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各种稀奇古怪的作文题目都会在网上传开，引发热议。就像被称为最难作文题的全国卷II的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的背景正是二战史上的著名的对德战略轰炸，同时也引出了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幸存者偏差。
1940年夏天，德军攻克巴黎，法国投降，纳粹占领整个欧洲大陆。英美盟军则针锋相对，开启了近5年的对德战略轰炸。
在战略轰炸早期，由于纳粹空军和88mm高射炮的凶狠表现，英美空军也曾遭受过重创。例如，美军规定，B-17“空中堡垒”轰炸机机组在完成25次轰炸任务后，即可退出前线转回美国。然而，在电影《孟菲斯美女号》中，“美女”号参战仅三个月，她所在的团就有80%的轰炸机被击落。影片把战争的残酷表现得无比形象直观——“你们十个人一起吃早饭，晚饭时就剩你俩了”。
战争的惨烈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吞噬着生命与财富，盟军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降低损失，在未遭到登陆攻击的英伦三岛和美国大陆，在剑桥和麻省的高等学府，无数各种学科的人才被动员起来，加入到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军中。这其中，除了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图灵等，还有题目中这位不太知名的沃德。
亚伯拉罕·沃德（Abraham Wald），190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凭借出众的数学天赋，1927年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仅4年就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沃德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统计推断方面的研究工作。
具体来说，当时盟军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为了使自己的飞机少被击落，自然是加装防护装甲，而装甲会增加飞机总重量，进而带来机动性降低、油耗增大、航程缩短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飞机所能增加的装甲重量是受到限制的。有限重量的钢板自然只能保护飞机有限的面积，军方的问题是，装在哪更好呢？
专家们在考察幸存返回的战机时注意到，这些归来的战鹰，机翼被打的千疮百孔惨不忍睹，机身一些地方却零星中弹，似乎安然无恙。出于自然而然的直觉，军方倾向于在弹孔密集的地方增加装甲。而沃德的建议却正好相反，在弹孔稀疏的地方加装甲，军方颇为不解。
沃德认为，尽管飞机的机翼等部位被打成筛子，但能活着返航本身就证明，这些部位的看似严重的伤害并不致命，因此不应该在弹孔密集的地方浪费宝贵的装甲重量。他指出，军方不应将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些活着回来的“幸存者”身上，而应更加重视那些没有成功返航的失事者。归来的“幸存者”只是全体战机中的一个“样本”，将由部分“样本”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总体，将会产生“偏差”。这就是统计学中“幸存者偏差”的概念。
被看到的原因并不致命，而致命的原因却没机会被看到。这就是“幸存者偏差”的启示，除非是思维严密滴水不漏的科学家，我们普通人很容易被表象和直觉牵着鼻子走，乖乖掉进偏差和假象的陷阱而不自知。
战争远去，但“幸存者偏差”的概念却被广泛应用到商业、投资等广阔领域。最广为人知的应用是投资基金领域。人们在评价基金业绩，判断基金经理管理水平时，往往会统计各个基金多年的表现水平。早期，人们发现，主动管理的基金，其整体表现要优于综合指数，于是，人们认为这归功于基金经理的水平。
其实，这里的错误与军方对轰炸机弹孔的观察如出一辙。接受评价的基金必定是还在经营的基金，而市场上因为管理不善或者投资失误而亏损甚至清算的基金并未被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负的收益率考虑进去，基金经理主动管理的作用就很值得怀疑了。业绩数字只能覆盖到当前还存活的基金，以“幸存者”为样本得出的结论，必然会高于整体真实的水平。以偏概全，就乖乖掉进了偏差的陷阱。
后来，人们认识到基金行业存在的“幸存者偏差”，排除了业界过分夸大基金经理能力的思潮，继而发展出了与主动管理策略针锋相对的指数追踪策略。
在投资领域，在商业实践中，这类现象其实无处不在。成功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乐于著书立说，或者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夸夸其谈，传授经验，普通民众更是乐此不疲。人们更习惯听成功经验，而不是失败教训，人性如此。然而，既然是作为“幸存者”被反复研究，那么所总结的“成功之道”就往往未必是成功的真正决定因素。
就像今天的中国，搞经营的学习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搞投资的言必称巴菲特、索罗斯；近几年，马云王健林的成功学书籍充斥机场酒店。但这些更多是沦为闲聊的谈资，好像没有谁能够用书上的方法复制出书里的成功。
我们并不怀疑“幸存者”有真知灼见和诚意，但很有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其成功的真正原因。这并不是“幸存者”的问题，反而是我们这些观察者的认识论出了问题。我们像那些空军的官员一样，认真地数每一个弹孔，精确标注其位置，生怕遗漏和偏差会影响结果。我们怀着严谨认真的态度，采用精确数量化的统计方法。仿佛如此这般就足够虔诚，得到的就必然是真理。
佛经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管态度多严谨，方法多科学，我们都没有资格与真理谈条件。当我们日渐执著和沉迷于自己的方法论，被自己的求知欲感动而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可能已经掉进这样那样的名相和偏差之中，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正如“市场调查”这个被所有人视作最常见、最有效的经营手段。
上世纪80年代，百事可乐的崛起对可口可乐造成了冲击。可口可乐认为是使用了近百年的秘密配方已不适合人们的口味。为了使更改配方变得“有理有据”可口可乐动用2000多名调查员在10个主要城市进行秘密的市场问卷调查，代号“堪萨斯工程”，结果显示9成以上的人愿意尝试新口味的可口可乐。
为保万无一失，可口可乐又斥资400万美元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口味盲测，遍及13个城市超过19万消费者参与，结果55%的人认为新口味胜过百事，也胜过老配方。
三番五次的调查和盲测，可口可乐的态度不可谓不严谨，方法也不可谓不科学，然而后来的事情简直发展称闹剧。1985年4月23日，可口可乐在纽约举行盛大的发布会，正式推出新可乐。精心准备的上百家媒体报道，使得24小时内有81%的美国人知道了可口可乐更改配方的消息。不料仅仅几小时后，可口可乐接到600多个抗议电话，一周之后，每天的抱怨电话多达5000通，抗议信件更是如雪片般飞来。
突然之间，口味不重要了，愤怒的消费者声称，可口可乐曾经陪伴美国大兵战胜德日法西斯，在全世界，可口可乐是美国精神的象征。采用新配方新口味就是对老朋友的背弃。一些狂热的粉丝发起抵制新可乐的运动，已经停产的老可乐则被炒成天价。最初一些拥趸的激烈表达，似乎点燃了全美国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新可乐，一些社会学者甚至批评道，可口可乐的轻率是“玷污”了神圣的象征。
进入7月，感到莫名其妙并且焦头烂额的可口可乐公司终于宣布恢复传统配方可口可乐的生产。消息传来迅速霸占了所有新闻突然和报纸头条，美国一片沸腾，华尔街也用大涨的股价欢迎美国精神的“回归”。短短两个多月，可口可乐公司像坐过山车一样，还没搞清楚一切是怎么突然开始的，就已经结束了。
市场调查作为一种方法，其科学性是没有问题的。可口可乐最初怀疑配方和口味的问题，从一开始就错了，然而一系列有板有眼的调查问卷，使可口可乐对这一错误的认识深信不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好比空军的调查员认真地检查弹孔数量，当他看到机翼被打得千疮百孔，自然会坚信是机翼更需要装甲。
出于成本的考虑，市场调查不可能实际上也做不到调查整个市场，只能以抽样来推断总体。但如果想当然地用样本代替总体，就会以偏概全。过分执迷于调查结果和数字，就会忽略真正的原因。另外，随着数学与计算工具的发展，咨询行业建立起许多精密、复杂的模型，试图将消费需求这一感性问题科学化、定量化、标准化。然而，就他们在中国市场这几十年的发展来看，更多是刻舟求剑的一场徒劳。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著名的笑话。牧羊人正在草地上放羊，忽然走来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说：“我可以为您服务，我将告诉您的这群羊有几头，作为酬劳您需要给我一头羊”。
牧羊人答应了。年青人就开始了工作，用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链接上NASA的内部网，调动低轨道卫星，把卫星遥感成像的图片再通过软件分析，数十分钟后，年轻人再次走到牧羊人面前：“老先生，您的羊群共有763头。“说完后他抱起一只羊就要走。
牧羊人这时叫住了年轻人：“年轻人，如果我能猜出你的职业，你可不可以把酬劳还给我”？
“可以”，年轻人答。
“你是XX咨询公司的”，牧羊人说。
年轻人很惊讶，“您怎么知道？”
牧羊人笑了：“有三个理由足以让我知道：第一，我没有请你，你自己就找上门来；第二，你告诉了我一个我早已知道的东西，还要向我收费；第三，一看就知道你不懂我们这一行，你抱的根本不是羊，而是一只牧羊犬。”
常规的产业按常规的速度发展，用常规的方法调查分析就能得出常规的结论。然而在时代转折的节点，需要非常之人为惯性思维的普通人带来非常的观念。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说，不但市场调查是无效的，就连消费者自己都等待别人来点醒，因为他们并不专业，也不会如商家一样思考问题。就像汽车方兴未艾之时，人们认为最好的车辆一定是帝王将相的驷马座驾，普通人甚至不知道内燃机为何物，又怎么敢想象汽车已完全取代马车的今天呢。亨利·福特曾经说：“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说要一匹更快的马！”
市场调查之所以无法提供成功路径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预测未来远比探究原因更加困难。这个非常之人既要深刻地理解人性，又能运用现有的技术构建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最后，这个人还要有舍我其谁的自信，能够动员这个时代的民众一起完成一次转折。或许，这是人们怀念乔布斯这样商业天才的原因之一。
2007年，乔布斯用iPhone重新定义了手机。直到他已离开许久的今天，苹果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品牌，甚至成为一种令人景仰的创新精神。作为创始人，乔布斯的人格气质极大影响了苹果，这家公司从来不是一个迷信数据、盲从用户意见的服务者。
1982年，这个27岁的小伙子明确否定过市场调查：“人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他不但不会去做市场调查，甚至不愿按消费者的要求去进行改进（这或许是今天苹果服务不佳的“罪恶源头”）。因为他总是看得到人们已经产生却没有意识到的潜在需求，并且有能力拿出划时代的产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市场，有最强大的数据收集分析工具、最专业的世界知名咨询公司和顾问、似乎取之不竭的资本投资，却没有“调查”、“分析”出多少成功的中国品牌。我们有众多体量上的世界巨头，却没有一个改变世界的品牌。希望今年做过这道作文题的莘莘学子里，未来会走出我们自己的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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