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统筹多种因素，陈柳带领团队核算出来的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排在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天津、贵州、重庆、云南、青海、四川、江苏、广西、甘肃、浙江，其中有7个西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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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在大型经济体中遥遥领先地占据首位。美国的这一比重是22%，日本是30%。中国地方政府发行的10多只美元债的收益率大涨，因潜在的违约担忧导致这些债券的价格大幅下跌。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笔今年9月份到期的3亿美元一年期债券的价格最近跌
至面值的85%左右，收益率超过80%，这表明投资者认为其违约的可能性较高。
贵州、青海、云南等西部省份的政府债务风险都很大。其中，贵州无论是从显性债务风险，还是隐性债务风险，都是政府债务风险最为严峻的省份。
目前偿债风险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截至2017年9月底，贵州、天津、重庆、云南和青海5个省市的政府显性债务负债率，分别为78%、76%、70%、69%和65%，均高出60%的国际警戒红线，其中有4个西部省份，贵州负债风险排在第一位。
近年导向已是去产能、库存和杠杆；守住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外部“毛衣站”和内部经济缩表，央妈置
换地方债降准停棚改等，宏观调控救着地方国企和银行。大约两年前，热点城市暴涨，无数专家纷纷表示当地房价暴涨完全是由于供需导致的，供不应求下暴涨完全合理，而那些三四线城市和东北三省，由于人口流出，供过于求，房价难以上涨。后来，三四线城市翻倍，涨幅甚至高于一二线城市，而东北城市房价也在翻倍的路上。事实证明房价上涨主因根本不是所谓的居住需求而是信贷和杠杆。可悲的是，直到现在也只有少数人愿意相信房价暴涨其实是一场信贷游戏。
需求侧消费降级，六个钱包都在还房贷，逐步“债转股”不解决根本，需要供给侧创新创造价值才有健康的GDP。也许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懂得客观地乐观。澳新银行称，目前有90个左右的此类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有未偿美元债，这些债券规模超过400亿美元，其中约有一半将在2019年或2020年到期，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融资压力
将随之加大。
国家资本虽然能起到引导作用但是只是在部分行业，而且效率不如民间资本高，所以国家资本更多还要投入到更重要的地方，比方说抵御地方债风险。而现在的民间资本更多是被吸入了房地产和金融泡沫中，还有一部分在观望，而政府又不能发货币吹泡沫，只能靠外资了，引进更成熟的市场资本运作模式，而不是少数人的吹泡圈钱游戏。
为什么单独提出“人们注意到，中国证监会8日宣布将进一步放开外国人开立A股账户”，是在吆喝A股便宜吗？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看看有没提前下手的，反正水来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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