涌入上海。他们与同样受日本人欺压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他们被称为上海犹太人。
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其实一点都不了解这个城市，包括这里的气候。他们在潮湿的天气里，穿着不合时宜的厚大衣，他们要从众多行李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等走出码头时，浑身已是汗水淋漓。
如果不是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迅速组织救济委员会，那么那些来到上海的难民不久将会死去。当时犹太人在上海的势力很大，尤其是远东第一首富在上海的影响力直达政府层面。所以使得委员会能顺利运作，并直接资助，从而帮助了大批难民在上海生存下来。
起初来上海的难民离开欧洲还被允许随身带些钱，在救济委员会的帮助下，有些人还能住进景色美丽的法租界。可是从1939年起，到达上海的犹太人就身无分文了。
这其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有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人，最后大部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是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采用空投方式将面饼等食物掷过去的原始方法救助了他们。
后来，由于难民人数日益增多，委员会抽出一部分人专门在世界各地进行筹款，另一批人则在上海快速地建立起一个犹太社区，比如在收容所开办职业培训中心，提高难民的生存能力，帮助难民们修复被毁坏的街道。
一些有资本的难民建立了小型工厂，出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等产品。大多数逃到中国的犹太人几乎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这与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不无关系。
在今天以色列的利顺市有一个独立广场，一圈石柱拱卫着熊熊燃烧的独立之火，火炬下有一行文字：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石柱上镌刻着大写的英文字母“China”。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先生曾说：“在那个难忘的年代，无论是政权的更迭，还是时局的变化，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当时，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崇高情谊的呵护下生存、发展的。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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