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一場抗擊日軍的伏擊戰，30年前，那部轟動一時的電影《紅高粱》，這些都深深地印在一位藝術家的內心深處，如今，他要將收藏了十幾年的關於那場伏擊戰的物品捐出，並在高密東北鄉建一座“紅高粱抗戰博物館”。
這位藝術家就是以描繪故鄉紅高粱與老門油畫而聞名的劉鐵飛，他還是兩屆奧運會（倫敦、里約）指定唯一的中國籍藝術家。在參與國際藝術活動的同時，他一直念念不忘故鄉，要為故鄉留下一段“歷史記憶”。
緣起：小石橋寫生
劉鐵飛上小學時，正值電影《紅高粱》熱映，他連著看了七遍，被電影的畫面徹底震撼了，同時，他又有種異樣的親切感：這不是我的故鄉嗎。此後，他聽說了這部電影就是在他故鄉所拍，而且那座在電影中打鬼子的小石橋，在當年真的打過一場針對日寇的伏擊戰。
2003年，劉鐵飛從美院畢業後，回到故鄉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那座小石橋。當年秋天，他來到了高密孫家口的“青紗橋”寫生，畫出了後來被莫言收藏的《橋的記憶》。
莫言在其後為劉鐵飛所寫的序言中，這樣描述這幅畫：“這座橋基陷落，橋石被歲月剝蝕得凹凸不平的小橋，跟隨著電影《紅高粱》走向了世界。鐵飛用他的畫筆把這座小橋給我搬來北京，一腔鄉情如同美酒，讓我感動不已。”
劉鐵飛在日軍高密慰安所舊址尋找侵華物證
在小石橋寫生期間，劉鐵飛還有另外一份收穫：當年伏擊戰的遺留物。起初，有一位住在附近的村民向他兜售家中的老魚盤，後來又找出一截斷了的刺刀和改為水瓢的日軍鋼盔。劉鐵飛眼前一亮：“這可是寶貝啊。”陸陸續續，他收集了幾十件物品，包括彈殼及日軍或游擊隊的槍械殘件。
觸動：來美術館講故事的老人
十幾年來，劉鐵飛根據故鄉紅高粱及老門創作了一系列油畫，在海內外引起廣泛影響，已先後在英國、德國、法國及中國臺北等地展出。2014年，高密市政府為其打造了“劉鐵飛美術館”。
這座美術館離“青紗橋”並不遠，開館後，不斷有住在附近的老人前來參觀，並對劉鐵飛講述當年伏擊戰及公婆廟大屠殺的往事。
有一位住在公婆廟的老人講：“日本人進了公婆廟後，開始了屠殺。有一戶家裡有兩個閨女，一個出嫁，一個未婚。當天兩人都在家。那個已婚的被日本人堵在了院子裡輪番糟踏後殺害了。那個未結婚的從院牆爬出去跑了，跑到村外被截住，同樣被糟踏了，死的時候，她的兩隻手緊緊地攥住溝邊的兩把紅草。”
當時，還有更多的老人來美術館講過往事，但劉鐵飛忙於參加奧運創作，並沒有詳細記錄下來，“現在想想很後悔，這些八九十歲的老人有些已慢慢不在了，所以，我覺得整理好這些資料，建一座抗戰博物館已刻不容緩了。”
劉鐵飛在公婆廟村尋訪當年公婆廟慘案的見證者
今年正值“孫家口伏擊戰”與“公婆廟慘案”80週年，劉鐵飛多次前往這兩個村莊，為兩村80歲以上的老人拍照，並裝框相贈。“這些照片我多洗了一套，將來抗戰館建好後要掛在主廳的牆上，取名《見證者》。”劉鐵飛這樣說。
珍品：董希瞻槍套與日軍藥箱
劉鐵飛在介紹他的抗戰藏品
劉鐵飛的父親也酷愛收藏，十年前在老家籌建“膠萊民間石器館”時，有一天聽說相距十幾裡的董家大莊有一對“旗杆石座”要出手，劉鐵飛拉著他前往該村。
等他們到達時，那對“旗杆石座”剛被人買走，正在失興之際，村頭一位老人抱出一箇舊木箱問要不要。打開木箱，裡面有兩個皮槍套、一箇舊公文包，還有一箇舊水壺、祙子等。雖然這些東西比起那對石座來年代要晚，但抱著不能白跑一趟的心態，他們還是把那一箱東西拉回去了。
回家後，劉鐵飛在擦拭槍套塵土時，發現套蓋內有兩個字：軾堂。他馬上找尋了相關文史資料，查閱後得知：軾堂是該村一位抗戰人物的名，該人字希瞻。“董希瞻？！”劉鐵飛當時心頭一驚：“難道這就是那個打孫家口伏擊戰的董希瞻？他是我老家的？”
隨後他又查閱了更多的資料：董希瞻是孫家口伏擊戰的副總指揮，他帶領的第二大隊被確定為這次伏擊戰的主攻隊伍，同時，孫家口伏擊戰的第一槍也是董希瞻打的。這次戰鬥共消滅日軍28名，繳獲槍四十餘支,子彈數萬發,軍刀3把(其中將級軍刀1把),軍用地圖1份、軍用汽車1輛等。
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段記載是：“孫家口伏擊戰後,董希瞻將開走的汽車埋藏於地下。該戰總指揮曹克明要董希瞻交出所得的汽車、槍支等戰利品,被他拒絕,從此兩相交惡。”這段記載也解開了劉鐵飛的疑惑：原來這個印有大正、長平等字樣的木箱為日軍彈藥箱，箱中的日軍水壺、印有昭和十二年（1937年）的襪子等都應是那場伏擊戰戰利品。
之後的十年時間，他與父親在老家附近先後收集到了三把軍刀、兩件大佐披風、一個將校揹包、日軍地圖等。其中，最為特殊的是一個日軍藥箱，該藥箱做工十分精美，內有各類藥品盒罐十幾個，鐵鑷子一把，其中一款為戰爭中的外傷藥“傷品一切效能藥”，裡面還剩有部分藥粉，另一個標有日本陸軍衛生材料廠的“眼軟膏”，標記生產日期“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據文史專家介紹，這種檔次的醫藥箱應為日本高級軍官配備。
艱難：物品已越來越難收集
為了更好地展現當年伏擊戰的時代全景，劉鐵飛廣泛收集抗戰物品，先後到過北京、濟南、臺北等地，甚至冒酷暑趕到剛拆毀的高密日軍慰安所蒐集過物證。目前已收藏抗戰物品近千件。讓他感慨的是，附著近年收藏熱的興起，這些抗戰藏品價格也越來越高，並且越來越難收集。
“一張高密的民國照片要一千多元，一套民國版《高密縣誌》要幾萬元，以後收藏就更困難了。”劉鐵飛說，這些藏品中，花費最多的是一本日本特務機關的極秘文件《山東省建設進步狀況一覽表》，該文件是從北京拍賣行高價拍得的。
該文件是昭和十八年（1941年）由日本的“山東省陸軍特務機關”編寫，上蓋“極秘”章，其內容涉及山東省縣知事任命、行政浸透、警察警備人員裝備、保甲自衛團人員裝備等，其中的“山東省行政浸透狀況表”有較高研究價值。
另一份日軍文件《山東省高密縣、青島市膠縣農村調查成績》的收藏過程則是曲折，劉鐵飛在濟南一家古董店發現此書時如獲至寶，但店家告知他此書在前一天已被人訂下，過幾天來取。無奈之下劉鐵飛向店主索要了那位顧客的電話，經過溝通之後當晚又請那人吃了頓飯，當對方得知這本書中記載的是劉鐵飛故鄉的內容，並且是為故鄉收集資料後，他才忍痛讓出，原來他也是一位抗戰收藏迷，後來還與劉鐵飛成了朋友。
還有一個漢奸縣長贈送給日本軍官的純銀獎盃，則是劉鐵飛從臺灣購得的。2011年，劉鐵飛到臺北舉辦畫展時，在一家古董店看到一尊個頭碩大但做工精美的純銀獎盃，杯身有浮雕鷹與牡丹圖案，吸引他的是杯身上刻有兩行字：敬祝：伊藤警備隊長臨別紀念，招遠縣知事宋效博敬贈。聽店長介紹說，這是他上世紀八十年代從日本收購的，在店裡擺放近二十年了，是“鎮店之寶”。
劉鐵飛將此物品的消息發給他父親，父親查閱資料後告知他：宋效博1939年秋至1941年任日偽文登縣公署知事，伊藤的部隊則參與了對平、招、萊、掖根據地的頻繁掃蕩。這是一件難得的日軍侵華物證。最終，在劉鐵飛的再三要求，以及臺北山東同鄉會老鄉的協調下，店主同意讓出這件寶物，但價格不菲：60萬臺幣（當時約15萬人民幣），劉鐵飛將畫展的大部分收入拿出，捧著這個寶物回到山東。
目標：建一座公益的抗戰博物館
如今，這些藏品都靜靜地存放在劉鐵飛的庫房中，他要在高密東北鄉，為這些藏品建一座“紅高粱抗戰博物館”。
“這些物品的最大價值，是讓人們看到它們，並且記住那場伏擊戰。”劉鐵飛說，高密東北鄉的精神即為紅高粱精神，而紅高粱精神則為抗戰精神：堅韌、不屈。他希望通過這些物品所傳達出的抗戰精神，能在故鄉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劉鐵飛與抗戰收藏專家樊建川在一起
為了能夠更加科學地設計、建設這個場館，他與高密東北鄉考察團一起，專程去四川拜訪了抗戰收藏專家、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先生。樊建川對這個館的建設表示出了濃厚的興趣，並提出了建議：這個館要鄰近莫言文學館、紅高粱影視城等地方，這樣才能形成集結效應，讓更多人能看到這些藏品，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它們的歷史價值。
劉鐵飛表示，這個博物館的建設地址已選好，目前已進入設計階段，等到建成後，將免費對外開放，是一座純粹的公益展館。
“當年，這場伏擊戰犧牲了22人，與他們的壯舉相比，我所做的這些算不上什麼，只能是對這些鄉親的一種紀念。”劉鐵飛表示，他與父親收藏的這批抗戰物品，將來會全部捐獻給當地政府，這個博物館將來也要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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