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
有一个跪俑似的省级行政区域陕西。
在跪俑的丹田处，
有一个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西安
站在西安城南的秦岭之巅，
穿越历史的烟尘，我们惊讶地看到：
中国商业和商业文明历史地选择了西安。
依依灞柳记着，六七千年前的半坡人就懂得物品交换，播下了东方商业的第一枚火种；
荡荡丰镐记着，周代创立国家商业管理的“工商食官”制度，独立自由的私人商人登上历史舞台；
滔滔渭水记着，秦汉时期丝绸之路贯通东西，长安商人名噪一时，中国第一部商传《史记·货殖列传》应运而生；
巍巍雁塔记着，隋唐时期海陆开放，帝国商人名震四海，天下商旅潮水般涌向长安城，“东西”一词走向全国；
镗镗钟鼓记着，明清时期西商强劲崛起，上扬州下四川走边疆，西商商帮领航中国500年......
站在西安城南的秦岭之巅，
拨开时间的黄沙，我们自豪地断定：
西安是中国商业的根！
西安不但是西商的根，
还正在讲好新西商的故事，
而讲故事的一个重要地方，叫做曲江。
一
西安，是八百里秦川孕育出的一颗明珠。
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今西安东部浐河岸边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半坡文化。
某天，先祖们把河里的石材、山上的骨材稍加打磨。在和其他部族的相互接触中，他们开始拿着有限的剩余产品相互交换。
他们交换的痕迹，被忠实地保留下了。
半坡出土的石器，是由不同种类岩石制造的。踏遍西安周边，地质学家仅仅发现了片麻岩、石英岩等7种岩石，其他如玄武岩、辉绿岩、花岗岩等16种岩石，则全部分布在关中大平原以西遥远的地区。
这16个“外来户”，显然是以物易物换来的。
半坡人用于交换的物资，就是商品的雏形。
半坡人以物易物的交换，就是商品流通的肇始。
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的腓尼基人从海螺壳中，发现了两块鲜红的颜色。于是，他们把许多海螺砸碎，放在水里煮，熬出了一种紫红色的染料，再用染料换取谷物、玉米、酒类、地毯、宝石、黄金等等。
相比半坡人，这是两千多年后的事了。
二
殷商末年，周人不断沿渭河而下。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是当时商业状况的写照。
周实行“采邑分封，以蕃屏周”制，把子孙分封到各地采邑做封君。据考证，在陕、晋、豫及冀等地，曾有过585个周的城邑。以周都“沣邑”为主轴，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连接了数量巨大的都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个“周道”，就是为发展贸易修缮的商道，“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侯馆有积”。
城市越建越多，商人越聚越多，市场秩序越来越乱，怎么办？
摄政的管理者旦，用“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的管理制度，创造性地化解了诸多难题。
“工商食官”制度，规定商人以家庭为单位集结在村社，为天子、诸侯、领主、贵族等国家权力执掌者服务，商人们对自己的产品或商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支配权。在这个商业管理谱系中，事商的家族能获得国家证照，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地世袭商业。
“工商食官”制度，开创了国家对工商管理的先河，加剧了商业从手工业和畜牧业中的分离，推动了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三
秦时明月汉时关，已随浪漫的吟咏远去。
掌控关中后，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汉长安城，城内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同时代罗马城的四倍。城西北角，是有名的“长安九市”，即：东市、西市、南市、北市、柳市、直市、孝里市、交门市、交道亭市。这里，商贾云集，物资通畅。
在中国最早的商传《史记·货殖列传》里，一个名叫倮的商人，把中原的丝绸织品运往西域，从戎王得到十倍利润，又把西域的牛马牲畜运回中原，结果他的牛马多得用山谷来计算。倮，是正史记载的第一个和西域贸易的商人。
77年后，城固人张骞受汉武帝指派，出长安城一路向西。13年后，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面呈了西域考察报告。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汉帝国的足迹到达了西亚和中东地区，最远到达了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
公元前115年，乌孙王派人护送张骞回长安，随行有数十名乌孙国人，这是西域商人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长安城。
此后，汉使们以“博望侯”的名义，频繁往来于西域各国。长安城里那些柔软的丝绸和坚硬的瓷器，以及纸张、丝绸、钢铁、冶铸、水利技术、作物栽培等先进技术，随着西出阳关商贾马队的驼铃声，沿着丝路向西，去过中亚，到过君士坦丁堡，辗转于瑞典，最后进入到罗马贵族的橱窗里。
交流是双向的，影响是相互的。
西域的芝麻、胡麻、无花果、安石榴、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番红花、胡荽、酒林藤、玻璃等物产，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甚至宗教等异域文化、文明，也沿着这条路大规模地传入长安。
1877年，德国柏林大学校长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教授，在他的专著《中国》中，将这条起源于秦汉止于15世纪前，从长安辗转到罗马的东西方主要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将东西两座古城联系在了一起，也将我们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四
618年唐朝建都长安。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城东南的东市，因靠近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因而奢侈品大多汇聚于此，是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流连光顾之所。城西南的西市，店铺铺面宽4至10米，每个市场有220行，近千家商贾的邸店、旅舍、旗亭、酒肆及饮食摊点密集于斯。
今天，我们把购物叫“买东西”，为什么不用“南北”呢? 汉时，人们把去东市购物称为“买东市”，把去西市购物称为“买西市”。唐时，简化成“买东”、“买西”。无论去东市还是西市，都将有购物行为发生。久而久之，“东西”就成了商品货物的代名词。
盛唐长安，八面来风。除从长安一路向西，过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葱岭，直达中亚的陆地丝绸之路外；一条从广州出海，越马来半岛、苏门答剌等地至锡兰，再向西入波斯湾抵达中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可开通。沿两条丝绸之路的世界商人，把珠宝玉石等奢侈品带长安卖，购买丝绸、瓷器等特产运回转卖，长安成为各国商人、使者、留学生、僧侣、传教士、旅游者的聚集地。有些作罢生意的外国商人，干脆在长安定居下来，“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
长安街头的行人中，不少是希腊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除带来罗马金银盘、海兽葡糖纹镜子、坐佛像、团花纹箱、象形舍利塔、牙雕骑象菩萨造像、卷发陶俑、掐丝团花杯、玛瑙金杯、牛头角杯、金玉宝细带等异域风情商品外，还带来了各自民族的乐器和舞蹈，波斯的琵琶声和印度的笛声在长安城的上空交混着，走钢刀、倒立、吞刀、吐火等外来杂耍，吸引得长安城百姓驻足观看并纷纷拍手称好。
五
盛唐远去，乘时光之驹消逝于历史的甬道。
在行行复行行的更替中，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位了。
这时，一个叫马可·波罗的西方旅行者来到了中国。
马可·波罗画像
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元时京兆府的商业盛况。在马可·波罗眼里，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既有金、锦、丝、绢等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特有的物产，还有当地人自造的武装装备等等。可以说，凡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城中都有，而且价钱非常便宜，还有不少供行路商旅住宿的大旅馆，当地很多居民以从事捕猎或经商为生。
这座与雅典、罗马、开罗齐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从公元前1134年西周建都算起，世人先后叫它“丰京”、“镐京”、“丰镐”、“咸阳”、“长安”、“凤城”、“斗城”、“常安”、“京兆”、“大兴”、“永兴”、“奉元”、“西京”，等等。这些纷繁的名字，像某种哲学或宗教的体验，早已融入到这座城市的生命之中。
明洪武二年(1369)，明廷下诏将“奉元路”改为“西安府”，要借此名来“安定西北”。
西安之名，由此传开，再未更改。
六
明清五百年，西商、徽商、粤商、闽商、赣商、苏商、鲁商、潮商和龙游商人等十大商帮崛起。 其中，西商势力最大，是中国商业的扛鼎者。
朱元璋建明后，蒙古残部在漠北仍惦记着中原。于是，明廷沿长城设九个边关，派二十万大军驻扎，其中固原、宁夏、延绥、甘肃四个边关在陕西境内。
数量巨大的边关士兵和马匹，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来维系。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实施“食盐开中”新政，允许商人向边关送粮换盐引。占据地理优势的西商，抓住国家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把棉布、粮食等物资，运到边关换取盐引，再凭盐引到江淮地区的盐场换取食盐，到行盐区销售，赚取其中政策红利带来的巨大差价。在扬州的十里盐场，在天府之国四川，投资开设井盐的，十有七八是西商。到雍正年间，霸气的西商集资五万两银子，在自贡建了座船形的西秦会馆，寓意要“将四川的银子运完”。
大关中的西边是羌族，北边是戎族，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自古是重要的皮毛商品的原料产地，人们把那些从事皮毛商品的商人称为“毛毛客”。明代中叶，陕西按察使项忠奔赴榆林，决定开放陕北边墙，准允陕西延绥镇沿长城各地军民出长城关口，开垦长城外的禁垦土地，这是“走西口”的开始。人们从府谷东北部出发，一路向北越长城、进准格尔、到达拉特，过包头、经五原、抵临河等地区做起了皮革生意。到清廷平定葛尔丹叛乱后，关内经商打工的人不仅大规模地迁徙到关外，有的甚至是全家搬迁、整村搬迁，还有的和蒙古姑娘成亲。这种为满足生存而引发的人口流动，竟然持续了近300年，世人称之为“走西口”。
为助推本地商贸事业的发展，各大商帮纷纷在各地建造会馆，甚至一时呈现出“省有馆、县有馆”的景象。一句“天下会馆数陕西”，道出了西商是当时实力最大的商帮。商人们在西安，建了很多会馆：按地域来分，有索罗巷的山西会馆，梁家牌楼的三晋会馆，五味什字的澄城会馆，印花布园的华州会馆，户县会馆，大荔会馆，礼泉会馆，渭南会馆，兴平会馆等；按行业来分，有东关金龙庙的布帮会馆，鞋帮会馆，东木头市的裁缝会馆，南大街油店巷的银匠会馆，北柳巷口的鞋匠会馆，索罗巷的药材会馆，长乐坊的药材会馆等。
七
晚清至民国初年时期，商人已成为当时社会一股重要力量。遗憾的是，在清末的经济变革中，许多来不及适应经济发展的保守企业家，都在这时错过了向近代企业家转型的机会，西商在经历了发展的低潮期。
1949年5月20日，西安和平解放；1949年5月2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
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主的人们，将摆脱剥削和压迫的幸福感，化做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改革开放后，依靠陇海铁路这根大动脉，意气风发的西商们，将西安制造的“山丹丹洗衣粉”、“西安电池”、“西安牙膏”、“中华肥皂”、“骆驼牌搪瓷”等商品，潮水般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祖国各地，为西商历史书写了新的篇章。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向世界发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再次提出了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一带一路”，让不靠海不沿边的西安不再边缘。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和连接亚欧的区位优势，有良好区位优势和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西安，历史地站在了内陆向西开放的新高地。
2018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二届世界西商大会在西安举办。两届世界西商大会的接连举办，让“西安速度”、“西安效率”、“西安奇迹”，再次成为世界的关注。
2018年6月25日上午，曲江新区召开营商环境提升工作大会，明确各部门要以"三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五最"（审批最少、流程最短、成本最低、诚信最佳、服务最好）为目标，进一步开创曲江新区营商环境新局面。
越来越多的人在曲江新区感受到一股绿色、清洁、宜居的新气象；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曲江新区体会到亲商、安商、富商的新氛围。“选择西安·进驻曲江”将成为企业的共识。新时代的曲江新区，正努力践行着这种西商精神，正在用时代的强音，助力大西安谱写追赶超越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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