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一响，“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军在上海登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然而，与教科书上的“全面抗战”的定义不太相同的是，这时候的抗战还是没有真正上升到全面战争的高度，中日之间的对话窗口尚未完全关闭，因为这里面有个关键角色还在两方之间斡旋。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次“外交斡旋”——陶德曼调停。
希特勒会见孔祥熙
先铺垫一下背景好了。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国防建设上与德国有着广泛的合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逐步达成了资源换军火这种公平交易。无论是魏玛共和国还是纳粹德国，都延续了与中国合作的外交政策。德国顾问的出现，也让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无论是装备还是素质都在短短几年之内有了较大提高。然而纳粹德国的外交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与中国的交往除了为了获取战略资源外，还有一项也是颇为重视的，那就是国民政府的反苏立场，这一点也为后来德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活动埋下了伏笔。
二二六兵变
而日本方面，从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后，就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先是与德国签订了《防共协定》，成为了德国的准盟友。随后的全面侵华战争则直接甩给了德国一道不得不答的主观题。
面对日本的侵略，一贯主张“不信人民信列强”的国民政府自然而然打起了列强的主意。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1937年内的国民政府，其最现实战争目的不是取得胜利，而是以战促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国府决定拉上列强在布鲁塞尔开个九国公约会议，都叫来评评理，毕竟日本这么打中国，势必会损害列强的在华利益，希望大家都过来调停一番，顺便制裁一波日本。结果一股绥（suí）靖（jìng）主义之风拂过，大家都只是口头谴责，没有一个制裁日本。最后答应调停的，反而是被日本撺（cuān）掇（duo）着没有参会的纳粹德国。
希特勒回见日本外相
德国跟日本签《防共协定》原本就是为了针对苏联，而中国这时候也是看准了苏德关系见缝插针，大方接受苏联的援助。德国一方面担心中国就此倒向苏联，另一方面也担心日本打垮了国民政府，让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主导权，越想越慌，开始准备通过外交手段在中日之间调停。但德国又不愿意插手太深，始终保持中立，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调停人的身份，只愿意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当个不负责任的“传话人”。精明的德国人一切生意照做，军事顾问也没撤，表面上答应日本对中国武器禁运，实际上又利用各种渠道对中国出售武器，日本即便有诸多不满也没法明说，毕竟1937年的德国和其他列强也没本质区别，哪边都不想得罪，坐收渔利才是硬道理。
11月初，日军暂时困在淞沪战场，使日本高层的和谈声音与德国方面一拍即合，开出了七项和谈条件。当然内容十分苛刻，包括：1.内蒙自治；2.在华北与伪满的边界建立非军事区；3.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4.停止抗日政策；5.共同反对共产主义；6.降低对日关税；7.尊重外国权益。而老蒋给出的答复只有一个，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虽然谭子不想说这话，但这个答复的确谈不上高明，因为从战况来看，这时的中日谈判不可能是平等的，士兵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外交官又怎么可能在谈判桌拿得到。随后就是各种坏消息，11月8日太原沦陷，12日上海沦陷，形势越发不利。日本参谋本部出于日后保存实力应对苏联的慎重考虑，划定了苏州到嘉兴的“追击限制线”，准备控制战争规模，方便谈判。然而奉行下克上的日本陆军哪里会在乎这条线，11月19日，日军第十军突破“限制线”向南京进军。直到12月5日，国民政府同意了除华北问题外的其他和谈条件，而且还强调和谈不是投降，不接受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与中国谈判。然而这时日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了，根本就不理会中国政府的讨价还价。12月13日，南京失陷，至此，日本主战思潮彻底站稳了决策层。
日军进入南京中华门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某种程度上讲，陶德曼调停并没给抗战造成什么积极影响，日本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马不停蹄一路推进；而中国为了配合调停，在南京打了一个不可能打赢的保卫战，送了一波人头，还留下大量的无辜百姓，这一点我们在去年12月13日的节目中已经讲过。不过这个调停失败本身也成为一个转折点，德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中国的最大武器来源国也由德国换成了苏联，日本侵华战略也由仅限平津京沪的速战速决转向吞并中国的全面持久战争，并且也不再指望从国民政府那里获取在华利益，转而想通过自己扶植汉奸傀儡政权来达到目的。而国民政府在整个调停期间绝口不提东北主权问题，对和平始终抱有幻想，让抗战陷入被动，这些也都是它的局限性。列强的私心可以利用，但不能光指望这个，一个国家想摆脱被欺凌的命运，终究还是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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