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钓鱼城战役尚在进行之时，蒙哥汗制定的多路并进攻取南宋的战略就已经破产了。1256年秋，塔察儿率蒙古左翼军南下，路过东平（今山东东平）时大肆抢掠老百姓的猪羊。这支军队一开始就因为军纪不严，而受到蒙哥汗的谴责。1258年春，塔察儿出军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掣肘淮海。”五月，东路蒙古军分别进攻怀远（今属安徽）、涟水（今江苏涟水），不克，南宋守将夏贵因此奏功，迁官两转。十月，蒙古军又进犯通（今江苏南通）、泰（今江苏泰州）二州不克。十一月，塔察儿军改攻颖州（今安徽阜阳）又遭失败，这支军队可以说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战果。
但是到了钓鱼城战场沉寂之时，鄂州一带却紧张了起来。
1258年十一月中旬，忽必烈接蒙哥出发诏旨后，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20里）即日南进。先后经今河北、山东、河南各地，于1259年八月三十，进抵长江北岸。结果在九月初一就接到了来自钓鱼城的蒙哥汗去世讣告。忽必烈于震悼之余，率军三路渡江，进围鄂州，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鄂州。这时，南宋朝廷大震，朝内将臣十分恐慌，有的主张迁都两浙东路的宁海（今属宁波），以避蒙军锋锐，有的主张力战。经过一个多月的将相舌战，最后决定采取援鄂措施。一面诏诸路兵马出师抵御蒙军，急拔内库钱七千七百万缗、银帛各一百六十万两、匹，以犒师；一面招募新兵，加强临安城内义勇军。并增筑平江（今苏州）、绍兴（今属浙江）、庆元（今宁波）城堡以备海隅之战。并做出如下援鄂部署：以贾似道为左丞相兼枢密使统一督率诸路援军。
鄂州之战
忽必烈大军攻鄂州，激战百日不克，当时鄂州城死伤13000人，可见交战相当惨烈。战争进入了对峙状态——蒙古军无法快速攻略鄂州，而同时忽必烈之妃又派人送来急报，请他为继承汗位而尽快返归。这时宋军其实处于很有利的条件，集结之宋军数倍于蒙古军，且粮食充足，水陆军齐全。但主持军务的贾似道惧怕蒙古军，密派使者与蒙古军议和，就“请称臣，输岁币”。当时，忽必烈获悉其弟阿里不哥夺取汗位的阴谋，因争汗位问题，进退维谷，贾似道要求议和，正好为忽必烈利用，并威胁说:要“攻破临安”，故意恐吓，施加压力。因此，贾似道速派臣“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为条件，向蒙古军乞和。闰十一月初二，忽必烈答应贾似道的议和请求，签订密约，匆匆北归。兀良合台照原定路线北上，到下一年正月才到达鄂州，和忽必烈留下的一支小部队会合后，退回北方。这一路兵在宋的境内横冲直撞，宋军对他毫无办法，但是兀良合台也没有攻破什么城池，仿佛是在南宋土地上刮过一场台风而已。
从上面所说的战事经过，我们可以知道，钓鱼城防御战是粉碎蒙古军大攻势的关键。王坚坚守钓鱼城一役，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军铁骑的成功战例，给当时驰骋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连蒙古大汗也在此役中身亡，造就了南宋抗击蒙古战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可以断言，蒙哥汗不死在钓鱼山，这次大攻势决不会草草结束。即使钓鱼城城坚堡固，守军顽强抵抗，在外无增援的情况下，经过长期围困，终究是可以攻破的。何况蒙古三路大军已准备合攻鄂州，造成了南北夹攻的态势。如果蒙哥没有驾崩，蒙军不急于北返，夺取鄂州、重庆之后，钓鱼城将成为“瓮中之鳖”，以待自毙。正是蒙哥汗死后蒙古军队在战略上的全线撤退，以及接下来又一次汗位内争，使南宋又争取到了一段相对缓和的时光，最后苟延残喘二十年之久。正像明人邹智指出的那样:“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
蒙古军的整个攻势
反过来，事实证明，蒙哥汗选择四川作为战略突破口是绝对错误的。清代的魏源不无困惑地指出，“元代用兵，未有如攻蜀之拙者也”。屠寄更是认为，蒙哥汗“舍中道而西取四川，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势细，以身殉之。所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势细，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这些评论是允当的，蒙哥汗选择四川为灭宋主攻方向是战略失误，他的后继者将会另觅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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