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 社科院學部委員，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所長、央行前貨幣政策委員。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目前一些限制措施是臨時性的
新京報：對五大類做出限制的深層次原因可能有哪些？
餘永定：中國企業走出去最重要的目標是通過併購獲取先進的技術、形成品牌、獲取先進管理經驗、建立廣泛的市場網絡等。通過企業的海外併購可以改善跨境資源的配置。對外投資應該同國家的發展階段、產業鏈升級尤其是製造業升級、消費升級相適應。
為什麼國家點名這幾類行業呢？首先，國家可能認為這些行業的海外投資同中國海外投資的應有目標和產業升級的需要並不相契合。其次，在這些行業的收購活動中，中國企業出價之高，公眾難免會懷疑這些收購實質上是資本外逃。
再次，在這些行業的投資中，許多投資的成敗取決於資產價格的變動。上世紀80年代下半葉，日元升值、日本國內資產價格飆升。於是，日企走出去，在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國大搞房地產投資。由於美國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日本房企損失慘重。中國政府對房地產業海外投資限制，擔心中國企業重蹈日本企業的覆轍。
最後，在這些行業的投資中，不少企業的資金來源或是國內銀行貸款或是所謂的“內保外貸”。這類投資一旦失敗就會對國內金融市場造成衝擊、嚴重損害國內廣大投資者的利益，因而金融監管當局不得不對這類投資的安全性格外關注。
理論上，海外投資是商業行為，應該由企業自主決定。但在中國目前條件下（市場扭曲、產權保護、匯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仍然在路上），市場供求、宏觀經濟調控和宏觀審慎管理政策都不足以保證企業行為和國家利益的一致性。這樣，國家就需要在一定層面上對海外投資行為進行干預和指導。我相信，目前的一些限制措施是臨時性的，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政府將逐步減少乃至取消海外投資的行業限制。
新京報：您此前提到，管制是一把雙刃劍，要把握好尺度。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誤傷”的現象，如何才能避免“誤傷”現象出現？
餘永定：一般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審慎管理不足以有效遏制資本外逃。但資本管制放鬆與收緊卻能影響一般的資本外流。在出現某種不利衝擊的情況下，加強資本管制，肯定會造成“誤傷”，影響正常、合理的資本跨境流動。如何儘可能減少“誤傷”是對政府經濟管理能力的嚴峻挑戰。政府工作人員素質的提高、信息技術的發展等都有助於減少誤傷，但誤傷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資本管制不是理想的解決辦法、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資本管制不能、也不應該永遠保持下去。
資本管制既是一種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一方面，資本管制的各項規定不能輕易改變。例如，外資利潤匯出的自由必須保證。關於中國居民換匯額度的規定也應該如此。另一方面，資本管制也需要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調整。從總的方向上看，應該是逐步放鬆的。但在特定條件下，不僅執行力度可以從緊，而且也可以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調整。例如，對某些資本流出通道的額度規定進行調整。
維持資本管制可以為各種改革爭取時間
新京報：資本管制近期會放開嗎？
餘永定：我相信資本管制不會長期維持，但也不認為政府近期會開放資本項目。資本項目完全放開的時間取決於改革的進展，很難給出一個嚴格的時間表。
11月4日，發改委發佈《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取消了過去20億美元以上海外投資須經國務院審批的規定。這顯然是海外投資便利化的一項措施。這項擬議中的措施對資本管制的政策含義是什麼則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11月9日，外交部表示，中方按照自己擴大開放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將大幅度放寬金融業。開放金融服務業同開放資本項目是不同的兩件事。開放金融服務業並不等於放棄資本管制。事實上，中國完全應該大幅度放寬金融業的市場準入。同給出資本項目完全開放的時間表不同，給出金融服務業開放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是可行的和有益的。
資本突然發生大規模外流或持續存在資本外逃，除經濟失衡、貶值預期嚴重等原因外，同改革未到位，存在大量結構性、制度性扭曲也存在密切關係。例如，產權保護有待強化、政企關係不正常、稅負過重、匯率缺乏彈性等原因都會鼓勵資本外流或外逃。而大規模資本外流或外逃一旦發生，就會對經濟和金融穩定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相反，維持資本管制可以為我們的各種改革爭取時間。“肉爛在鍋裡”，只有資金還留在中國，我們才能談得上改進資金的使用和配置。因而，只有在把這一系列結構性和制度方面的扭曲基本去除掉後，才能全面放開資本管制。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更多詳細新聞請瀏覽新京報網 www.bjnews.com.cn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