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一個家喻戶曉的媒體工作者。近些年都致力於對公共問題的研究和發聲，特別是“轉基因”問題。但對此我保有微詞，因為究竟有什麼樣的相關邏輯，很多人也都是一頭霧水，能夠聽到的一些社會聲音，要麼是過於誇大、危言聳聽；要麼，也就是公眾人物對崔永元個人所做的一些抨擊和質疑。給崔永元冠以“衛道士”的名號，將其歸入方舟子之流，甚至視作一個不健康的人。近而對其說一些家長式的輕蔑言語，對相關的問題倒沒有什麼解疑。
在我的眼裡，“敢為天下先”就已經十分不易，畢竟這是一個老人跌倒都沒人敢扶的年代，敢將自己置於公共問題的一線，這種無畏精神本身就很值得人們尊敬，對錯面的大小，也就不是那麼顯得特別重要。
崔永元主要的身份是一個媒體人，“媒體人”顧名思義就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將問題提到公共領域，僅此而已。他們的觀點本身就沒有多少社會導向，剩下的也該是由大眾來作以評判和解決，但往往在這個環節很多人是抱著戲謔的態度來對待，絲毫沒有解決、面對問題的嚴肅性，從而將以上行為變的娛樂化，也便沒有了力度。
不光是媒體工作者，例如像一大部分作家、電影工作者，他們也只負責對社會問題進行剖析，血淋淋的呈現出來。至於後期問題的走向和解決，也該是由另一種職業或者更多的人來去探討。可是，大多相關領域的權威人士，總是將這種或許不夠成熟的問題扼殺在了搖籃裡，從開始就封閉了這麼一扇發聲的窗口。用他們學識的權威性來壓制這麼一群人的發聲，甚至是蔑視這種來自平民視角的聲音，一般都是懶得解釋，卻又故作高深。或者本身就只是一張白紙，只因保護自己的羽毛，害怕自己無知一面被戳穿，近而用模稜兩可的作答或者直接扼殺來面對此類事情。更甚至是，他們本身就牽扯在這些問題當中，是“問題”利益的直接受益者，所以他們以一副學究氣自架於廟堂之高，也就不難理解了。例如“轉基因問題”，對錯先不作多論，崔永元本身是站在一個消費者、媒體人的視角來看待這件事，而擺在大眾面前的事實是許多發達國家對此種基因技術食品做出了很明確的限制和分類，而中國並沒有。此時身為一個敏感的媒體人，或者是一個正常人，難道不該有所質疑？因此，在此問題中，崔永元敢於站出來拋出這個質疑，是完全正確的。
再者，提出的觀點很多都只是一個個的設問，沒有將問題肯定化，官方是可以作出應答和解釋的，學者也可以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和答疑，起碼普通公眾是有一定的知情權存在的。其本身也該是這類職業身份工作之間的一種常態，並沒有什麼不妥。如若唯一的不妥，就是不該將此類問題過早的拋向社會，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反應。不過前提是，在沒有一個相對明確解釋的前提下，此種商品已然大面積上市，再者也缺乏另一種平臺來有效的商討此類事情。總而言之，崔永元的做法，起碼保證了公民該有的部分知情權，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再來說說，最近崔永元對自身權益的維護和對影視圈怪象的揭露這件事。其實，一開始看到相關報道，我也是對此事持有疑問的，畢竟是牽扯到了許多年前《手機1》時的恩怨，後來對此也大概做了一番瞭解。
當年《手機》這部影片是取材於崔永元的人物故事和性格特點等而創作的，對相關信息有所瞭解的受眾，第一感覺都是很容易影射到崔永元這個原型人物中。再者，為了博取電影市場，馮小剛、劉震雲在隱瞞崔永元的前提下加入了婚內出軌、小三等倫理素材。當然藝術是可以自由創作的，這個毋庸置疑。但是，也是因為相關的創作，讓世人對現實生活中的崔永元以及相關當事人產生了一定的誤解，這個也不容否認。此事，也是想當然的對相關人的生活產生了影響和困惑，因為很多的臆想和現實是遙相呼應的，例如“小崔說事”裡主持人的代班問題，崔永元感到憤怒也是在情理之中。並且當年崔永元，也只是在幾句抱怨和相關當事人之間的溝通下，化干戈為玉帛，近而不了了之，也展現出了一定的包容度，後期的電視劇、書籍也都得到順利的發行和出版。其實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起碼崔永元是一個生活在當下的人，他為了一部電影以及相關的作品去承受一些莫名而來的輿論和質疑，甚至他身邊的家人、朋友也同樣承受著外界的壓力，其中是有一定的犧牲存在的。
到此為止，事情本該戛然而止，馮小剛等人更不必多說，見好就收足以。可是，這個世上“欺負”總不會出現一次，馮劉兩人蹬鼻子上臉，準備再一次去揭開當事人的傷疤。這也就使崔永元第一次的大度、隱忍，變成了一個十分滑稽、可笑的屈辱，好像被無情的戲弄了一番。每個人換位思考一下，何嘗不是這種滋味。也就是在此種情緒的誘導下，崔永元通過最容易引起反響的互聯網平臺，一把東風怒燒娛樂圈，近而掀起了一系列的輿論。
也是該著出事，默不作聲的馮劉二人以及順利進行拍攝的手機2，讓崔永元的怒火日益倍增又無處發洩。這個時候，范冰冰的一條“我在拍武月，我很開心”的微博，頓時讓崔永元怒火中燒，立馬調轉了炮頭，對準范冰冰進行了一系列的轟炸。
後來，此事因影視圈“陰陽合同”以及“高收入”問題，進入了白熱化的高潮階段。其實，這件事本身就是“皇帝的新衣”，不論崔永元是否提及，大眾普遍都是能夠想到的。有關部門也該是早已察覺，因為這種事本身就涉及到了人性固有的弱點，大部分人身在其位都是很難做到自清，再者在監管上也是有相當大的難度和不便。但是，社會總該是有一套自己的對錯標準體系，明顯在這件事，是有理可循的，相關法律都是有明確的明文規定，“陰陽合同”也是民法裡面常見的術語。既然這塊遮羞布已經被撕撤下來，相關部門也就不能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然法律和相關政策的尊嚴又怎能得到保障。在此，我個人感覺此事應該和崔永元個人的名譽問題分割開來，形成一個單獨的社會話題，至於崔永元原始的出發點，也就像“皇帝新衣”裡的小孩一樣，已經沒有什麼必要再去深究它。
問題被發現，也就該得到解決。娛樂圈“陰陽合同”這種偷稅漏稅的事情，已然是在短期內很難平息下來的，剩下的也就是依法公論。此事，看來是要對娛樂行業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洗活動，也是對法制建設的推進，站在公共的立場，這何嘗不是一件利國利民的益事，至於後面怎樣發展，我們也就拭目以待。
我們一般對崔永元是有兩種分化的認識，一種人認為他是“超人”、“知識份子中的良心”，如同臺灣的李敖；還有一種看法是“病人”、“衛道士”、“偽知識分子”。個人感覺，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起碼都是脫離了他普通人的身份和職業責任，忽視了平民也可以發聲這一特點，過份強調聲音的正確性，當然從知識層面來說，崔永元是有些螳臂當車，過於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們這個社會是嚴重缺乏懷疑的聲音的，錯誤、正確的都沒有，過多的是一種固化的道德標準和官方的呼聲。這也不是當前時代的特色，只是自媒體讓一大部分人都有了發聲權力，相較於過去時代的聲音主要是來自上流的知識份子當中，近而也就在邏輯上顯得比現在更加具有先進性。
雖然當今社會，中國的教育普及力已經相當大了，但是一大部分人也只是停留在讀書識字、庸眾的領域當中，思想領域的先知還是和以前一樣寥寥數人而已。再者，商品市場的引導，過多的文化知識主要是迎合大眾的口味，缺乏了該有的質感。還記得九十年代，一首響徹紅勘的《垃圾場》，的確快手、喊麥、抖音文化的盛行，很明顯感受到大眾文化對時代的裹挾，這是一場庸眾的勝利。再看當今社會，搖滾樂沉於地下，嘻哈音樂也被壓制啞火，大多數有邏輯思維的文化都被封殺在了垃圾堆裡，這也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
我們太需要一些不同的聲音，例如柴靜、崔永元、白巖松、許知遠、賈樟柯、王小帥、婁燁等等這些展露頭角的發聲者，他們代表知識份子發聲其實也是時代的悲哀，其實他們應過多承擔的是“拋磚引玉”的作用，相較於學者、社會評論家、大學教授、學生、人大代表等，這些人更應該去代表時代以及社會來發聲，這也是此類人該肩負的社會責任。
文化思想也該得到一定的進步，而不是一味著尋求經濟的發展，人之為人，不該如此冰冷。
“我思故我在”，思維的自由、思想的存在該是每個人所具備的，不該過於無知、簡單的受到大眾思想的裹挾和擺佈。不然，“存在”本身也就沒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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