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慧

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进口药格列卫，价格确实高，超出了普通家庭的负担，使很多不幸罹患白血病的患者家庭因病致贫。《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引爆了仿制药的话题，也让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注视到癌症群体。

【小哥哥】认为，作为治癌的靶向药物，格列卫的价格昂贵，首先在于，制药公司在研发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从事过成千上万次临床实验。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被折合到药价里。因为一种药物，更何况是特效治疗癌症的靶向药物，从理论研发到临床实验，再到投入患者使用，其过程是漫长的，成本非常高昂，这也能反映出一定的市场和价值规律。

除研发成本高企之外，药企尤其是跨国药企，在研发成功药物之后，申请的专利保护和长达数十年的专利保护期限，也导致药价居高不下；另外，现有对相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定和有关世贸规则，一些国家在仿制药上存在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考量，再加上相关税，也使得一些抗癌药物在进入一些国家市场过程中的价格再度被抬高。

实际上，不只在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普通家庭和中产阶级，也负担不起高昂的医药费，这就使得这些国家的保险行业异常发达。奥巴马在任时，就推出强制医疗保险（ObamaCare），目的就是要覆盖更广的人群范围，借助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力量，共同对抗重大疾患给普通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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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以9.7的评分席卷各大影院，收获普遍好评。其中抗癌药“格列宁”的定价成为了拦在患者康复之路上的障碍，笔者认为抗癌药定价高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不得不承认，抗癌药的研发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时间投入的。抗癌药的综合成本绝不仅仅是原料所能代表的，科技是附加的价值才是这类药珍稀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样，公司也不得不设置较高的定价。

其次，公司处于自身盈利考虑也会将价格定的较高。由于技术壁垒较高的原因，瑞士诺华公司自然而然拥有了行业垄断地位。垄断就意味着它拥有定价权，可以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公司为了利润提高售价也无可厚非。

最后，市场上迫切的需求也是造成价格较高的原因。格列宁在当时的慢粒白血病相关药物中，除了仿制品以外，没有其他同质竞争品。而且，就以慢粒白血病为例，中国患者近10万人，还以每年新增1.3万的速度增长，市场上对治疗该病的药物有着大量的需求，而又由于缺少同质商品，所有需求都转变为了对格列宁的需求，从而拉高了价格。

我们也应该看到，正如电影最后的结局一样，格列宁被列入医保，大家不再需要购买仿制品了，我们应当看到国家在扩大医保范围，惠及人民群众上的努力，但不得不说，一个格列宁解决了，还有更多种疾病的“格列宁”没有解决，这条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盘和林看经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在高科技行业以及医药行业都显得特别突出。

一枚小小的芯片，所用原材料最多不超过几十元，却可以卖出几百元甚至几千元的高价，就在于科技赋予其远超材料价格的附加价值。

一枚小小的药片，仅算原料成本的话，最多不过几元钱，但是背后是数以亿计的研发成本。

格列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研制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可以有效地控制慢粒白血病人的染色体变异。

格列卫的出现，使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从以前的不到50%，增加到了现在的90%左右，并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但是在中国格列卫一个月的服用费用是23500元，尽管诺华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一年7.2万依然必不可少。

要知道，中国慢粒性白血病患者近10万人，每年还会新增约1.3万患者。如果每人每年7.2万元服药费用，总费用将超过70亿。

值得注意的是，格列卫在美国的售价一盒1.3万元人民币，澳大利亚售价1万元（医保居民则不到200元），日本的售价1.6万元，医保后6240元。

国内进口药品售价超英赶美，则跟各种奢侈品、进口汽车一样有着独特的地域因素。

首先是进口专利药品有单独定价权，相关机构显然没有为患者努力争取权益。

其次是一款新药需要漫长的研发时间，并且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去做临床试验，研发成本动辄高达十几亿美元，所以跟芯片一样有着较高的售价。

瑞士诺华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836亿美元，在这期间只批准了21个新药，平均算起来每个新药花费为40亿美元，这其中还包含了很多研发失败的项目。

最后，则是最为特色的一点，层层加价和高回扣，这一点也是广大病患最为深恶痛绝的，医药价格居高不下的元凶之一。

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款进口药物全球最贵，跟某些奢侈品一样，这一点，我们只感到痛心，没有一丝骄傲。

印度有专利强制许可体系，所以仿制药盛行，堪称平价药天堂。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指在未经专利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一国政府允许第三方生产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过程。

印度仿制的格列卫，一盒最多几百元，不超过一千元，但是在国内，却被认为是假药。

说起“假药”，不由得想起曾经关于陆勇的专题，当时财智成功看后就有很多感慨。

一款救命的药物，通过代理商层层加价，三层代理商就能加价50%以上，再给医院15%左右的回扣，到了患者手中往往是正常售价的两三倍。

最后则是国内风气有关，真正搞创新的企业太少，一方面是成本原因，创新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产出太慢。另一方面则是山寨盛行，盗版猖獗，缺乏创新受益的环境。

当山寨者随便修改一点点药物成分，不用搞多少实验就能搞出一种“新药”，转眼就能上市赚钱时，谁还愿意投入巨资去研发一款真正的新药呢？

国内医药行业就跟很多行业一样，只靠廉价低端的药物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扮演者世界最底层的苦力角色，这就是科技和创新不足带来的恶果。

互联网时代了，能否取消医药代理，让厂家跟医院直接对接呢？

能否治病只看疗效和副作用，把山寨的所谓“新药”的一点点剔除呢？让创新者获得更高的收益。

印度的所谓“假药”，患者自己都不怕吃出毛病，能不能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患者购买呢？

如果可以进步一点，能否把印度的药认定为真药，并且进口呢？

财智成功观点：假如你看到一个人陷入绝望，又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去拯救，那么，不阻止人家自救，也是一种善良。

期待这种善良，早日来临。

财智成功

7月6日上映的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确实是一部难得的国产好电影，建议有空这家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取材于2015的真实案件“陆勇案”。主要讲述的是陆勇替慢粒白血病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物“格列宁”而被判刑的事件。

看完这个电影，估计很多人都有疑问：医药公司把抗癌药定价这么高，是不是为了赚钱而丧尽天良？毕竟电影中正版进口的格列宁一瓶4万元，相反的印度仿制药一瓶才500元，简直是暴利中的暴利。

为什么正版的格列宁药价这么高呢？

这是因为每一种新药想要成功研制出来并上市，在研发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研发成功后还得多次临床试验成功，方可上市！如果研发成功还好，一旦失败之前所有投入的大量资金和时间都将打水漂，而现实中新药研发的失败率可以说在90%以上。

据说研制出格列卫（电影中的格列宁的真实药名）的瑞士诺华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836亿美元，在这期间只批准了21个新药，平均算起来每个新药花费为40亿美元。

资金和时间投入这么高，而且风险这么大，那为什么还有医药公司愿意去研发新药？这主要是因为新药上市后有专利保护，在专利保护下公司可以垄断市场。但是这个专利保护是有时间期限的。一旦专利保护过期，大量的仿制药就会出现，药价就被大幅度拉低。所以，在新药上市垄断市场的这些年里，医药公司必然会将药品定高价，以收回前期投入的巨大成本，并获得高额盈利，用以支持开发下一种新药。

这就是新药上市后价格高昂的原因，也只有暴利才能刺激医药公司冒着巨大的风险、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去研发新药。这些不断被研发出来的新药，才是病人的希望。

为什么印度的仿制药又快又便宜？

电影中男主角跑到印度去走私仿制药，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印度这么快就出现了仿制药，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而其他国家却没有呢？

按照国际《专利法》，所有药品必须在正版药的专利到期之后，才能生产仿制药。世界上主要的国家，美国、欧洲，包括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但是印度政府不理这一套，在这些抗癌新药上市后，印度政府立即授权本土制药企业生产仿制药。这一政策导致印度的仿制药水平非常高，“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一上市，印度马上生产出了仿制药，又快又便宜。

中国应该鼓励仿制药吗？

中国是否也应该学习印度政府，授权企业快速生产仿制药，让老百姓能尽快用上便宜的抗癌新药。从短期来看，这样做确实能帮助癌症病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会害了更多的癌症病人。

新药的昂贵价格确实会损害当前患病之人，但等到专利期过，可以生产仿制药后，其实可以惠及到更多以后的患者。而如果政府打破专利保护，一开始就让仿制药泛滥，那么医药公司将失去研发新药的动力，因为无利可图，最终人类抗癌的医疗技术将停步不前，这才是癌症病人最大的危难。

所以中国政府的选择是鼓励和扶持企业积极研发抗癌新药，提高药物研发创新能力，这才是有利于抗癌的明智之举。

如何降低进口抗癌药的价格？

当然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值得尊重的，保护专利，必然会损害到当前患者的利益，所以要保护当前群体的利益，政府就要采取多重措施来降低进口药的价格，比如：

1、降低进口抗癌药的成本

通过“零关税”，缩短上市审批时间等措施，降低进口抗癌药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促使降价。

2、推动药价谈判、医保准入

政府要积极与医药公司进行药价谈判，推动进口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大幅降低药价。按照目前这个费用，即使纳入医保，政府也负担的起。根据2017年9月22日国际慢粒日，相关机构发布得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每年约新增慢粒患者5000人。按患病率计算，中国现有的慢粒患者约有3万至4万名，以中老年人为主。

而在慢粒患者创办的基金会调查显示，慢粒患者平均每年治疗费用为98327元，近10万元。按照4万名患者计算，一年也才40亿元人民币。而新药的专利权大部分就20年左右。

很庆幸的是在电影结尾我们看到了，截止2018年中国已经有19个省市将格列卫纳入了医保范围了。

3、推动国内抗癌新药研发

鼓励和扶持国内企业抗癌新药的研发，提高进口抗癌药面临的竞争，从而促使其降价。

鲤行者

昨晚，朋友圈就在传这部电影，《我不是药神》之所以引爆仿制药话题，莫不是诉到人们的痛点，它的故事原型，就来源于国内“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以及他身边的癌症群体成员们的故事。

为什么抗癌神药，如格列卫，这么贵，是有多方面原因，我仅仅从商业角度谈谈个人看法。

一、药品研发，数十年磨一剑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研发过程一般耗时多年，投资巨大，不确定性极大，比如，格列卫——作为为数不多的仅通过了I期临床，就以“绿色通道”形式直接获批的临床一线新药，它从费城染色体算起，到面市，耗时长达41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再比如国内冠昊生物——从事再生医学材料及再生型医用植入器械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从1997年11月在美国加州发起成立，到2006年第一个产品——“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获CFDA准产注册证，整整耗费十年，可谓是十年磨一剑。

但是，如此长的时间投入，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够承受得起的，唯有资金雄厚的巨头才有资格参与；而资本又是逐利的，高投入、高风险，必然追求高回报。

我们再拿冠昊生物例子来看，“生物型硬脑(脊)膜补片”一面市，一直贡献营收大部分（甚至刚开始的几年，比例达到100%，创业板上市前夕，依然贡献营业收入的80-90%），毛利率90%多，占据近40%市场份额。冠昊生物，可以说凭借一个单品，实现企业的上市，创造了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奇迹。

二、医改、山寨与两难

当然以上，讲的主要是商业研发的原因。然而，格列卫的贵不仅仅体现在单纯的贵，而且体现在地域上，如香港价格是18000元左右/盒，日本是16000元/盒，美国人民币13600元左右，韩国只需9700元，而中国内地，则高达24000元。

这个方面差异原因，确实涉及多方面因素，包括进口、税率、流通成本等，这也是国内这么多年医改函待解决的问题。

印度更便宜，则是因为采取专利强制许可，也就是对特殊药品，允许不经专利许可即可仿冒。这确实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却出现一个两难的问题，即：

没有山寨神药（便宜），病人会倒在病床上；没有专利的保护，新药研发又没有动力；没有新药研发，每个人都可能倒在未来新病症的面前。

寄托于研发者的善良和伟大，确实不现实，但也未必没有出现过（如我国青蒿素的发现，让谈魔色变的疟疾，走下神坛；抗核神药异烟肼成功研发，让曾经的绝症结核病步入历史），这确实需要考验人类的智慧了。

一家之言，欢迎大家关注/留言共同探讨。

胡兄，一名商业、互联网观察者。

胡兄频道

抗癌药具有投入成本大，研发周期长，准入门槛高等诸多特点。抗癌新药在成功上市以后可以获得专利保护权，拥有垄断定价的权利，所以才会有高价抗癌药之称。

抗癌药都是来自进口。经过关税，代理商、医院等中间环节，最后到患者位置的零售价更是虚高不下。《我不是药神》影片中的瑞士抗癌药价格如此之高，本质上还是瑞士政府的成本转移到了别的国家身上。瑞士本国居民用药价格并不高，外国代理商以及医院患者必然要承担药品的研发费用。

研发抗癌药应该属于政府的公益项目，财政补贴不可或缺。最近国家颁发“取消抗癌药关税”之举，乃深得民心的惠民政策。

国家鼓励本土科学家研发新药就迫在眉睫，虽然技术上可能有很多瓶颈，但是如果本国政府给予大量奖励，进行人才引进，相信也能研发出一些特效抗癌药。 必须加快房产税立法，降低房价使得科研人员能够安居乐业。

如果全民的目光还是停留在投资房地产，无暇潜心于抗癌药的推动和研发，那电影《我不是药神》等于对牛弹琴。整个社会该怎么还是怎么样！

欢迎批评指正，顺祝下周工作愉快！

陆燕青

随着《我不是药神》的热映，一种可以治疗白血病的药物也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的名字叫格列卫。就如同电影的传奇热映，如同故事原型陆勇的传奇经历一样，格列卫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它把原本比较罕见的疾病，变成了一种相对普通的疾病，把闻之色变的癌症变成了一个与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它提高了全世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患病率（因为患者的寿命延长了），它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分水岭，以致人们称格列卫之后的时代为“后格列卫时代”。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格列卫”的故事。

格列卫，是药物的商品名，它的学名叫做伊马替尼，是一种激酶抑制剂类抗肿瘤药物，主要用于某些白血病患者及胃肠道间质瘤患者。格列卫的问世，我们要感谢两个人和一个公司。

第一个人叫做尼克·莱登，是一个英国的生化学家，他把一组经过人工改造过的激酶抑制剂用在了细胞中的各种激酶上，证明了这组抑制剂的药效，并把它带到了肿瘤领域。

第二个人叫做布莱恩·德鲁克，后来成为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经过他的不懈努力，这个被称为“CGP57148”的激酶抑制剂，被应用到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患者中，并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药物的临床开发。

我们还要感谢一个公司，就是制药巨头诺华公司（No-vartis）。诺华的前身汽巴-嘉基（Ciba-Geigy）是这组激酶抑制剂的真正开发者，而在汽巴-嘉基与山德士（Sandoz）合并为诺华后，1998年，诺华开始了对这个药物的临床开发。

就这样“格列卫”出现在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生命里。

追本溯源，我们先讲讲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吧。

1973年，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突然站到了癌症舞台的中央。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珍妮特·罗利教授在检查白血病细胞时，确定所有的白血病细胞中都存在一种独特的染色体畸变——称为“费城染色体异常”，它是染色体异位的结果，也就是人体中的第22号染色体尾部和第9号染色体头部发生融合，创造出了一种新基因所致。

罗利的研究显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具有鲜明和独特的基因异常。后来荷兰和美国的科研团队分别分离出了第9号染色体上的abl基因和第22号染色体上的Bcr基因。所以白血病细胞中的这个融合的基因就被命名为Bcr-abl。再后来科学家研究Bcr-abl基因的功能后发现它是一种激酶，它所编码的蛋白质通过向其他蛋白质添加磷酸基团标签，从而在细胞中释放出一连串的信号。在正常的细胞中，Bcr和abl基因各自独立存在，两者在细胞分裂过程中都受到紧密的管控。但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中，染色体异位制造了一个新的嵌合体Bcr-abl，这是一种亢奋、过旺的激酶，它激活了迫使细胞不断分裂的通路。

这就好比两个独立的电路开关，当它们正常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线路上的电器。可一不小心，两个开关连电了，会怎么样？两条线路上的电器就会失去控制，要么被损坏，要么无休止地工作。癌细胞就是这样产生的。

Bcr-abl蛋白可以与ATP结合，完成酪氨酸激酶底物的磷酸化过程，达到释放信号迫使细胞持续分裂的目的。格列卫怎样抑制这个反应呢？它与ATP竞争，代替ATP结合到Bcr-abl蛋白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后续一系列促进细胞分裂的反应被终止了，癌细胞也就停止分裂了。

了解格列卫的作用原理，我们不难推测出，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靶向药物，只对有“费城染色体异常”的白血病起作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与费城染色体密切相关，大约有90%至95%的病人出现费城染色体，此时使用格列卫进行治疗是有效的，如果患者没有出现费城染色体，则可能需要更换其他的治疗方法。这也是肿瘤患者靶向用药前要做基因检测的原因。

为什么说格列卫有跨时代的意义呢？

在2000年以前，携带Bcr-abl突变基因的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5年存活率不到30%，但经过20多年的科学研究，格列卫”横空出世，让罹患该病的患者5年生存率从30%一跃升到了90%，最初尝试格列卫的一批患者已经存活了超过20年。所以格列卫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它的存在证明了对癌症进行高特异性的无毒治疗是有可能的，它为癌症治疗推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想象一下，18年前，当医生们看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时，只能告诉他们，这是重病，病程会致命，预后很差，平均生存期可能是3-6年。首选疗法是异体移植，没有其他疗法。而现在，医生们再看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时，会告诉他们，这是一种病程缓慢的白血病，预后良好，只要口服格列卫，通常能颐养天年。格列卫给了患者从地狱到天堂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