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大家朱熹的《朱子家礼》，长久以来被奉为封建王朝的统治礼仪，其不仅强调官僚士大夫阶级的家礼教化，更将庶民家礼与国家礼仪相结合，推行由下自上的家礼主张。通过对世俗庶民家礼的观察，逐步形成了从国家到小家通行的家礼。《朱子家礼》使得家礼不再是仅仅是一家宗族之内的家礼，更是通过制度化，形成了上到统治阶级、下到普通庶民全部遵循的“通礼”，而家礼的核心是家庭成员要时刻听从于家长，强调服从与尊重，约束于家礼规矩。自此，家礼与国家发生联系，家礼开始影响国家治理，而国家治理也离不开家礼对于社会稳定的维系，乃至出现“家礼可自治”。
关键词：家长制；演变；制度化；自治
《朱子家礼》是一部系统论述“家礼”的著作，在形式上由序、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几部分组成，如其序言所说：“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核心是要将庶民的家礼推广到国家，使得家礼成为通行于整个国家，超越阶层、人人遵循的“通礼”。后世对于《朱子家礼》是不是朱熹个人的理念，颇有争论，但不可否认《朱子家礼》此后成为了封建王朝的维护国家稳定的工具，尤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实际地形成了“制度化”的家礼，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国家族礼仪。
朱熹作为士大夫统治阶层的成员，《朱子家礼》除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外，一定程度上利用家礼维护着基层社会的稳定，强调“庶民”的家礼。唐朝末期，由于五代十国连年的战乱的冲击，家族礼仪支离破碎，社会分离倾向明显，家户之间的联系愈发减少，家礼的丧失，严重影响着封建王朝的稳定统治。此外，士大夫阶层也希望通过重塑家礼，以此约束家庭成员行为，保持家族团结，延续发展。《朱子家礼》中强调的任何阶层、任何家庭成员都要遵循统一的家礼，无疑迎合了统治阶级的诉求，由此家礼也上升到制度层面。
《朱子家礼》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家礼不再是空洞的”形而上学之物”，而是要将家礼与普通庶民实际生活、每个家庭的礼仪相关联。家礼不再是知识分子中的“伦理纲常”，而是成为直接进入家户，影响家户成员的方方面面通行家礼制度。家礼上升为制度，意味着家礼具有了对家庭成员的约束力，家礼成为家庭成员人人需要遵守的准则。家礼延伸到普通庶民的个人生活之中，这种通行的家礼，上层阶级与下层庶民都要遵守，从而使得家礼具有了一致性，开始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治理。家户之中的一家之长，与国家之中的一国之“帝”，处处体现着家长制的作用。
《朱子家礼》由于其主张推行通行的家礼，小家之中的家长制，本质上与统治者的家长制并无区别，这就使得小家的家长制度，会对整个社会形成影响。《朱子家礼》规定的以家长制为核心、直接贴近下层社会的家礼，与国家治理相交织。
一、 家长制为核心与国家稳定
《朱子家礼》认为家礼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治。底层的单个家庭必须要遵循于以家长为核心的家长制，并且这种服从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作为家长可以决定家族的一切大小事务。《朱子家礼》最主要的核心目的是重拾家庭礼仪教化，以此来保持家族关系的稳定，一个家庭要是没有以家长作为核心约束，整个家庭就会失去维系的必要，家庭成员的分离，也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家长制礼仪的丧失，造成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成员毫无亲疏远近之分，也无”家“的概念。家庭成员心中无家，自然也就无”国家”，而传统宗族纽带的破坏，无疑让国家失去了对下层社会的掌控力。《朱子家礼》强调的严格遵循家长制，重拾遭到破坏的家规礼仪，并且这种家礼要成为人人遵循的通行家礼，无疑成为维护国家治理稳定的工具。
《朱子家礼》强调家长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家庭成员要严格遵守家长制定的日常伦理与礼节制度。这种不仅仅是普通的家规规定，更是具有约束力的家礼制度，甚至要成为所有家庭成员的“天生的生活方式”，成员有长幼之分、贵贱之分，从家规、穿衣、婚丧、祭祀均有严格的规定，并且保持与国家礼仪一致。家长制仅仅在规模、形式上与国家礼仪不同，在礼仪推崇上是一致的，小家的家长制与国家的“帝王制”本质趋同，降调对家长的绝对服从。《朱子家礼》中推行超越阶级的家长制，重拾了唐末以来伦理法制的混乱，维护了家族、社会及国家治理的稳定。而以家长为核心家礼的制度化，使得家礼成为人人都要服从的生活准则，常此以往，潜意识地在家庭成员中形成了“凡事请示家长”的理念，并且延续到士大夫阶级对于帝王的服从，《朱子家礼》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制度化家礼，不仅维护了家族内部的稳定，也维护了封建王朝的治理稳定。正因为家长制对于国家治理的巨大稳定作用，《朱子家礼》才能成为明清王朝竭力推行的家规礼仪。
二、 宗族制度
《朱子家礼》强调“收族敬宗”，即家族成员要尽可能地生活于宗族之中，推崇尊敬祖先，家族要设立祠堂，以此显示对于宗族和祖先的尊重。作为家庭成员，家族的祠堂是整个家族生活的核心，作为家长，每天需要到祠堂祭祀宗族祖先，以此显示宗族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其余成员出入祠堂必须要向家长告知请示，家长是宗族的传承，”有事则告“向家庭成员显示着必须尊重宗族的家礼。每年的”逢正旦、冬至、每月朔望日，要到祠堂参拜神主，遇俗节则献以时食“、”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易世则改题主而递迁之“。《朱子家礼》中强调祠堂祭祀，强化家庭成员的宗族观念，增加对家族的认同感，使家庭成员对家族家长形成绝对的服从，从而保持家族关系的内部稳定。
家长作为宗族的”宗主“，《朱子家礼》规定：家族要不断强化宗主在各方面的优势地位。如在经济上，”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置祭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在家族礼仪中，”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凡自称，非宗子不言孝“，强调家庭成员地位有高低之分，家长地位要高于其他家族成员。此外，在家族祭祀的活动中，除了家长之外，其他成员不能随意进出宗祠，必须要经过家长的同意。
对于宗主家长地位的推崇，使得家庭成员被严格地约束在以家长为核心的家族之中，家长在成员面前保有天然的权威，从而产生自觉的服从，宗族成员都是“自家人”，所有成员有义务、有责任维持家长的权威、保持家族成员的团结。《朱子家礼》通过宗族祭祀活动的等级规定，使得家族成员个体失去挑战家长权威的意识，自觉地服从于家长，并且不敢也不想挑战家长为核心的家礼制度。家庭成员对于宗族的服从，磨灭了家庭成员的个性，自觉地认可了家长的至高地位。显然，《朱子家礼》中强调成员对于家长宗族的绝对服从，迎合了专制王朝对于子民绝对服从的需要。家族宗祠制度，将成员的个性牢牢束缚于家长的权威。宗族的稳定，无疑利于专制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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