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把西安複名為長安的N個理由
——長安，是一條什麼樣的“老根”？
很多人都聽過一個說法：長安（或者西安），是中華文明的根。不管是不是最重要的“祖根”、甚至唯一的“主根”，以樹木之根的形象比喻來看，怎麼說都堪稱是我們這個文明的一條“老根”或者“老根之一”。
各式各樣的“老根”，或許在比較哪個更古老、哪個更綿長、哪個更粗壯、哪個更堅實等等之外，更具有定性意義或更加具有根本標定性的，還是它們各自都是怎樣一條或什麼性質的“老根”。用現在常說的話來表達就是，一個個的古代文明中心城市，它們各自歸根結底都是以什麼來“立市”的。搞清楚了這點，回過頭來再給其做一個總體的定位、再來談復興什麼或復興成為什麼樣子，就會變得輕而易舉了。
長安，究竟是怎樣一座都城、一箇中心呢？從今往後，我們最應著力於她的哪種根本性質、才能令其長久粗壯的“老根”煥發出新的更大生命活力呢？
我要說的是，長安，從很多方面來說都是一座偉大的古都；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她具有一種根本的氣質或者性質，那就是：“通合”。這是一種由內而外的“通合”，這是一種秉持文明共榮理念的“通合”，這是一種始終傳承著中華和合之道精神、且成就了中華文明大合之道最偉大高峰的“通合”，這是一種在昔日曆史長河中無人可及、在今後走向人類新文明過程中必將引航世界的“通合”！
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長安，歸根到底是一座“通合”性質的城市，是長久矗立在昔日文明大分世界裡的一座宛如燈塔般的“通合之城”。長安，因始終蹈循中華文明賴以安身立命的大合之道，從而總能卓然耀世、久久矗立、一再復興、老根不老。放眼全球範圍來看，如果說耶路撒冷是“信仰之城”的最高代表、羅馬是“力量之城”的佼佼者的話，那麼，長安便是一座最為偉大、最為昭明的“通合之城”。
換言之，若停留在城市歷史、城市建築、城市規模、城市經貿、城市文化、甚至城市建都時間與鼎盛時期周邊影響力比較的層級上，我們看到的，僅僅是一些閃光的突點與側面，很難發掘出這座城市真正獨特與最為根本的內涵來。只有站在中華文明為人類探索出的最為偉大的“大合之道”上，一座世界級偉大城市的“通合”成就與光輝，才會在照亮中華文明覆興之路與人類未來新文明航程中淋漓盡致地顯現出來。
鎖定中華文明的“大合之道”與長安的“通合”，我們便容易發現，長安，不僅事實上根本地成於中華的“通合”，其一而再地重獲新生也皆源於此。
具體地，可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一、拋開民族集體理念的聚合形成不論，僅就族群與文明的現實發展來看，從炎黃時代的族群大融合、農耕經濟大協作、體系制度大對接、文字文化大統合等開始，中華文明就初步拓展出了一條大通大合的道路來。大長安地域，長期處在這種“大通大合”努力的中心地帶，必然會承襲和攜帶了這大通大合之道的文明基因。
二、在天人相通相合的維度上（這是中華文明大通大合之道的第一應有義），一方面，可以說早在“三皇五帝”時期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到了文明體結構定型與大一統國家出現之際就更加地堅實與穩固了——雖然殷商以巫佔通天人那一段對後來長安區域的影響沒有那麼深厚直接，但可視作昇華了商人通天理路的周人敬天禮樂制度，卻大大補上了這一地域在這一維度上的先天不足。甚至，從大兼合、必行中道的意義上看，這或許正是長安之所能始終恪守天人合之中道的一樁幸事。因為，商人過分依賴揣摩天機天意而建立起的“通神假神”理路，沒有深刻持久地影響長安，反倒使周人開創的人世自立大合文明格局成了後來長安的堅定秉持與不二傳承。
不僅如此，在天人通合的人世作為之中道上，長安（或者說未稱“長安”時的前長安）繼承了周的正道衣缽後，還有了新的更大跨越與發展。比如秦蔑視當時所謂的天庭天意天理與大舉人世人為人力征戰之策，看似多了幾分孔武蠻勁，卻為中華文明身處財狼之境，趟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文武兼備、甚至先武后文的對內對外之新路（只是秦沒幹成的武打江山、文治天下未竟事業，後來被漢接下來圓滿完成了）——應該說，這怎麼看都不是周人、周朝之世所認為的天理天意，卻真的就不是那時整個世界所通行的天理天意、或是對文明生存法則的一種自然順應嗎？再比如，漢汲取秦的教訓後，發展出了更加近乎中道和根本重視人為的“天人合一”（漢朝董仲舒所提出）、“文治武功”（此詞出自西漢著作）及廣攬數家獨尊儒術（此時獨尊的“儒術”，是早已摻合和融匯了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各方思想的一種多元一統）。這些，都跟以長安為中心的文明，很好地處理了天人關係、完成了人通天地自然的統系，是密不可分的。
三、在內部通合（也就是文明體內部多層級、多圈環、多向度、多範疇之相通相合）的維度上，隨著長安後來日益以皇城國都、文明中心的姿態傲然挺立於中華大地，其作為“中華通合之都”、甚至“人類大閤中心”的表現可以說是有目共睹的。長久以來的各種史實發現和文獻記載，無不清楚地證明了這點。這裡就不多說了。
唯一要說的是，在中華文明體堅實形成與牢固夯實的過程中，我們不僅應該看到許許多多早已被大家更多關注的領域與事項，我們還應更加全面透徹地看待一些潛流、隱項的未明之功。比如週期性大戰亂所帶來的人口與文明的大範圍遷徙、全方位交流等；比如一種文明新創、甚至一些有口皆碑的民俗風尚，在大一統文明體制下的被學習、被攀比、甚至被官僚士大夫們移花接木、加以推廣等；比如一些常用語、成語俗句進入“文字文化平流層”後的高效傳播、世代固化等。
四、在中外通合的維度上，古長安，就更加顯得突出凸顯、光彩耀目了。因為就整個中華文明的內外交往交融史而言，無長安，便無以寫出這部歷史來。她不僅是策動者、肇始地、早期中期的高峰，甚至還是幾千年裡的最有成就者、中國主動擁抱世界的一面旗幟、中外通合之道的締造者與最高象徵。這些，許多人講得都很多了，不少人也都有相當得了解了。還是那個意思，大家都知道的就不再重複了。很少有人提及或認識到的，我們反倒要大講特講一番。
關於中外之通合、尤其是農耕與遊牧文明的碰撞大合造就了一個唯一的世界級大長安問題，以及站位於兩大文明相交相通的核心點位上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在這裡也不展開來講。今後至少會有幾篇文章來專門跟大家探討。這裡，我只想提示性地說三點。一是，長安，數度復興，老根不老，最主要的根源在於農耕的中華文明與遊牧的草原強者之相交邊界，在那段長久的時間裡，無論怎麼改變、幾乎從來都沒有偏離這一大長安地區而去。所以，長安，得天獨厚地擁有橫跨兩大異質、身合兩大文明的罕有站位優勢。二是，遊牧文明（或不具備文明體建構的、鬆散形態的遊牧準文明）與遊牧民族身上突出的血性彪悍以及相關文化，恰恰使極端文明化的中原文明最為欠缺和需要的。長安，在這一長久且根本的吸納、消化、融合、揚升過程中，很好地扮演了文明交互演變所賦予的一個大角色與主角。三是，我們今天大多數的情況下與時間裡，都大大低估了不同文明間交往、交流、交雜、交融，對各個分立分行地域文明或文明體所起到的長期巨大作用，尤其是其中一些更會是具有“質變”意義和價值的、甚至直接導致相當程度“總體質變”的始作俑者。這是一種廣闊而極高的視野。這也可能是讓我們更根本地看透歷史、更真切地看清未來的一種新認識論。
五、在中華古今通合、中國與人類新文明未來通合的維度上，長安，因歷史存在而備受矚目，因數度復興而堪做借鑑，因曾為通合高地而天賦秉異，因多元交匯而重新站立潮頭。
簡略地講，進入當代及未來時代後，由於中國自身所處階段與根本質性的改變、以及中西文明的碰撞相交成為主要矛盾，且這次更多地會以古代兩大文明間“反之動”的方式長期展開，長安，將會由主要引入和消化異質文明、變為更多地致力於重新發現與弘揚光大中華文明之道。也就是說，雖然中國、中華文明所面對的主要“對手文明”與所處國際現實格局都變了（“對手文明”從草原遊牧者、變成了西方“力霸者”，國際格局從中華是那個時代世界文明的最大高地、變成了現今尚處在世界現當代文明的“跟跑者”），但長安身處兩大文明交流交匯之最前沿的站位沒有變，長安承擔著的既傳承一個文明之基因、又吸納另一個文明（或多個文明）之精華的特有使命沒有變。前一個，不僅是地緣、地域所決定的，更是歷史、文化所必然會做出如此選擇的。後一個，雖說在中華文明的內部不乏強有力的競爭者，但綜合起來看再次被選擇只是個時間問題罷了。
總之，一條歷經兩三千年、甚至上萬年生成長大的“通合之老根”，其根脈有多深，枝葉也就會有多繁茂——尤其是在大氣回暖、中國和世界越來越急迫需要的今後，長安之花的再度綻放，不僅會照亮中國、中華文明的歷史與未來，更會為世界喜獲中華之道的引領而豎起一座無與倫比的偉大燈塔來。
轉自“今日大西安”，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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