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金融收緊與實體經濟轉型之間的“時滯”導致脫虛向實受阻。金融是“快變量”，實體是“慢變量”，因此，信用過於收緊會導致實體經濟衰退，甚至出現危機。從長期來看，確實需要引導資源“脫虛向實”；但從短期來看，實體部門與虛擬部門不是完全對立的關係，而是相互聯繫的組合；短期去槓桿導致了金融緊縮，但需要把握節奏，否則在推動金融去槓桿、虛擬部門“縮水”的同時，也會引發實體經濟同步“脫水”。日本當年的錯誤是在“經濟泡沫”過程中沒有完成“產業接續”，當前中國的傳統產業也逐步向外轉移，而新興產業接續並未顯現，這就需要把握金融“去槓桿”的節奏和力度，防止在產業接續尚未完成的情況下，過度緊縮的金融“去槓桿”，有可能會出現經濟斷層。同時，短期來看，過度緊縮的金融“去槓桿”或許並不能推動創新，反而會制約創新。
丁安華：資本市場大幅波動，反映當前對內對外兩條戰線同時受壓的市場避險情緒。對外方面，嚴重誤判中美貿易關係走勢；對內方面，去槓桿進入嚴監管、緊信用的極端時期。下調準備金率，是在我國基礎貨幣供應方式發生根本轉變背景下的必然選擇。目前商業銀行的超儲率偏低，貨幣乘數已達理論極限，除了被“放水”輿論綁架之外，降準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爭議的地方，事實上市場已經充分預期，只是來得稍遲了一點。在去槓桿、嚴監管、緊信用的背景下，市場利率已經出現明顯分化，避險情緒導致無風險利率下行，信用利差繼續走闊。
魯政委：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即貿易戰。從短期來看，特朗普的行為帶有非常強烈的策略性博弈特徵；但從長期來看，美國行為的變化也折射出了全球貿易的趨勢性的流變，這一次的中美博弈一直要到午時三刻才會有人出來喊刀下留人。探討“中等收入陷阱”，觀察去槓桿的進度，結構性去槓桿的提出標誌著中國政策全面緊縮的結束，未來經濟政策將進入到一個維持階段，即“不鬆不緊”，同時在遇到特殊情況時相應做出一些波段的調整。總體而言，中國下半年經濟增速比上半年會慢一些，但增長達標沒有問題，因為政府的潛在政策空間較大，例如今年政府專項債的增加和去年財政的盈餘，都是財政發力的潛在“彈藥庫”，如果將盈餘全部調入，今年的財政支出增速能夠和去年持平。
潘向東：從近期公佈的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數據看，漲價與降成本推動工業企業利潤高速增長，與此同時，企業利潤和資產負債率分化，從三大行業來看，採礦業和製造業利潤增速提升，電力熱力燃氣和水的供應業利潤增速下降；分企業類型來看，國企利潤繼續改善且資產負債表修復，資產負債率連續三個月保持在59.5%的歷史低位，私營企業受宏觀去槓桿波及，信用違約開始增多，企業利潤和資產負債情況在惡化。數據也顯示出企業主動補庫存，原因可能是：一方面，5月產銷率降至97.8%，低於4月（98.9%）；另一方面，由於原材料價格上漲，企業生產經營預期提升，主動回補庫存。
沈建光：特朗普的底線究竟在哪裡？目前來看，有如下幾種猜想：一是特朗普對外強勢，落實競選承諾，致力於縮小貿易逆差，增加政治選票，尋求連任；二是特朗普作為商人將交易藝術運用至極致，特朗普目的在於全球範圍內製造混亂，以吸引投資迴流美國，助力美國再度偉大；三是徹底改變國際秩序，讓美國在國際合作交往中獲得更多實惠；四是對日漸崛起的中國採取遏制，貿易談判只是個幌子，貿易戰場不是中美衝突的主戰場，科技領域才是，最嚴重的情形時重回冷戰。
陶冬：貿易和石油上週牽動著市場的心，歐盟峰會也使歐洲資產大幅波動，資金的風險偏好依然低下，全球股市遭遇歷史上第二大金額的資金淨流出。2018年的宏觀形勢，是2012年歐債危機以來最複雜的，其多點爆發的特性更極為罕見，波動性上升、風險增高，不過最壞的時間恐怕還沒有過去。各大資產種類來看，上半年美國科技股一騎絕塵，此外，美元匯率是上半年分析資金流向、把握市場價格的關鍵抓手，這一點應該在下半年也不變。
伍戈：今年以來，市場對貨幣數量（如M2、社融）趨勢並無太多分歧，受制於監管壓力難以主動擴張，然而資金價格卻出現明顯分化，信貸市場利率高企而國債利率走低。廣義貨幣M2的收縮往往對應著信貸利率的抬升，該“量縮價升”現象背後的邏輯是，由於預算軟約束等複雜原因我國資金需求通常相對旺盛，貨幣供給數量（而非資金需求）主導信貸利率的變化，這為我們通過貨幣供給數量去研判信貸利率走勢提供了依據。社融與M2的增速差似能預見國債利率的些許變化，事實上，該“增速差”主要表徵的是社融中的表外融資和M2創造渠道中的證券淨投資的變化，這些恰好對應著影響國債利率走勢的實體需求和債券配置兩大關鍵因素。展望未來，M2或低位企穩，這意味著信貸利率上行空間有限；社融與M2增速差的收斂意味著國債利率仍有下行空間。
邢自強：債券違約事件的增加大體符合去槓桿措施的初衷。隨著金融整頓的繼續推進，政策焦點已轉向治理的“深水區”——非標業務和資管產品，這就對一些基本面較薄弱、槓桿較高的企業構成了壓力，但很大程度也是去槓桿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此外違約增加的同時，信貸定價有更趨理性的跡象。過去兩年，在全球經濟上行週期的支持下，國內進行了諸多結構性調整，包括主動進行產能調整、緊縮貨幣信貸，因此當前中美貿易戰階段，中國的政策迴旋餘地較大，可以管理好去槓桿的速度，以緩衝貿易摩擦的潛在影響。例如若出現貿易摩擦升級，可以擴大財政赤字，向受到貿易摩擦影響較大的企業或消費者提供減稅等措施。
姚餘棟：定向降準“一石三鳥”不意味著貨幣政策轉向。一是支持法制化、市場化的債轉股是一個大招，對中國經濟的長治久安非常重要，央行提供的5000億元的長錢，具有“點石成金”的效果。二是用2000億的長錢支持中小微企業。三是時點把握上可以及時緩解上半年的資金緊張，同時這次定向降準釋放的資金7月5日到賬，可以提前釋放7月份、8月份的市場壓力。但不意味著貨幣政策的轉向，要認識到我國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個長期取向，不能輕易的改變。當前金融還是屬於在釋放充分的流動性，屬於擴張，經濟週期屬於高位下行，屬於收縮，所以現在處於秋季重點以配債為主。
楊宇霆：中美貿易戰不只是進出口層面的問題，更多的是兩國在全球貨幣系統中不平衡的表徵。美國既出現貿易逆差，又出現財政逆差，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需要在美國長期借款能力的問題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這就涉及到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問題。事實上，美元在是一種結構性的弱勢貨幣，偶爾會見到美元升值，但是都是週期性的。美國國債收益率在過去30多年長期下降，說明美國的生產力以及通脹長期下滑，趨勢上美元資產並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收益，按此邏輯，美元應該出現長期貶值、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的情況。
張明：全球經濟是不斷增長的，如果用一種數量恆定的東西（無論是比特幣還是黃金）來作為價值尺度的話，就不得不面臨通縮及無法調節經濟增速的兩種困境，此外，一個國家的貨幣當局會壟斷該國貨幣的發行權，而貨幣發行權的背後是以該國政府的徵稅權力作為背書，而比特幣則是建立在參與者對其達成極其脆弱的共識基礎上。未來並不看好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的前景，但看好以區塊鏈技術為底層載體的網絡應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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