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是一付極好的清醒劑，讓國人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等領域同美國的巨大差距。另外，也使我們認識到，中國過去許多政策今後恐怕必須改變
7月6日的最後期限臨近 ，中美貿易戰進入關鍵時刻。
美國對中國500億美元品徵收25%額外關稅，將在7月6日生效。如果美國如期扣動扳機，中國也將對美國進行同等規模貿易的反擊。中美貿易戰是否會如期引爆？兩國有無可能在最後關頭挽回危局？
此前，中美貿易已上演“熱身戰”。6月15日，美國政府發佈了加徵關稅的商品清單，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其中對約340億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實施加徵關稅，同時就約16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開始徵求公眾意見。6月16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其中545項約340億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實施加徵關稅，對其餘商品加徵關稅的實施時間另行公佈。
面對一觸即發的貿易戰，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國白宮部分官員爭取在7月6日對華徵收關稅生效前，恢復與中國對話，以避免兩國爆發全面貿易戰。到目前為止，兩國政府層面的談判已經三輪，但無果而終。
中美貿易戰會不會開打？
《財經》：您認為中美貿易摩擦處在什麼階段？
餘永定：嚴格說，中美貿易戰還沒有真正打起來。只有當美國對中國產品開始加徵關稅後，中美貿易戰才算正真開打。貿易戰大概將在7月6日打響。
《財經》：6月15日美國宣佈對中國1333種500億美元產品加徵關稅的計劃。美國公佈數分鐘後，中國宣佈將對美國出臺“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徵稅措施。為什麼說這是中美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節點？
餘永定:美國希望“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則希望在損失最小的情況下，避免貿易戰。中國在三次談判中都顯示了最大的誠意。中美雙方也取得重要諒解。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在5月20日表示中美貿易戰已經“停戰”。特朗普在6月15日宣佈依照原計劃對5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關稅。這分明是對中方的誠意和美方談判代表的努力的嘲弄。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貿易戰如何能夠可避免呢？
《財經》：中美貿易摩擦由來已久，為什麼會突然升級到貿易戰呢？
餘永定：最根本的原因是地緣政治。2017年底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白無誤的寫道：“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朗和跨國犯罪集團是美國的五大競爭對手。其中中國名列第一。
在克林頓時期，中國被定位為“戰略合作伙伴”；在小布什時期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奧巴馬時期要共同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係”；現在中國變成了頭號“競爭對手”。一方面，是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引起美國的不安，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也應該看到，美國並沒有把中國定位為敵人，也沒有說中美競爭一定會導致衝突或戰爭。美國認為“在競爭中獲勝是避免衝突的最佳路徑。”今後很長一個時期是美中全面競爭的時代。而經濟將是競爭最為激烈的領域，當前的中美貿易戰不僅涉及貿易，而且還涉及投資、高技術和網絡等各個領域。
如何看“貿易戰”爭議問題？
《財經》：美國要同中國打貿易戰主要理由是什麼？
餘永定： 主要有三條。其一，中國對美長期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其二，中國不遵守WTO承諾；其三，中國通過不公正手段取得美國技術。原來，特朗普強調貿易逆差，現在則強調技術問題。
關於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問題。首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沒有美國說的那麼大。導致中美兩國貿易差額統計出現巨大差異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統計方法不同。例如，美國把中國香港轉口貿易額籠統地計算在中美貿易之中，但它實際上有很大比例應歸於中國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香港的貿易轉口。
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美國經濟學家認為，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國國內儲蓄不足。統計資料顯示，美國在1980年後連續保持貿易逆差，而美國居民儲蓄率也是在1980年代初開始持續下降的。儲蓄不變，即便中國因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而對美出口銳減，中國的出口空缺也會被其他一些類似國家所填補。
《財經》：特朗普認為中國對美國保持大量貿易順差，是佔了美國便宜，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餘永定：這完全是胡扯。經常項目順差（中國是貿易順差）是衡量資本輸出的尺度。中國有貿易順差意味著中國把錢借給了美國人。這到底是誰佔了誰的便宜？
巴菲特最近就說，用幾片紙（綠紙美元）換回大量實際資源有何不好？不知道特朗普是真傻還是假傻。佔了便宜硬說吃虧應該說是一種談判策略。但是，也應該看到全球化、特定國際分工格局對一國不同階級、階層、行業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有重要影響的。美國藍領並未享受到全球化、國際化和貿易自由化的好處，因而對中國這樣的國家對他們造成的競爭壓力心生怨恨。美國政府不願意通過收入政策調節收入分配格局，於是把矛頭轉向中國，轉移美國藍領的不滿。
《財經》：實際上，在胡溫時代，中國就開啟了經貿戰略的轉型，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主動促進經常項目的收支平衡。
餘永定：的確，中國為平衡國際收支作出了巨大努力，實現了基本平衡。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GDP比在2007年接近11％；2017年已降為1.4％，比諸如德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平衡的多。
美國要想削減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有一條捷徑：解除對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的禁令。美國能賣給中國的產品有限，不要指望中國能夠從美國大量購買中國不需要的，性價比並不高的美國產品。
《財經》：特朗普政府認為中國搭了WTO的便車，認為中國加入世貿後，沒有按照WTO的規則做事。中國是否履行了WTO承諾？
餘永定：中國到底是否履行了自己的WTO承諾呢？最權威的評價應該來自WTO。 WTO前總幹事拉米多次指出，中國很好地履行了WTO承諾。最近商務部對中國的WTO承諾履行狀況做了一個自我評價，應該說報告是實事求是的。
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履行了WTO承諾，一個重要標誌是看這個國家是否尊重爭端解決機制，執行WTO裁判機構的裁決。對外經貿大學崔凡教授指出：“2001年中國入世以來一共被告了40次（現在是41次），同一時期美國正好一共被告了80次，整整兩倍，現在更多了。中國敗訴的一概執行，美國敗訴的經常拖著不執行。中國剛剛打贏一場美國執行問題的爭端。美國人自己敗訴不認賬，杯葛世貿組織大法官任命，搞得大法官7個只剩4個，世貿組織判我們輸了的官司我們一概認賬。“
其實，直到2016年美國政府對中國執行承諾的評價也不全是消極的。例如，在2016年的《中國WTO承諾履行年度國會報告》中，USTR寫道：“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和它的許多貿易伙伴間的貿易和投資都出現急劇增長。事實上，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比2001年增長了505％達到1160億美元； 同期服務出口增長802％，達到480億美元。“關於中國WTO承諾的履行情況，報告僅僅說 “總體情況依然是複雜的”。但是，在2017年報告中，USTR卻說：悔不該讓中國加入WTO。因為美國突然發現“給中國開出的加入WTO的條件並不能有效保證中國會擁抱開放的、市場導向的貿易體系。”這是什麼意思？原來美國也不認為中國沒有履行WTO承諾，而是中國當初的承諾不夠多不夠重，或者WTO本身就有問題。美國的態度確實是比較無賴：輸了球，就馬上換規則。
《財經》：美國現在是否不再關注中國是否履行了WTO承諾。而是將重心放在指責中國觸犯了美國的國內法“301條款“？
餘永定：是的，因為難以從履行WTO承諾的角度批評中國。301報告基本上不再提WTO了。特朗普是個單邊主義者，他不喜歡WTO，就看他什麼時候宣佈退出WTO了。應該強調，301條款是美國的國內法，把WTO拋在一邊，援引301條款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的。美國是“我是老大我怕誰？”
《財經》：您對“中國非法獲取美國技術“的指責有何評論？
餘永定：我們自己對《中國製造2025》並沒太當回事。我自己就說不清《中國製造2025》是怎麼回事。但在美國政界，《中國製造2025》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美國朝野一致認為這是一份指導中國掌握核心技術以使中國在高技術領域取得支配地位的綱領（我還真不知道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樣一份文件）。中國在過去四十年的高速發展和我們自己的自吹自擂可把美國嚇壞了。
USTR承認，很難指責一個國家的技術趕超努力。於是便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中國執行產業政策的手段。而這些手段都服務於一個目標：非法獲取美國技術。301報告把“中國的產業政策手段”歸納為四大類：第一，不公正的技術轉讓制度；第二，歧視性的註冊限制；第三，瞄準高技術產業的海外投資；第四，入侵美國商業計算器系統，通過網絡盜竊美國知識產權。
問題是：這些所謂的產業政策措施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措施是否違反WTO規則？
《財經》：301報告是如何證明中國強迫外國來華企業轉讓技術的？
餘永定：301報告花費很長篇幅討論中國的“技術轉讓制度”，也就是中國的“市場換技術”政策。把這一政策作為中國強迫外資企業轉讓技術的主要手段。首先，中國企業有權對合資企業提出技術轉讓要求。正如崔凡教授所指出的：“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中第七條第3款中承諾，對外商投資的批准不以一系列履行要求（當地成分要求、進出口平衡要求、進口用匯要求等）為前提。中國政府承諾在對投資進行審批或者備案的時候，不以外資轉讓技術為前提。但是，對於中國企業在與外國貿易商或者投資商談判中提出的技術轉讓要求，中國政府也應予以支持。對中方企業的這種議價談判權利應該保護。如果外方認為中方企業具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拒絕交易的行為，那麼應該通過反壟斷申訴和訴訟途徑加以解決。”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且資信等級並不低，中國企業之所以希望同外國企業合資，其主要動機一般都是獲得外國技術。如果不能獲取外國技術，它們何苦同外資建立合資企業呢？
其次，中國政府對外企施壓，要求轉讓技術的情況到底是否普遍呢？USTR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充分暴露了它的不專業。USTR自稱對許多美國在華企業進行了問卷調查。但是所有宣稱受到過技術轉移壓力的企業全部是匿名的。除一些語焉不詳的所謂證詞外，USTR沒有提供任何其他證據。更為讓人吃驚的是，USTR稱：“在回答問卷的公司中，有19％認為曾受到過技術轉讓壓力”。USTR的草率程度令人吃驚。其一，19％並不是一個很高的百分比。其二，USTR根本沒有告訴我們它到底發放了多少問卷。像這種調查有什麼意義呢？
長安汽車的負責人告訴我們，長安的技術進步是經過30多年努力的結果。除國內的研發基地外，長安汽車在境外5國家有9個研發基地；研發隊伍有12000人；每年投入研發的資金佔銷售收入的5％。
商飛的情況也是如此，USTR在商飛的主製造商－承包商模式上大作文章。外國飛機零部件製造上看好商飛的市場前景，爭當商飛的承包商，確實有16個承包商在中國建立了合資企業。但沒人強迫它們這樣做。合資企業確實能夠從這種合資中學到一些東西，但商飛從沒有指望能夠從這些承包商中得到核心技術。核心技術是無法偷的。一件複雜產品，給你圖紙、樣品你也是仿造不出來的。
USTR特別指責中國通過《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強迫外資轉讓技術。中國把外商投資產業分為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這四類。在2017年頒佈《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進一步開放了外商投資產業。首先，制定這樣的清單是完全合乎WTO規則的。在某些產業限制外資持股比例是處於經濟、軍事安全考慮，你不高興可以不來啊，誰能強迫你轉讓技術呢？
外商之所以希望同中國企業合資，並接受相應的股權地位，是經過成本－效益分析的。外商企業對從合資中得到的好處是心知肚明的。多少年來似乎沒有什麼外商因中方“強迫”轉移技術而退出。從路風教授和其他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市場換技術”政策並不成功。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但汽車的核心技術我們到底掌握了多少？前幾年之所以提出“自主創新”就是因為有了“市場換技術”失敗的慘痛教訓。
事實上，在當年外國投資者非常希望同中國企業合資，否則很難在一塊陌生的土地上順利開展經營活動。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現在獨資企業在外資企業中的比重正在不斷提高，獨資比例已大大超過合資比例。不僅如此，外國投資者在相當時間內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它們在中國獲得了巨大利益。外資到中國不是做慈善，某些技術轉讓對外資來說肯定是上算的事情，否則外資不會源源流入，而中國也不可能長期維持世界第二大外資吸引國的地位。
我們現在的營商環境存在不少問題，外資有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企業和有關部門也應該虛心聽取外商的意見以力保實現“雙贏”。
《財經》：301條款調查報告也指責中國的海外投資政策？
餘永定：301條款調查報告稱：中國 “利用政府資本和高度不透明的投資者網絡在海外獲取海外高技術”。資本的本性是逐利，中、外資本概不能外。我很懷疑中國資本“大舉進入”美國的背後是政府佈局的結果。事實上，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數據，自2005年到2017年底，中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綠地和併購）為234宗。這些投資主要包括，78個金融和房地產業項目、35個娛樂和旅遊業項目，26個運輸業項目，25個石油和天然氣項目，僅有17個項目涉及技術行業。在總額為1700億美元左右的投資中，在美國科技領域的投資總額僅200多億美元。與此相對比，根據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數據，在2009-2015年間中國居民在美國的房地產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在2013到2017年中國在美國購房投資達到940億美元。
301報告認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活動在三個方面損害了美國的利益。第一，中國試圖通過海外併購和投資實現產業升級，損害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第二，中國企業比美國併購目標企業技術落後，根本無法給美國帶來一般直接投資所能帶來的技術溢出效益。第三，中國的海外併購人為提高了潛在併購標的物的價格，造成了整個知識產權併購市場的價格扭曲。
301報告的指責同WTO規則沒有半毛錢關係。除了引用某些部門的政策報告外，301報告並未提供任何證據說明哪個企業是非法使用了政府資金實現併購的。有意思的是，當中國政府加強資本管制，對海外投資加以規範之時，301報告又指責中國政府利用整頓迫使企業更好地執行政府的戰略意圖。這不禁使我想起伊索寓言裡狼和羊的對話。總之你怎麼做都不對，反之我要吃掉你。
儘管對301報告的質量不敢恭維，我不得不承認USTR為貫徹政府的地緣政治戰略下了相當大功夫。例如，301報告就中國在美國7大類產業中的數十項中資的收購項目，從中國相關部委的文件、收購企業和收購對象都進行了儘可能翔實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我們自己在幹什麼？商務部一份1萬字的白皮書就夠了嗎？USTR自2001年以來寫了16份關於中國履行WTO狀況的報告，今年3月22日又公佈了有200多頁的關於《根據1976年貿易法301條款對同貿易、技術轉移和創新相關的中國行動、政策和實踐的調查結果》。對此，我們的政府部門和多如牛毛的智庫又有何反應？在301報告中受到攻擊和指責的大量中國企業又有哪個站出來為自己辨誣。我以為，反駁301報告並不難，美國加徵關稅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自己的“圍觀心態”。
《財經》：關於利用網絡竊取商業秘密問題，您有何評論？
《財經》：您判斷未來美國對華經濟政策會出現哪些新的趨勢？
餘永定：回答這個問題已經超出我的能力。但我想至少我們應該注意這樣幾個問題。第一，高技術領域壓制中國。在中美經濟競爭中，美國的優勢在高技術領域。而中國也深知趕超美國的關鍵是高科技。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在高科技領域美國將盡一切可能，通過各種辦法保持對中國領先10年到20年的優勢。競爭本身並非壞事，但美國會採取抑制中國發展的政策，“寧可自傷800,也要殺敵1000”。美國的301調查報告和特朗普6月18日的講話已經清楚的表明了美國的這一立場。特朗普政府現在開始談論對中國學者和學生的限制，這使我們嗅到麥卡錫主義的氣味。第二，美國在同中國的經濟交往中將大力強調所謂“對等性”（reciprocity）。WTO的基本原則是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但並不要求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和行為同發達國家完全對等。美國現在強調“對等性”，表明美國不再打算為維持戰後國際秩序提供“公共產品”，一切以美國“不吃虧”為原則。例如，美國的關稅很低，但要求發展中國家也把關稅降到美國的水平是違反WTO規則的。中國不能接受美國的“對等”原則，只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議定書》接受WTO的相關規則。我們不能指望人家以後會繼續讓中國享受某種優惠，但也不能因為不“對等”而自認理虧。第三，美國將更經常使用禁運之類的大棒打擊中國企業。由於美國的“長臂管轄”，即無論發生地在何處，任何人只要滿足了“最小聯繫”（只要和美國發生了任何聯繫，哪怕僅僅是電話、郵件或還是銀行轉賬）美國都具有管轄權（判罪），凡是同美國有點關係的中國企業都會面臨“中興式”的危險。中國不承認美國“長臂管轄”的合法性。但在實踐中，由於缺乏反制能力，中國很難使“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今後，美國可能會頻繁的把中資企業當作人質，綁架中國的外交政策。如果美國對某個國家實行禁運，而中國的外交政策不支持這種禁運，中國企業怎麼辦？對於這種可能性中國必須準備好預案，以減少自身所受的傷害。我以為，“不繳贖金”應該是一項重要原則。否則，“劫持人質”的事件會越來越多。第四，為了貫徹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戰略意圖，美國還會不斷在其他領域試探中國的底線。中國必須考慮好各種可能性。但對這些問題經濟學家沒有資格置喙。
《財經》：您對過去幾個月來中方對中美貿易爭端的處理有何評價？如果中美貿易戰不可避免，中國應該如何應對這場貿易戰？
餘永定：第一個問題是在哪裡談判。中方似乎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4月5日，中國就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和301措施，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項下向美方提出磋商請求，正式啟動了WTO爭端解決程序。4月18日，美國宣佈已同意與中國進行WTO磋商。根據WTO規則，如果60天內磋商無法達成協議，爭端可以交由WTO爭端機構（DSB）任命的“小組（panel）”裁決。儘管中美雙方進入了WTO爭端解決程序，但主戰場顯然仍在北京和華盛頓。事實求是地講，日內瓦磋商的重要性無法同中美雙邊談判的作用相比。但是，如果直接接受中美雙邊談判的結果，無論是談判成功、貿易戰停打或談判失敗、貿易戰開打，是否意味著WTO爭端解決機制受到忽視？我們是不是要在處理同美國的貿易爭端過程中最大限度維護WTO的權威？
第二個是怎麼談。我感覺中國政府對中美貿易戰的處理是正確的，是有理由、有利、有節的。特朗普的談判策略是所謂的“瘋人戰略”，極限恫嚇，然後利用對手的心理弱點以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結果。美國政府在第一輪中美貿易談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十分荒唐、無理的最後通牒，中國當然不能接受。
要談判就要有讓步。解決中美貿易爭端，除協調WTO框架內的談判外，中國應該堅持市場化的解決辦法。如降低關稅、進一步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市場（電信、醫療、教育和養老等服務業市場），特別是金融服務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等。採用提供購物清單的方法達成妥協，是一種非市場的解決辦法，對資源配置可能產生消極影響。在堅守底線的同時，中國可以作出一些讓步，讓特朗普自吹取得了勝利。
談不成就要打。面對特朗普的步步緊逼，中國沒有退路，只能依照WTO規則進行報復。其實，其他國家對美國也是這樣做的。6月18日特朗普威脅再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10％，而2017年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總額僅為1300億美元。中國不可能對特朗普進行“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關稅報復。但這裡也並沒有什麼不可克服的困難。2000億美元是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價值的35％，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價值的35％是454.5億美元。我們可以對另外454.5億美元的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10％的關稅。如果特朗普再對另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加徵關稅，我們就再對美國454.5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徵關稅。直到雙方沒有更多商品可以再加徵關稅為止。
有人主張在關稅之外的其他領域，如投資領域，對美國進行報復。我以為中國的報復是不得已的、被動的，不應該主動挑起在新領域的衝突。此外，美國每次公佈加徵關稅清單時都會用數月時間徵求各方意見。中國也應該這樣做，應該徵求公眾意見，特別是相關企業的意見，不用急於確定名單，也沒有必要急於實施報復計劃。
任何貿易戰，特別是大規模、全面的貿易戰都是兩敗俱傷。被加徵關稅的中國出口中的大部分是美國和其他國家在華企業生產的，這些產品中的大部分是美國企業將會使用的中間產品和資本品。美國想通過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打痛中國，到頭來，被打痛可能是美國自己。鹿死誰手還未可知。
以中美貿易戰為契機，調整對外經貿戰略
《財經》：過去我們經常講中國正處在對外開放的戰略機遇期，您對這個提法怎麼看？中國對過去的對外經濟政策有沒有必要調整？
餘永定：這要看如何理解“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了。鄧小平當年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話雖簡單，但確是一個偉大思想，是對準備“早打、大打”和“深挖洞、廣積糧”的撥亂反正。我們現在面臨的時期，肯定同鄧時期有所不同了。在未來一個時期的階段性特徵很可能是中美之間的全面競爭。中國並不想挑戰美國在世界秩序中的領導地位，也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有“亡我之心”，中美之間並沒有必然爆發衝突甚至戰爭的理由。但歷史上並不乏因誤判對方意圖而發生衝突甚至戰爭的例子。因而，如何管理中美之間的競爭與衝突，以防止出現戰略誤判是中美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在這方面，有許多事情中國是應該而且可以做的。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就讓它維持在貿易戰的範圍內吧。
《財經》：中美貿易戰無異於最好的清醒劑。我們還不能自我膨脹，還需要繼續保持韜光養晦，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化壓力為改革契機。
餘永定：中美貿易戰的確是一付極好的清醒劑，讓國人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等領域同美國的巨大差距。另外，中美貿易戰也使我們認識到，中國過去的許多政策今後恐怕必須改變了。例如，出口導向的貿易政策（雖然並不一定違反WTO規則），“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政策，“走出去”獲取高技術的海外投資政策等。對於另外一些政策則需要展開深入辯論以形成共識。例如，加入全球生產價值鏈，在價值鏈內實現升級的政策就需要進一步思考。
一方面，中興事件暴露了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如果脫離價值鏈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衝擊也將是極為巨大的。如何平衡各種關係，建立“威懾平衡”（類似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使美國不敢恣意破壞建立在自由貿易原則基礎之上的全球價值鏈；如何依靠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以避免受制於人等等都是我們必須仔細權衡的問題。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大問題是產業政策問題。中國到底要不要產業政策？應該要一種什麼樣的產業政策？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至今仍然沒有取得共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人還在對是否應該有產業政策爭論不休的時候，美國人卻早就給我們下了結論：中國不但有，而且有一個威脅美國繁榮與安全的產業政策——“中國製造2025”。
總之，中美之間關係將會反反覆覆，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存在。中國應該縮短戰線，集中精力實施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方案、切實把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轉到自主創新和國內需求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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