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非阿拉伯学者曾不无诗意地说道：“沙漠里出生的阿拉伯人闪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黄金和宝石的财富，比起他们在学问上的成就，那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在哲学，还是自然科学方面都是如此。”环顾过去和现在，不难发现，阿拉伯人不但善于吸收其他文化，而且还在钻研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建筑学、文学、地理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阿拉伯：借助外来的火光照亮思想
○仲跻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学系教授，著有《阿拉伯文学通史》等)
中古时期阿拉伯文学曾以群星灿烂、佳作珠联、丰富多彩、绚丽夺目而彪炳于世。但自1258年蒙古旭烈兀率军攻陷巴格达，阿拔斯王朝覆灭后，在异族的统治下，阿拉伯文学开始失去其黄金时代的光辉而日趋衰落。诗人墨客往往崇古、仿古，热衷于文字游戏，无病呻吟。这一近古时期在阿拉伯文学史上被称为中衰时期。
始于19世纪初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则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新的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真正始于19世纪下半叶，上半叶则是准备阶段。在这里，所谓“现代”，是相对于“古代”而言，它包括了我们通常理解的近代(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文学、文化总是遵循“传承——借鉴——创新”这一规律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阿拉伯的文学复兴运动也同样遵循着这一发展规律，就是阿拉伯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相互撞击、融合，从而使阿拉伯民族文学在传承、引进、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阿拉伯现代文学复兴运动，实质上是在西方文化影响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情况下，阿拉伯文学走上现代化的运动。
西方入侵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在客观上引起了近现代已占上风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已处于下风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再次撞击。面对西方的挑战，一些阿拉伯政治家、思想家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复兴。
促使阿拉伯近现代文化、文学复兴运动的形成与影响，推动它不断发展的主要有几方面因素。
首先是民族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阿拉伯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长，使一些有识之士重视发扬、研究和继承、弘扬自己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源远流长的阿拉伯古典文学，用以激励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
在这方面的先驱者有黎巴嫩的纳绥夫·雅齐吉(1800～1871)，他曾用玛卡梅文体写下《两海集》，埃及作家阿里·穆巴拉克(1823～1893)著有韵文故事《伊勒木丁》，伊拉克作家舒克里·阿鲁西(1856～1924)著有三卷《阿拉伯风土人情志》……他们都试图用传统典雅的文风描述现实内容，以弘扬民族文化。
其次，西方入侵及其文化渗透(如传教、办学等)和阿拉伯与西方的广泛接触(如留学、旅居西方等)，特别是通过大量的翻译，介绍，使阿拉伯人民接触并了解了与阿拉伯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方近代文学，使他们有机会学习、借鉴西方文学。
最后，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报刊和其他传媒形式的出现与普及，教育事业、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各种文学学会的建立，西方国家的东方学者们的研究与参与……这一切也都为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报刊的作用日显重要，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主要媒介，也为各类文学作品特别是杂文、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提供了广阔的园地。
在这场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中，走在前列的是埃及和黎巴嫩。
远望阿拉伯电影的文学改编
○陆孝修(中国电影进出口公司学者)
在文学改编中，最基本的一个矛盾是文学本与电影作品之间的关系，即，文学改编所持的基本原由是力求忠实于原作，还是把改编视为一种“二度创造”。在西方，电影中大部分文学改编的影片还是注意到了对文学原著的充分尊重，对原著的审美力和号召力的充分利用。也有把经典文本作当代化处理，像把不同时空转换为“戏中戏”结构(如《法国中尉的女人》等)，和进行横向移植，加入本民族的独特经验改造(如《乱》等)等。和西方相比，阿拉伯各国电影的文学改编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埃及，埃及电影史上移植改编文学作品把它们搬上银幕有两个相对集中的时期:一个是在1930年代的草创时期；另一个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埃及和叙利亚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在文学改编方面有了根本性的发展。
从第一个时期看，埃及20世纪20年代末的第一、二部默片《莱伊拉》、《泽娜布》，就是忠实原著的小说改编的产品，头几十年中，埃及还把西方各类名著、小说搬上银幕，其中不乏欧洲早期现实主义作品，如小仲马的《茶花女》、埃米里·左拉的《黛莱丝拉甘》、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陀思妥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但这一时期，为了赢得观众，主要上映的影片基本上都还是改编自剧团的话剧或歌舞，文学改编的作品只是20世纪30年代埃及电影急于摆脱戏剧歌舞的桎梏时，选择重走文学路的一根拐仗。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创作或改编——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改编，都能得到票房，赢得评论界和观众难得的宽容。《茶花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埃及第二个电影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改编的时期在1950年代以后，这时的埃及电影已经经历过一个从民间杂耍变成商业盈利的手段，再走上艺术的过程。电影提升了自身的品质，成为一种个人艺术的表现。导演开始成为“作者”，导演的风格已经能在影片中被分析出有意义的统一性的特征和表现。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纳吉布·马哈福兹、厄桑·卡纳法尼、哈奈·米纳、优素福·伊德里斯、伊赫桑·阿布杜·库杜斯等人的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在埃及，据相关统计，从1930年到1993年的2500部影片中，约有260部改编于文学作品。而据《文学消息报》的精确统计，阿拉伯各国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达307部之多，其中主要是埃及电影。
大量的文学改编影片的出现，也使得“革命”后的埃及电影得以紧跟整个民族反思历史的步伐，尤其是和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等几个阶段性的文学思潮相同步(和中国的情况惊人相似!)，改编和拍出了伤痕电影(《卡尔纳克》、《麻雀》等)、反思电影(《尼罗河上的絮语》、《开罗30》等)、寻根电影(《孩子们》、《伊本·法特梅游记》等)和社会电影(《两宫之间》、《向谁开枪》等)。这共同的美学和文化背景，构建了阿拉伯电影和阿拉伯文学之间的有益关系，电影学到了情景交融、声画对位、铺垫照应等文学表现手法。
漫话中国的利比亚文学翻译与研究
○李荣建(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教授)
目前阿拉伯世界共有22个国家，分布在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主体民族——阿拉伯民族在中古时曾经创作了以《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的优秀阿拉伯文学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到了近现代，以纪伯伦、塔哈·侯赛因和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为卓越代表的阿拉伯作家，创造了大量精美的阿拉伯文学作品。
利比亚文学是阿拉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利比亚著名作家阿里·米斯拉提、艾哈迈德·法格海和易卜拉欣·库尼为代表的利比亚作家群创作的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和鲜明的阿拉伯地方特色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阿拉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部分阿拉伯国家和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有较大的影响。一些利比亚文学精品已被译成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种文字。我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利比亚文学，迄今已出版两部利比亚短篇小说选，两部利比亚长篇小说，一部利比亚长篇小说三部曲和一部利比亚文学论文集等。
中国学者对利比亚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受到利比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重视。1992年2月11日，埃及国家广播电台播放了在开罗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我应该台记者之邀谈到利比亚文学的讲话录音。1996年9月，我应利比亚文化部邀请访问利比亚期间，应邀出席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电台建台3周台文艺晚会，并被请到直播室，与利比亚著名节目主持人穆来托尼先生畅谈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并回答听众的电话提问，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利比亚法提哈大学穆黑鼎教授则在《太阳报》上刊登长篇文章，评介我对阿拉伯文学翻译与研究的成果及其意义。
近20多年来，中国阿拉伯文学专家、翻译家在翻译、介绍利比亚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中国和利比亚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但是，由于中国的利比亚文学翻译与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的利比亚文学专家人数太小，我国的利比亚文学译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恰好给有志于此的翻译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阿拉伯文化基因何以在南欧扎根
○宗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伊比利亚无疑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节点。首先，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伊比利亚便是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公元8世纪之后，西班牙又因为阿拉伯人的入侵而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其次，作为西方穆斯林国家，前西班牙王国科尔多瓦等地早在中世纪中叶就开始大量译介古希腊罗马经典，是谓穆斯林翻译运动或“百年翻译运动”(9至11世纪)。
在此期间，阿拔斯王朝组织学者将大量古希腊罗马以及印度等东方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保存下来。而伍麦叶王朝的王子们早已开风气之先，先行一步向西方翻译介绍东方经典。11世纪以降，卡斯蒂利亚王国又在智者阿方索等基督教新主的领导下，于古都托莱多重开翻译学校，并续集穆斯林和犹太学者参与古希腊罗马文献和阿拉伯、犹太经典的翻译工作，虽然所译多为医学、天文、数学等科技著作，但也有大量人文著作及文献资料搀杂其中，是谓“新翻译运动”。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四大发明相继传入欧洲。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学术研究的深入，阿拉伯文学在西班牙及南欧的影响成为日益关注的课题。因为这种影响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显在的。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且不说阿拉伯人自711年入侵西班牙后，在伊比利亚经营了近8个世纪，即使在1492年西班牙双王攻克其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之后，仍有不少穆斯林没有离开西班牙，并于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被迫受洗改宗。这样的一种存在，使阿拉伯文化及其延伸品——东方文化的基因在西班牙文化并通过西班牙文化在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南欧文化中扎下根来。
“以诗邀赏”促成了波斯语诗歌规范迅速齐备
○穆宏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主任、研究员)
公元651年，萨珊波斯帝国(224～651)被阿拉伯人征服。阿拉伯人在强行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强行推行阿拉伯语，禁止萨珊波斯帝国的巴列维语，致使伊朗在伊斯兰化前的文学载体巴列维语消亡。
在200多年的时间里，阿拉伯语成为波斯地区的官方语言和文学书面语言。然而，伊朗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伊朗人并不甘心使用阿拉伯语，8、9世纪之交，随着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对伊朗的统治逐渐减弱，伊朗霍拉桑地区的一种地方语言“达里语”开始迅速流行，并随着伊朗地方王朝的兴起，在地方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达里语”迅速推广和传播到伊朗全境。至此，伊朗新的民族语言达里波斯语诞生了，并一直沿用至今。伊朗人用达里波斯语创造了繁荣灿烂的中世纪文化，从10世纪至15世纪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波斯诗歌璀璨夺目，经久不衰，著名的大诗人如群山耸立，菲尔多西(940～1020)、海亚姆(1048～1122)、内扎米(1141～1209)、莫拉维(1207～1273)、萨迪(1208～1292)、哈菲兹(1327-1390)、贾米(1414～1492)皆是世界古典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诗歌在古代伊朗犹如一株参天大树，占据了绝大部分文学空间，散文等其他文学体裁只能算是小树，在狭小的空间中生存。因此，用“诗歌王国”一词来概括伊朗古典文学毫不为过。
达里波斯语作为一种兴起较晚的民族语言，其诗歌规范基本上来源于阿拉伯语诗歌，在修辞、格律和韵律等诸多方面都受阿拉伯语诗歌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已经是当今学术界的共识。阿拉伯诗歌规范对波斯诗歌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在于波斯文士集团的特殊性。
在萨珊王朝时期，文士集团属于贵族种姓，衣食无忧，不用操心自己的生计。然而，在伊斯兰化之后，文人(诗人)们没有了贵族身份，他们既不能种地，又不能经商，更不擅长什么手工艺，因此生存问题成为头等大事。诗人们拥有的唯一技能就是做诗，诗人们只能用做诗来谋生存，将歌功颂德的诗歌呈现给君王，以换得君王的垂青、宠幸和赏赐。在波斯，关于诗人“以诗邀赏”的故事在各种诗人传记中比比皆是。这种“以诗邀赏”形而下的谋生之道，直接促成了波斯语诗歌规范迅速齐备。
诗人们需要用诗歌谋生，但稚嫩而无规制的诗歌很难得到赏识，急功近利的谋生意图使波斯诗人们没有时间与耐心来重新建设波斯语诗歌自身的规范，于是便照搬阿拉伯语诗歌的现成规范来成就波斯语诗歌，从宗教情感来说，波斯人认可阿拉伯语诗歌毋庸置疑的优越性这一因素也在起作用。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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