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数千年来引以为荣的农耕文明和乡村治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巨轮前，近3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有这么一位教授，像当年的孔丘一般周游各地农村，赣南、鲁中、陕西、苏南、粤北……他叫贺雪峰，致力于回答“大国如何治村”。我一边端读《治村》，一边梦回儿时。
孙金法 | 文
以往的农村是啥样的？
农村的人。90年代以前，农民固守土地。
少数留着山羊胡须、能够震住事儿的家族长者；几个猴精正壮年的村组干部；大多数老实巴交、叼着旱烟袋的苦劳力；加上半个小偷、一群媳妇、二个憨货、三个泼皮、四个酒鬼，抑或零星出去当兵的，凤毛麟角读大学的。
大抵就是一个村庄人的构成。
那时的农村人是贫穷的，见面先问吃了没有，因为娶不到媳妇或一点儿小病，常有人喝药上吊。
那时的人是重情的，逢年过节亲戚串门，从外公外婆、姑舅姨妈、表姑叔姨一路走起，只要两家彼此还有点亲戚味儿、还有点儿交情，也是格串勿论。
俺村老辈人讲，这格局从大明朱洪武当皇帝起都没有变过。
农村的土地。
从包产到户到90年代，农村的土地历经多年农民伺弄，显得更加熟络。
小麦、稻谷、玉米、地瓜作为主粮的地位不容撼动，产量也变得比昔日的生产队大锅饭更加喜人。
于是，有了排队上缴爱国粮的壮观一幕，农家的土灶铁锅里也有了茄子辣椒南瓜豆角等各色时蔬。
有“老把式”种出又大又甜的沙瓤西瓜，有精明人把花生引种到本村，有建起大棚的蔬菜专业户，有收购粮食的贩子。
农村在春种秋收中度过寒来暑往，在炊烟袅袅中迎送人生四季。那时候宅基地是分明的，那是一家与另一家的“国界线”，虽然也有持强凌弱的霸占、多子多孙的扩张，但没有对豪宅洋楼的向往，缺乏真金白银的支撑，总体上是数十年一成不变。
农村的运作。
在我的印象中，乡镇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计划生育小分队拥有无可辩驳的战斗力。
村委会的大喇叭偶尔会播放一段地方戏或流行歌曲，若是村书记或村主任清清嗓子在大喇叭里要“说两句”，那十有八九是有大事了。
大凡所有的不公平、不合理都在农民的隐忍里溶解了，偶有人跑到县城或市里上访，不管赢回来什么，这人便从上访那刻起输掉了一切。
土地是一次性分配到户的，宅基地是祖传继承的，饭食是勤劳赐予的。就这样，老人在一天天老去，子孙在一天天长大，冷热睛雨是天公的既定，红白喜事有固定的格式。
如今我的豫南故土变得怎样了？
随着南海边那个圈里小渔村奇迹般地崛起，中国农村被工业文明照进来的一丝阳光打乱了阵脚、晃到了眼睛。
1991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家当了几天代课老师，说好的一个月80块钱工资。可是这活没干多久，有人找到我，说：想不想到平顶山煤矿当电工，一个月足足300多！
我很惊愕：“这不可能，除非整到了招工指标？”
那人说，指标个锤子，现在兴打工！
也就是从那时起，同村的小伙伴们陆续卷起铺盖进了城，随之而来的是春节时荣归故里的各种炫耀：谁带回来三千，谁带回来八千！
再往后，女孩们也出去了，有到北京端盘子的、有到广州做电子的、有到天津当保姆的、有到深圳给人美容的……
2014年，当了23年兵的我回到阔别的故乡，农村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号称千人的村子有600多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混事儿。沿着村边一条县乡公路，密密麻麻盖满了二层小楼，每个村庄在外形上都像极了竖着的“1”或横着的“一”，而不再是一个“○”。
上百年的老房子墙倒屋塌、断壁残垣，各种杂木野蛮生长。农村人口变成了绝对的“6016”二元结构——60岁以上的老人和16岁以下的孩童。
我的小学同学，一个入了党的退伍兵，担任村里的支书，不征粮、不派工、也似乎没有了计划生育，村里的工作变得“好整得很”。
走在村口遇到一位远房叔叔，骑着一辆绿源牌电动车，前边俩后边俩驮着他的4个孙辈正去镇上读书。
我随口问：“你们4个谁学习好呀？”叔叔代答：“学习都不中，读个初中，长大了打工去。”“打工干啥呀，要好好学习长大才了有出息啊。”叔叔说：“农村孩子，想多了没用，打工是个正事儿，能挣钱、能盖楼、能娶媳妇，生了娃长大了又能打工挣钱盖楼娶媳妇……”
村上近二千亩土地，一半被几个种粮大户承包，还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因为缺水和贫瘠长年抛荒。
大户们买了大型机械，依靠机器和农药年复一年地复制粮食，品种还是小麦、玉米或烟草等经济作物。
据说收入还是不行，柴油化肥种子农药买啥啥贵，粮食蔬菜瓜果卖啥啥便宜：去年大蒜八块钱一斤在地头带着泥巴卖，今年晒干剥光八毛钱一斤还赊账收购见不着现钱。
传统农业逻辑在市场面前，显得无力而落后。
乡村是本，却总有回答不了的问题
村上最大的政治是当村干部，可能是资源有限、花头不大，已经没有太多的人对此感兴趣。
《治村》中大量记述的贿选、拉票问题在中部欠发达地区许多小村被淡化。
一是自己穷，没钱去拉选票；二是本地穷，选上村干部也难以回本儿。当村干部多少受家族势力影响，人多就行，小户人家让你当也当不成，遇到丁点儿事就可以弄翻你。
前面讲的我同学、现任的村支书家族不大，因为是正式党员、加上没人愿意当村干部才当了村干部。
这哥们儿是《治村》中能人型、富人型村干部的代表，头脑活络加上人脉优势，很快混得有模有样。
“村村通”时修的乡村公路，有些地方已经破烂不堪；国家粮食补贴直补农民的款项有时还不能及时到位；免除农业税后的欣喜没有持续多少年，农民转而期盼土地确权流转不干活就能按月拿钱。
农村像一道阅读题，一段平常的文字，似乎有回答不完的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这是我们的根儿。正宗的城里人，往上数几代也是农民。没有人敢忘本，没有人轻言放弃农村。但谁来赐予破解“三农”问题的密钥？显然，贺雪峰们不能。他能提出问题，已是难能可贵。
孙金法，45岁，河南社旗人，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现供职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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