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先生墓》-小野湖山

安危成败亦唯天，绝海求援岂偶然。

一片丹心空白骨，两行哀泪洒黄泉。

丰碑尚记明征士，优待曾逢国大贤。

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尽腥膻。

旅日华人朱舜水-日本人的华夷之辨

按照惯例，说到一个地方的历史，就用关于这个地方的一首诗来开头。这首诗出自日本诗人，写的是一个华夏人。出生余姚终老京都的明末大儒朱之瑜，日本人尊称为舜水先生。

明帝国与宋帝国类似，是一个典型的士人国家。除了最早的一批开国元勋，和最晚的一批落草匪寇，正常年代这个国家就连战争都是由书生主导的。而在帝国最后的岁月，儒生大多投笔从戎，包括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人都有举兵抗清的经历。朱之瑜原本就是这诸多书生中的一人。

朱之瑜抗清兵败，与三杰转身投入学术不同，他比黄王顾三人激进一些，我打不过你，我去借兵跟你打。于是他辗转于安南和日本之间，散尽家财招募兵勇意图复国。

正是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让朱之瑜走上了不归路。在抗清事业彻底失败后，他滞留日本。他以家乡余姚的舜水为名，继续在日本讲学，鼓吹华夷之辨。成为第一个亲自在日本传授儒家思想的华人，在日本学界威望一时如日中天，被尊称为舜水先生，创立了对日本后来影响深远的水户学。

心心念念要恢复故国的舜水先生，几乎与黄王顾同时入土。这四个大儒，一生或抗争或流亡，虽从未剃发易服，但始终留不住故国衣冠，一个光荣的时代随他们永远进入了黑暗。而他们的死，并没有终结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叫做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出自春秋，历来多有论述：《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从倭寇说起-作为蛮夷的日本

日本人原本就与华夏人关系复杂，这种关系在蒙古征服时代官方交流断绝后主要体现在海盗上。明初，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武士另寻出路，与朝鲜山贼和华夏海盗合流，形成了活跃于中日朝三国海域的倭寇。倭寇没有组织，很快就被新生的明帝国和李氏朝鲜清剿干净。嘉靖年间，沿海商人多从事走私贸易，在国家的严厉打击之下，这些商人入海，招徕海贼，组成了对抗明帝国的势力，由于组织严密，活动猖獗，形成了嘉靖大倭寇，是倭寇对中国侵害最严重的时代。

第一阶段，倭寇袭扰无关痛痒，因为本来就是小打小闹。

第二阶段，倭寇直接侵入中国内地，对中国荼毒最深，因为这一支倭寇本质上是华夏人组织的反叛政府的举动，在这一时期中国商人和日本领主交往密切，利用对中国地形和局势的了解而进行有目的性的军事举措。安徽商人王直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盗之王，而后来福建商人郑芝龙更是长期活跃于日本，并在日本娶妻生子，这个孩子就是日后闪耀明帝国的双子星之一的国姓爷郑成功。

第三阶段，直接上升到国家层次，文禄庆长之役日本进行了举国动员，这一次战争的失败败光了丰臣秀吉的家底，并随着丰臣秀吉的死草草结束，导致丰臣秀吉势力被德川家康取代，日本进入江户幕府时代。随着明帝国灭亡，日本锁国，象征两国利益关系的海盗彻底从历史上消失。

去往中国的小船-争取当华夏的日本

日本国的历史比较简单，这要得益于菊花王朝的万世一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理环境有关，日本列岛远离大陆，确保了文明演化受外界干扰较少。

日本文明在生长过程中受到华夏儒家，印度佛教两大大陆文明体系的深刻影响，但本质上，这片土地文明的根源却是泛灵信仰的神道教。

正是这种信仰奠定了天照大神后裔作为皇室的神圣性，古往今来，日本有力军阀大有人在，甚至以庄园经济催生了武士阶层支撑的列国诸藩，但从来不能僭越称王取代王室，这里面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体制设计。

我们谈到日本，往往虚构了一个日本师从中国的刻板印象。其实日本更像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好学者，他们从半岛学习，从大陆学习，甚至近代从西方学习，这在日本人看来是一脉相承的文明特质。文明是人类共有的财产，继承其中的最强者，是一个国家走向成功的捷径。

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从石器时代就源源不断从文明程度更高的朝鲜半岛吸收人口和文化，并在半岛建立殖民地加强这种文化交流。在国家初期主动与大陆霸主汉帝国沟通，邪马台依靠成为汉朝属国来建立对周边国家的心理优势，并走上统一列岛的道路建立了倭国。

初步统一日本本岛的飞鸟时代，日本相继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到大陆考察，圣德太子开启了大化改新，将国名升级为日本。

发生了黑船事件后，日本全面开放国门学习西方文明，并把自己定位为西方国家。

在这系列学习过程中，日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学生，而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者甚至是继承者。

日本国名来自圣德太子给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尽管日本的统治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国王，但却僭越称皇帝，并一直没有真正进入朝贡体系。

蒙古对大陆世界的征服，难免被拿来大做文章，华夏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全面征服的史实，而日本却由于远离大陆逃脱了这一次征服浪潮的侥幸，强化了日本人的文化优越心理。

日本历来喜欢用挑战老师验证自己的学习成果，在文明早期通过殖民半岛来与三韩部落争夺土地，在唐朝通过结盟高句丽百济来与唐帝国较量，在明朝通过入侵半岛来正面挑战东亚秩序。这些挑战无一例外都归于失败，充分证明要想战胜老师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等他老了，要么另拜名师学艺。白江口海战说明华夏这个老师正当壮年不容挑战，文禄庆长之战说明尽管华夏文明衰微，但你用他那一套还是玩不过，日清甲午海战则表明用另一个老师的方法来打败一个彻底老朽的老师是可行的。

从踏上那艘去中国的小船开始，日本就证明了自己，日本从来不是一个弱国。那个时代，半岛垄断了华夏文明的传播之路，日本人面前只有一望无际喜怒无常的中国海，为了学习为了强大，遣唐使们踏上了生死未卜的海路。

这种勇气铸就了日本的奇迹。并在华夏文明衰落时，给了他们以华夏继承者自居的野心。

与朝鲜人自居小中华的嘴炮不一样，日本人是在实处下功夫。

朝鲜在明帝国被征服后，继续沿用崇祯年号，把去北京朝贡从“朝天”改成了“燕游”，对满洲人满心鄙夷，还时不时对剃发易服的华夏人流露一下同情心。但这并不影响李家被日本痛揍时，继续从大陆搬救兵的套路。

日本就不一样了，宋帝国被蒙古吞并后，日本人就已经把自己升级成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就算明帝国宣称恢复了国家并派出使者通知了全世界，日本人还是不当一回事。日本人把明人称作髯虏，什么意思呢，长胡子的强盗，与我们给他们起的外号倭寇-小个子的强盗，可谓相得益彰。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呢，因为汉人的传统是须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终身不剃，而日本有髡发剃须的风俗，所以中国人外表与日本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大胡子。而海盗兴起的年代，中国人应该多少也有劫掠的风气，所以髯虏这个外号还是很恰当的。

这个外号给了日本学习蒙古要进入中原的心理优势，于是丰臣秀吉异想天开，觉得统一日本这个功劳确实不小，但是读过儒家经典的人，统一天下才叫极盛武功，这天下啊，最好的土地还是在中原，这么好的世界不能让髯虏们霸占了，让我们的武士去中原建功立业吧。

明帝国用大陆时髦的铁骑回应了他们，告诉他们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呆在岛上过日子。蒙古和满洲之所以能征服中国，并不是他们比日本民族更强悍，只是因为他们同样处于大陆世界，只要抓住了华夏文明衰落的低潮期，就可以轻车熟路，而日本没有这种地理优势。日本之所以能够一直保守从来不被入侵，理由也在这里。并不是华夏已经老了，终于到了日本的时代，这是一个地缘政治带来的文明臆想。

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人的由夷入华

我们分析过日本为什么没有朝代更替，现在来看看一根筋的日本历史。

与华夏时刻面对挑战者不同，日本封闭的地理环境，让他们除了自己要做挑战者之外，不会遇到严重的侵略和威胁。

日本列岛自古肯定是没有人的，这和我们历史大讲特讲元谋人山顶洞人不同，日本人脑子很清醒，地里长不出人类来。日本人现在猜想他们的祖先，只有两条路到列岛。一条是通过台湾开始的岛链，一步一步北上日本，一条是从北方大陆，或者由库页岛或者由半岛直接渡海到日本。

南方的一支是南岛民系，现在台湾岛的原住民就是他们的后代。来自北方的有阿尔泰人也有雅利安人。日本这个单一民族国家，显然就有一个多源头混血的时期，与朝鲜类似。

第一阶段：绳文/弥生/古坟三代（文明形成时期）

略过考古发现的石器时代，日本历史最早记载的三代，分别是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绳文对应了没有文字打绳结记事的渔猎时代，弥生出土的陶器对应了定居时代，古坟对应了墓葬盛行的氏族时代。后两期文明一般认为来自大陆移民。

在邪马台王国取得亲魏倭国的称号之后，就开启了统一列岛的进程。这个王国由于与大陆关系密切，有数量客观的华夏移民，作为归化民的华夏人最早与本地部落结盟，取得了贵族地位，用带来的大陆文化帮助当地人建立了国家。

在邪马台王国阶段，日本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文明，包括台湾生番类似的蕃社，有类似东北扶余人的渔猎团体，邪马台逐步整合了这些部族，除虾夷岛和琉球群岛偏远无法整合，这些岛屿被来自库页岛的白人部落和来自台湾岛的南岛人占据。

日本统一之后自称大和国对外称倭国，这是中国的叫法，由于接受了中国文明所以一并接受了这个不太动听的名称。日本人也毫不避讳，毕竟来自南岛人的矮个子摆在那里。

第二阶段：飞鸟/奈良/平安三代（贵族时代）

飞鸟时代是日本历史浓墨重彩的第一笔，中心人物就是我们从汉和漫画熟知的自带槽点的圣德太子和小野妹子。

大和国基本统一了日本，但日本一穷二白，土里土气。

圣德太子觉得这样可不行，必须捣鼓点东西出来。于是派了一个名字叫妹子的汉子，去大陆留学。来到中国的小野妹子，送上了圣德太子倾注毕生心血的国书，可能隋炀帝当时心情不太好，又遇到了圣德太子这么个二愣子，日出处天子，总之，炀帝怒了。

虽然第一次出使中国没啥成果，但圣德太子毕竟是文化人，正是他推行了律令制，律令制模仿中国官制和法律完善了国家制度。

迁都平城京，进入奈良时代，律令制继续深化成大化改新，遣唐使成为定制，日本开始全面引入中国文化。这一时代影响最大的事件是《班田法》，私有制确立，国家开始封建化。

随着学习中国的深入，日本仿造长安城建立了平安京，国家进入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由于班田法的实行，庄园开始兴起，武士阶层形成；军阀崛起，天皇架空，进入关白摄政阶段。国家被天皇与摄政家族，平氏和源氏的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撕裂。

第三阶段：镰仓/室町/战国三代（武士时代）

《平家物语》和《源氏物语》记载的平源两家都出自皇室赐姓，都属于皇室的小宗，后分别形成武士阶层的首领。两家的战争以源氏胜利告终，源氏开创了镰仓幕府

由于经济基础和中国汉末类似，武士时代的政治也与中国的三国时期有很多相似性。招揽武士追逐权力的幕府制度，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代表朝廷的院政失去号召力。

蒙古前后两次入侵日本，但都被风暴阻止。不过这两次被抵御的入侵对日本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幕府逐渐失去对武士阶层的掌控，社会开始出现拥护皇室的倒幕运动。

倒幕运动的进行，促进了新幕府室町幕府的出现，并在倒幕过程中天皇与武士阶层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室町幕府统治的时代有了两个天皇，除了被室町幕府控制的北朝，原来的天皇逃到奈良成立南朝。室町幕府花了半个世纪才取消这一支天皇谱系，保证了日本皇室的传承。

与中国封建时代类似，私有制的兴起导致权力逐渐下放，最后原有体系无法维持。在中国这引发了春秋战国，而在日本，室町幕府的衰落导致各种下克上的现象，日本根据中国历史称这一时代为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起源于幕府政治的衰落，终结于幕府政治的重建。

一个半世纪的战乱，群雄角逐，最后胜出的是三个有继承关系的英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

战国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一百年左右是对幕府统治的消解，这一阶段开始于争夺幕府将军继承权的应仁之乱，终结于大名织田信长与幕府将军的决裂。

第二个阶段半个世纪是重新统一全国的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互相接力，最终统一了日本。

第四阶段：安土桃山/江户时代（日本近代）

织田放逐了末代将军，自己基本统一了日本，于是开始修筑安土城准备建立新幕府中心。但本能寺之变让这位跟曹操类似的枭雄功亏一篑。

继承者丰臣继续推行统一政策，并成功暂时结束了战国，修筑了桃山城。但他错误发动对朝鲜的战争，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进行的准热兵器战争极大损耗了三个国家的实力。

中国投入重兵跟日本死磕，包括辽东的铁骑和浙东的火器，虽然取得战争的胜利，却过度消耗了国防力量，直接导致了日后满洲的崛起。朝鲜半岛遭受三国大军蹂躏民不聊生，整体国力急剧下降。而日本，参战诸侯均遭到大幅削弱，只有未参战留守后方的德川家康保存了实力，最后继承了丰臣秀吉的地位，彻底统一日本，迁都江户城，建立了新的幕府，并完全锁闭国门，日本进入了安定的江户时代。

第五阶段：大政奉还和明治维新（日本现代）

从镰仓时代开始，日本就一直是一个幕府统治的国家，这也客观上使皇室远离了政治争夺，保全了皇室的延续性。

江户幕府的统治可以说非常成功，日本社会获得了长久的安宁。

但依靠封闭来保持稳定的方法弊端比好处还多。黑船事件让日本人幡然醒悟，安分了两个世纪的日本人又在蠢蠢欲动了。他们重新高举倒幕大旗，再次提起尊王攘夷的旗号，组建新军与幕府军作战，逼迫幕府奉还了窃取的最高权力。

得益于民众支持的明治天皇开启了明治维新，也非常合乎时宜地，把民众帮自己从幕府将军手里夺回的权力，又交还了它真正的主人-国民。

就这样，日本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度。在日本历史上向来没有实权的天皇，终于连在法律上拥有实权的可能，都没有了。

由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日本挣脱了束缚。资本飞速发展，日本很快成为列强之一。绕了一大圈，日本终于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文明中心-华夏，却发现原来的华夏早就变成了一群野蛮人。

日本决定尝试一下这一轮学习的成果，于是头也不回地走上了扩张的道路。

接连击败满洲帝国和沙皇俄国两大大陆巨无霸，日本信心膨胀到了极限，终于率先在全世界挑起了二战。

二战梦魇-欲成当代华夏，却是好战蛮夷

记得以前听说过一个故事，那是日本宣布向盟军投降时，南太平洋一只人员齐整的军舰无法接受现实，他们站在甲板上朝日本方向敬礼而后破毁战舰全体沉入大海。这个故事你听了是什么感觉，忠诚的悲歌？意志的胜利？值得倾佩？反正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是一种极端病态的荣誉感！

我很小就在电视里接触过日本人剖腹这种行为，当时胆战心惊地摸摸自己的肚皮，想象着自己切腹，突然感觉一阵恶心。我对自己的意志薄弱感到羞愧，但我现在肯定不会这样想。这种武士道的行为明显不是源自华夏文明，因为华夏的士人在自杀时选择的是自刎和自缢，这是符合士人尊严的行为，正因为他们选择自杀大多是出于士可杀不可辱这一条华夏士人看重的原则。在一个真正的华夏士人看来，君主并不比自己更有道德优越性，他们也不会为忠诚而丧失尊严，因为忠诚是自我的属性，他们成全的只是自我而已。这种道德自我中心的观念很明显没有被日本人接受，他们接受的是另一种信仰，荣誉观念，服从天皇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种近乎宗教精神的牺牲，在必要时这种荣誉感必须压倒求生意识，甚至尊严也不是不可抛弃的，切腹就是这种观念的极端表现。这就是日本人让我感到可怕而不是敬畏的原因，他们没有精神主体性。我佩服那种为信仰牺牲的使徒，因为他们信仰的是真理和生命，而日本人信仰的不是我的上帝，他们信仰的是戴王冠的凡人，是天皇背后那种能够摧毁一切所以使人癫狂的非理性力量，这种力量总会走向生命和真理的对立面，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一点。

这种信仰我只能推测来自日本化的佛教，尽管华夏人也乐于听从佛陀的教诲（当然我指的不是那些烧香磕头的偶像崇拜者），但华夏人从骨子里就不信佛陀的教义，华夏人信仰道和天，无论这种信仰有多抽象，它指向的终归是实在而非虚无，是肯定而非否定，是生命而非死亡！这一切都是华夏祖先哲学的痕迹，是诸子哲学的源头，尽管诸子中最富玄学色彩的道家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否认人类对真理的认知能力，但它也没有否认真理的实在！儒家信天，尽管它不语怪力乱神，但却不否认天命的真切！

这是华夏人与印度人最大的区别，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区别，导致华夏士人对佛教的抗拒，这种宗教只是折服了平民，甚至在平民中影响都很有限，因为平民是天然的无神论者和迷信者，这两者都扭曲了佛教的精神。

而一旦明代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那种凭借希腊智慧的理性辩护主义教徒很快就赢得了大批士人的信从。这还是因为基督的信仰与华夏文明契合度要远远高于印度文明。我的观点可以从反面得到佐证，那就是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极小。

那什么是佛教的特质呢？佛教为什么会如此深刻影响日本人呢？佛教的基本理念是与华夏文明对立互补的，那就是崇尚无、提倡空、向往涅槃！

我前面说过日本人情感是细腻到可怕的，当然是在我看来可怕，这种非理性的癫狂情感发展到极致必然会遇见空虚这个概念，正是在这里日本人遇见了佛陀，他们自然而然地被折服了。日本人爱樱花，因为樱花绚烂而易逝，川端康成的日本美学精神就在这里，从他的文字里，你可以看到日本的大师如何把死亡的美学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就在华夏诗人歌唱有花堪折直需折，秉烛夜游，这些由时光易逝生命短暂而转向及时行乐肯定生命的时候，在基督徒向往死后另一个生命世界的时候，日本人沉迷在死亡的炫目之美里！

这种对死亡的向往是我这个华夏人兼基督徒所想不通的，我认同的是复活而不是涅槃，我认同的圣徒受难是为更好的生命。所以我不会认同日本人的荣誉感，在我的道德体系里，无论是责任还是尊严都远远高于荣誉，我的荣誉感是希腊人那种以自我实现为目的所以极其自私的荣誉感，而不是日本人牺牲式的荣誉感，而且这种荣誉感还必须让位于责任和尊严！

在我看来，日本人的荣誉感是责任的对立面，一旦一个人的荣誉感压制了责任感，他就会变得意志强大，同时也失去自我，他把自己当作了臆想出来的绝对意志的一部分，而这为极权铺平了道路，所以日本转化成法西斯帝国是有原因的，这与绝对精神盛行的德国有共通之处。

直到今天，日本依旧没有认罪，依旧不会从道德上觉得自己错了，他们只会承认他们输了。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对亚洲的侵略和对国内民众的摧残有什么不对，这是一件符合荣誉感的事情，他们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天皇的权威，为了自己民族的发展，为了一种亚洲强盛进而使黄种人在地球上有一席之地的梦想，他们为这一切感到骄傲。

他们依旧在神社里供奉战犯，这些出于荣誉感为日本人牺牲自己的祖先！即使是纪念广岛的死难者，他们依旧只会看到这些人为民族做出了牺牲，而不会看到这些死亡是谁的责任。

日本人倾向于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懦弱，他们认为那些死在他们手下的异国士兵应该得到了自己的荣誉，就像他们自己的士兵一样。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什么是责任，认可弱者就是一种责任，认可对死亡的恐惧是出于对生命的肯定，认可这世上有比所谓的荣誉感更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责任，那是无辜者的血泪！他们不相信弱者，就像希特勒一样，他们认为良知是出于卑贱的懦弱。

以上就是我对日本人的看法，它是站在一个华夏人的角度将心比心的推测，所以并不一定真实，但这是我对日本拒绝认罪的解释。

二战如同一场梦魇，对中国是这样，对日本又何尝不是。日本打着重建黄种人骄傲的旗号，放纵从武士时代带来的杀戮野蛮，本以为自己能成为扩张发散文明的华夏，却变成了世界眼中高度文明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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