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 正 的 侠，是 不 扬 名 立 万，天 下 皆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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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侠五义》以纸质书问世的时候，原始作者石玉昆已经死了。但，后世的我们依然可以说，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固定一人。因为，石玉昆是一名说书人，而非创作者。
石玉昆死后，由于说书说得太精彩了，其内容被欣赏这故事的人，以及想要赚钱的人发掘出来，流通在市面上。在说书这个行当里，一个故事，可能每次讲的内容都不尽相同。
作者会根本现场的气氛，或增或减地校订存放在自己脑海里的稿件，因此，说书人嘴里的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完全的定本。可是一旦印刷成册，这个定本就存在了。
中国的侠，或者说中国的侠义也是基于一个共享、共有的背景、价值观、以及思想传统而形成的。
“侠”这个字出现很早，但拥有我们今天大致上认定的意义却要追溯到汉朝以后。司马迁的《史记》就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有了延伸及反对的说法。
摊开《史记》第八十六卷《刺客列传》，再翻开第一百二十四卷，又出现一个《游侠列传》。这两个列传前后相差四十卷，虽互不干涉，但彼此承接。我们也许会误以为侠客和刺客都会使用武术或者武器来实施其意志，其实不然。
在《刺客列传》中列举的几个人物，他们的行为都在那个时代发出了特定光芒，使得司马迁在帝王以外、圣贤以外、将相以外，特意为这一类列了一个传，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让我们先看刺客里的头一号人物：曹抹。
曹抹和鲁国国君一起出席在柯这个地方举行的盟会，齐桓公也参加了。这次会面，齐、鲁准备谈判如何保有两国和平。同时，齐也要确认在前面的三次大战中鲁国割让给齐国的土地，而鲁国则希望趁此机会收回其中一部分土地。
于是，盟会过半时，曹抹冲上前去，掏出匕首、架在齐桓公的脖子上说：“齐强而鲁弱，贵国侵略我国也太过份了。现在城墙一旦遭到破坏，就紧邻齐国的国界了。国君！你也该想一想罢？”
齐桓公在利刃胁迫之下，不得不答应。
司马迁这样形容：
曹抹把匕首往地上随便一扔，并走下盟坛，面朝北面，站在群臣之中，脸色分毫不变，说起话来也无甚异样。这时，齐桓公后悔了。管仲劝道：'这不可以，主公为了贪图小利，为了这几块土地而失信于诸侯，是会被天下人耻笑的。'
此话说完，齐桓公认命，鲁国成功地保有了自己的国土。
为什么曹抹会在《刺客列传》里？在其之后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无论他们的刺杀行动最终成功与否，无论他们动手的时候是不是很窝囊，也无论他们是不是以身殉职，最起码他们是真刀真枪的干了一场。反观那曹抹，不过是威胁了谈判对手国的国君，凭什么进入《刺客列传》？
实际上，在《刺客列传》中展现其作为卷首人物风范的，不仅有曹抹，还有管仲和齐桓公。
曹抹之所以能够收录入《刺客列传》是因为“侠”之重点不在于“以力劫之”的过程，也不在于匕首、武术，而在于那次盟会所展现的人伦值。
刺客原先没有太多道理，没有太多精神面目，他就是一个——我守信，我忠于我所答应的事，无论我答应的这个对象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得势的人，还是失势的人；是应该得到权力的人，还是不应该得到权力的人。
也就是说，从曹抹把匕首一丢回到群臣之中谈笑自若，他所表现出的风度就好像是在说“我相信你。”你会说这里面最伟大的是管仲，若不是管仲，齐桓公就背信了。
若不是齐桓公不愿意背信，鲁国国君和曹抹就被杀了。但是，曹抹把匕首一丢，就是他认为这个“信”是最高，也是最重要的。
而豫让刺杀赵襄子，前两次均未成功。赵襄子在第二次遇刺时，有个小细节——豫让在自己脸上涂了漆，结果满脸生疮，连妻子都认不出他。还是他的朋友，一位比他的妻子还熟悉他的人认出了豫让。
这个朋友劝他：“以你的能力委身去事奉赵襄子，襄子必定会亲近、宠爱你的；等他亲近、宠爱你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不是更方便吗？何必残害自己的身体呢？”
豫让说：“既然已经委身事人、做人臣子，还想杀他，这就是心存不忠了。我这样做虽然很麻烦，但是我就是要让天下后世做人臣子、却存著不忠之心的人知道这是可耻的呀！”
豫让的信义是没有二心，专一。但聂政，又与之不同了——豫让还会想着要把自己的名字留下来，作为一个用心不二的典范。可是到了聂政，更加极致。
聂政杀人是受严仲子所托，为了不连累严仲子，他在刺杀了严仲子的对头、韩国的宰相侠累之后，把自己的脸皮割下来，连眼睛也挖掉。后来，还是聂政的姐姐聂荣高呼了三声“天！”，揭露了聂政想要埋藏的秘密。
另外，荆轲是一个更为奇特的例子。
历史上骂荆轲骂太子丹的，大概都对秦始皇不满。在秦始皇没有登基的时候你把他做掉，事情不就解决了吗？历史不就改写了吗？
在《荆轲列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荆轲到榆次求见盖聂。盖聂是当时的知名剑师，对剑术和武学都有非常精深的理解，甚至还有很多学生。
荆轲作为一个散漫的游侠，到处结交朋友，就是想认识这个人。结果，俩人谈着谈着，就翻脸了。盖聂用锐利的眼神慑服了荆轲，荆轲一看敌不过，就跑了。
有人怀疑荆轲在刺秦王之前，一直想等待的帮手就是盖聂。不过，盖聂始终没有再出现，太子丹急了，想要任命秦舞阳。但他又不好明说荆轲贪生怕死，便想让秦舞阳自行完成这一任务。
荆轲知道了，怒斥道：“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你打发这样一个人贸然前去，只能送死！”就这样，荆轲明知不可为，却还是负气而去。
试问荆轲是如何呼应曹抹的呢？他所呼应的不是那一把匕首，也不是刺杀行动，而是一个单纯的字──“信”。
因为，荆轲已经承诺太子丹：我答应了你，你现在逼我去，我会去的，虽然很可能会失败。但我去就是为了得到失败的结果吗？就结果来看，确实如此。不过，我既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就非完成不可，即使是死。
以死报信。所以刺客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信。
到了《史记》第一百二十四卷，列传接近尾声，《游侠列传》突然出现了。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次要人物以及一群只有名字但无事迹的人。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
着墨比较重的三个人里，郭解描叙得最为详尽。他不喝酒，个人矮小，力气也不大，不像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侠，反而像个丑角。
但是，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当他姐姐的儿子仗恃着他的名字，劝人饮酒逼人饮酒，以至于两个人产生冲突，被对方杀了。
这个时候，郭解把杀死自己外甥的凶手找来，一问之下发现是自己的外甥倚豪势、斗刚强假借郭解的名字横行乡里。于是，郭解就把那人给放了。
这个故事凸显了在汉代没有刺客容身之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社会游民和一个想要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人，他只能走上这条路。
这条路不是人人都可以走。如果没有财力，你无法分钱给人。不能舍弃亲情，你就没有办法交好邻里、影响野鄙、结识陌生人。
当汉武帝发现他的国度里到处都是游侠的时候，便采取了一个行动。把全国的豪富──也就是家财达到某个数字以上的，全部移到了长安附近的茂陵。在那里开辟了一个新市镇，就近看管约束。
很多人不愿去，郭解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我不是豪富，因为钱都分给人家了。”
这个时候，大将军卫青跑去跟汉武帝说：“郭解家里没什么钱啊，就别搬家了吧”。汉武帝说：“能劳烦大将军来讲情，怎么能说他没钱呢？可见他一定很有钱了。”
卫青不敢再说什么。于是，郭解被勒令搬迁到茂陵，百般无奈之下，他就跑了。逃亡的过程中，有追杀的人，也有帮助他的人——这应该是另一个尚未被人写出来的动人故事，一个亡命天涯的汉代游侠。
到了清代俞越的时候，《三侠五义》改叫《七侠五义》。同时，《狸猫换太子》和《打龙袍》的情节也做了些许修正和更改。以至于《七侠五义》的前半段有些法庭审判剧的影子。之后，才陆续引进了侠客的江湖行动。
其中，包公最早认识的侠客是展昭。
当包公还只是个进京赶考的举子时，在酒楼和展昭相识，俩人喝了一坛酒。后来，包公几次遇险，都是展昭舍身相救。
可是，即便干了护驾救难的大事，展昭也没有收入国家薪水，为什么呢？因为展昭非常有钱，家里也没有兄弟跟他分财产，所以他能够阔绰地行游于江湖之中。
再有就是陷空岛五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和白玉堂。
白玉堂在这五个侠客里，是最温驯，也看起来最潇洒的。他非常理想主义，也常以自我为中心。但从他做的一些事情来看，他其实是一个交了朋友之后，就为对方负责到底的人。
展昭和白玉堂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在他身上，并没有太多人性化的地方。作者石玉昆无意强化这两者的对立，因为他们都是英雄。但他不能放任白玉堂和展昭长期处于尖锐对立却不发作，于是，白玉堂身陷襄阳王的冲霄楼铜网阵机关，悲壮地死去了。
而在《三侠五义》这样一个弹性很大的文本中，却从头到尾都没有交代大坏蛋襄阳王为什么要造反。一直到白玉堂死后，《小五义》中作者才掉笔反打一拍，交代了襄阳王的祖上是赵匡胤的三弟赵光美。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皆祖考与太后之馀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耳。’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母教。
’太后因召赵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自署名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及太宗即位，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守河阳，日夕忧不测。上一旦发金匮，得书，大寤，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为遗书与家人别而后行。既至，复为相。
这段载录和《续资治通鑑‧卷二》所记建隆二年事稍有不同。在《续通鉴》里，太后说了“不然”之后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汝与光义皆吾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
司马光所记“按照次序传位给两个弟弟（以次传二弟）”变成了专指光义（排行老二）。那么赵光美呢？
赵光义继承了赵匡胤的江山之后，并没有按照母亲的遗嘱把皇位传给三弟，反而将他贬往西京，随后又发遣到房州。赵光美的第六代孙（昌国公）赵公俊迁徒到福州，并终老于此，这一支始终没有谁造过反。
但是在《小五义》第一回中，如此交代：
话说襄阳王赵珏赵千岁，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谋反？皆因上辈有不白之冤由。宋太祖乾德皇帝，乃兄弟三人——赵匡胤、赵光义、赵光美。惟宋室乃弟受兄业，烛影摇红，太宗即位，久后光美应即太宗之位。不想宁夏国作乱，光美奉旨前去征伐，得胜回朝。
太宗与群臣曰：‘朕三弟日后即位，比孤盛强百倍，可称马上皇帝。’内有老臣赵普谏奏：‘自夏传子，家天下，子袭父业，焉有弟受兄业之说？一误不可再误。’人人皆有私心，愿传于子，不愿传于弟。得胜之人，并不犒赏，加级记录。光美见驾，请旨犒赏。天子震怒：‘迨等尔登基后，由尔传旨，今且得由朕。’光美含羞回府，悬梁自荆。
赵珏乃光美之子，抱恨前仇，在京招军买马。有九卿共议，王苞老大人奏闻，万岁降旨，将赵珏封为外藩，留守襄阳作镇，以免反意。不想更得其手，招聚四方勇士，宠倖镇八方王官雷英，设摆铜网阵，招聚山林盗寇、海岛水贼，即暗约……焉能知晓京都拿了金面神栾肖，破了黑狼山，灭了高家晏，拿了吴泽，解往京都，招供王爷谋反之事。
襄阳王谋反是《七侠五义》中途才出现的转折。不这样，开封府的侠客们就没有了强大的敌垒。
在《小五义》中补述来历，这才让一群啸聚江湖的盗匪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政治目标：帮助襄阳王赵珏夺回他父亲‘应得’的天下。
这当然只是石玉昆的编造。但《三侠五义》这本侠义小说的开篇为何是狸猫换太子？恰恰是因为，这个故事正是全书隐喻。
宋仁宗（被刘妃与恶太监郭槐以狸猫掉包的太子）最终还是登基成了皇帝。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流浪，李宸妃沉冤昭雪，还正宫太后之位。
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则是狸猫之计没能害成的宋仁宗，被石玉昆安置在宋真宗的弟弟八贤王府中养大。而宋真宗则在六、七年后只因为这名义上的侄儿“形容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便将之立为太子。
和襄阳王的处境与遭遇来看，宋仁宗与襄阳王正是一正一反，一明一暗的对立面。
在后世的侠义小说中，“侠”的含义更加明晰：真正的侠，是要和权力远远分开，拉出最大的距离；真正的侠，是不扬名立万，天下皆知。如此看来，展昭这个“御猫”倒成了皇权的鹰犬爪牙。
“侠”最初由非常典型的隐形契约——信诺出发，转变为另外的各种价值。比如说不二心，为后世法……一开始，“侠”是一个样的。但后来的“侠”，除了原来的精神，又增加了一些。所以，“侠”的概念是活的，是流动的。
从汉代开始，游侠慢慢变成一种风气。当游侠开始重新分配社会和国家资本，王权就受到了威胁。于是，当司马迁在写《游侠列传》的时候，前后两个段落里出现的一些仕，最后都被汉武帝和汉景帝杀了——当皇帝离民众越来越远，这个侠就会被灭。
所以，无论“侠”是什么时代出现，无论他有没有剑术、法术、神通。这个侠都距离最核心的，最高的权力有一段最遥远的距离。
洗马君说
张大春，被称之为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曾任教于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
《张大春细说三侠五义》，品味九大狭义精髓，细探群侠博弈趣事：进可列班朝堂，退可浪迹天涯。品东方精神中的理想人格和行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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