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即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留守人员进行大肆围捕，致使我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壮烈牺牲，如方志敏、刘畴西、瞿秋白、刘伯坚等人，而比牺牲更严重的是高级领导人的投敌叛变，如李德生、杨世珠、宋清泉、陈洪时等，但在所有叛变者，危害最为严重的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
龚楚于1925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与澎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于粤北时遇见的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由于他早年进过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任过粤军连长，既有军事经验又有农运经验，很快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29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屈指可数。
1928年6月，红四军组织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龚楚三人组织，当时龚楚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甚至有段时间，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毛朱龚”。1929年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起义，继而任红7军19师师长，再后来任红7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可是随着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数次大规模围剿，以及中央红军在湘江大败，让龚楚感到了前途的渺茫。1935年5月，龚楚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于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他当场就叛变投敌。广东军阀陈济棠给龚楚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头衔，并拨了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把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妙，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时任北山游击队大队长，他曾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联系。龚楚以贺敏为中间人写信让其转交项英、陈毅，让他们赶紧去湘西加强领导。
项英并不了解龚楚，看到信后非常振奋，而陈毅却没有那么乐观，在他的眼里龚楚一项自恃资格老，骄傲自大，眼里除了毛泽东、彭德怀就没有别人，而陈毅曾因龚楚不执行命令撤过他的职，如今他变得谦虚起来，让自己去“加强领导”，这有些“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感觉。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果然在这段时间内龚楚就现了原形，他见陈毅、项英迟迟不来，害怕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龚楚假意召集游击队员和干部在龙西石开会，待他们进入伏击圈后当即撕下面具，最终北山游击队除贺敏学身中3弹翻滚下山捡了一条命，以及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其余50多民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这就是著名的“北山事件”。
龚楚后来又根据自己对红军活动掌握的规律，布置军队在各地的大小道路严加封锁，杀害了很多游击队员，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结束。抗战时期，龚楚曾先后担任国民党第五战区上校参谋处长，地区战区少将参谋长等职。抗战后，龚楚先后任国民党广州行猿少将高参等职、保安司令等职，可见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在共产党时期的地位简直是天差地别。
1949年11月，时任韶关保安司令的龚楚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向韶关解放军投诚，他怕共产党与他秋后算账，不久又逃亡香港。解放后，大陆多次搞运动，特别是文革几乎波及香港，龚楚觉得香港也不安全又去了美国。随着龚楚的年纪越大，他越是思念祖国，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终于在邓小平的授许下叶落归根，作为回报他向家乡乐昌县引入了至少4亿多的资金，最终于1995年7月在家乡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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