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平年代時，士人讀書渠道大致可分三種：家學&私塾，太學，地方學校（學官）。
家學&私塾
首先說家學，這是某些家族掌握了某儒家經典書籍的專有解釋權，也就是史書上常說有“治經”的士人家族。
例如龍亢桓氏，家傳《歐陽尚書》，從東漢開國的桓榮，被光武帝劉秀指定為帝師，其歷代後人桓鬱、桓焉、桓典都繼承了家學，顯赫一時。
弘農楊氏楊寶也是家傳《歐陽尚書》，其子楊震也拜入桓鬱門下，兼併兩家所長，人稱“關西孔子”，到了楊秉這一代，還掌握了《京氏易》。
漢末最著名的汝南袁氏，則是從袁安開始發家，家傳《孟氏易》。其後人，袁京、袁敞都是接受了家學教育。
諸如此類，可見，各種經學已經逐漸被各個家族壟斷了。這些家族子弟從小就有機會接受家學教育，哪怕是個別人家庭貧窮，讀書也不是難事，例如潁川荀悅。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
這些壟斷教育工作的家族在地方上又可以開山授業，一來斂財，二來培養門生。這種就應該是“私塾”。
例如桓典，“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
其他著名的例子還有：盧植、鄭玄拜入馬融門下；劉備、公孫瓚拜入盧植門下。
按鄭玄本傳，馬融的門生有400多人，馬融只教50多人，其餘的人就讓“高材生”（可能是盧植）去教新來的鄭玄。
（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鄭玄拜入馬融門下，三年沒見過馬融長什麼樣子。
劉備和劉德然是靠花錢+本地人的關係才拜入盧植門下。
公孫瓚則是靠著老丈人的關係去享受雒陽的鍍金之旅，按照《劉寬碑》的門生名單，公孫瓚還拜入劉寬門下。
劉德然沒有記載，劉備是不喜讀書，公孫瓚則是“略見書傳”，所以，讀私塾這種事，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太學
東漢帝國的最高學府：太學，位於京師雒陽城內，就是給官員子弟讀書用的，寒門子弟可能也可以進去，但是，畢竟是少數。
漢洛陽城已毀，此為清國子監太學門
太學面對的學生範圍可以用範書《質帝紀》的一則詔書作為參考。
本初元年（146年），東漢政府頒佈的太學招生範圍如下：
1.地方上的士人，50-70歲。
2.大將軍下至六百石官員的兒子們。
夏四月庚辰（25日），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由此可見，太學學生主要組成就是各級高官、功臣子弟。
例如臧旻仕途起步是邊地武人，靠著平定會稽許昭叛亂的功勞，其子臧洪以功臣子弟，得以入太學。
地方上寒門子弟要熬到50歲才有機會去太學，想想看，寥寥無幾吧。
當然，這種對地方士人入太學的苛刻規則可能並不是絕對的，如果某人才學出眾，我印象中也應該有機會。
例如，江夏黃香就是以名氣才入得京師，但是本傳沒有明確寫入太學。
申屠蟠、鄭玄則肯定是在年輕時入的太學，其家族也沒有什麼顯赫的記載（父親擔任六百石官），除非本傳漏記其父親官位。
所以只能說：這份詔書可以反映出當時太學教育的大環境而已。高官子弟基本上是壟斷佔據了太學大部分位置。
漢獻帝劉協遊戲形象
到了漢獻帝劉協時，曾在長安舉辦儒生考試，其中詔書中提到，外地來的儒生有年過六十，可見地方上的士人能去太學（或者說去京師考試），那個50歲起步的限制一直在發揮著作用。
詔曰：孔子嘆“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入太學後的太學生，還有拜入三公門下的潛規則。本來太學生大多是權貴子弟，又與三公的公族形成門生關係，日積月累，最終在東漢官場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關係網，最終壟斷了舉薦制的選拔權。（這種事被陳蕃、黃琬所詬病，他們也曾嘗試改革，但是很快就被權貴打擊，失敗了。）
這種積弊最具體的體現就是：漢末袁紹在地方起兵反董，遍佈天下的袁氏門生紛紛響應。
——袁紹憑藉家族影響力，就能有領導地方對抗中央的實力！
我把太學的情況小結一下。
1.高官子弟，直接入太學。
2.地方士人，甚至需要幾代人，付出更多時間的努力，獲得足夠的學問、名望才有機會步入朝堂。
學官
這個“學官”描述也不準確。學官本意是在地方上設的，專門負責地方教育工作的官職。地方上的學校稱為學宮，相當於地方學校。
例如範書《魯丕傳》提到趙王劉商見本地爆發瘟疫，就想出移居到學宮裡的念頭。
——是用“學官”還是“學宮”好，我也是隨便挑一個，領會意思即可。
出身地方的寒門士人，社會地位低下，缺少人脈資源，是享受不到太學這種高等教育資源的，但是，社會地位順序是：士農工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可以在地方上的學校讀書。
以鄭玄本傳為例，他年輕時就是先從地方“學官”開始，後來才去的太學。
學官往下應該是到縣級的，高級官員應該是學官祭酒，這是《劉寬傳》反映的內容。
（劉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禮儀志》則提到了縣下面的“道”也設有學官，我有點持懷疑態度。
東漢末年
東漢末年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亂世之一，教育業也遭受沉重打擊。
例如，鄭玄及其弟子崔琰，都曾因為戰亂而流浪，自己開荒種糧；步騭靠種瓜維持生計。
——這些是關東遭受戰亂的士人境遇。
在長安朝廷，漢獻帝劉協在初平四年（193年），先是舉辦了儒生考試，再去太學行禮，也就是說，長安朝廷也嘗試過復興教育，只可惜，次年的李郭之亂，直接將長安拖入戰火，化為廢墟。
等到建安元年（196年），漢廷定都許縣，在曹操、荀彧的主持下，《禰衡傳》說“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
例如《魏略》記載了，河東樂詳前往許都，求師於公車司馬令謝該的事。
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該，問疑難諸要。
其他割據軍閥在轄地趨於穩定之時，也有開辦地方官學的記載，例如：
荊州牧劉表
範書《劉表傳》：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
劉表年輕時就是太學生，師從王暢（王粲祖父）。
劉表撰寫的周易
北海相孔融
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河東太守杜畿
百姓勤農，家家豐實。（杜）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河東郡和平穩定後，太守杜畿開辦學宮，親自擔任學官，前文的樂詳返回家鄉後，也得到杜畿的提拔。
漢末亂世從初平元年開始，至建安二十五年，這三十年時間裡，在史書中能找到關於文化教育的記載，確實很少。但是文化人才仍然很多，建安七子就是著名的例子。
隨著三國形成，各國內趨於穩定，教育業自然又恢復生機，這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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