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大儒，最具代表性的要属“唐宋八大家”了，他们分别是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与曾巩。尽管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文章诗集流传千古。但是从现在可以找到他们的资料来分析的话，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很风流好色。
韩愈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的名气实在是够大的。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官，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现代的副部级干部，主张尊儒排佛，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维护儒家的传统思想。可是，这个人很纵欲，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于是韩愈听了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人陶谷《清异录》上说：“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欧阳修和苏轼
欧阳修和苏轼（苏东坡），他们都是宋代的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在当时都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大人物，而欧阳修的政论文章《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是多么铿锵有力，他的《食糟民》诗对农民是多么同情，可是另一方面他写出的一些享受女色、描写女性的浮艳之词，简直判若两人。苏轼也一样，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和反映嫖妓生活的浮艳之词完全看不出出自同一人之手。这可能反映出一些封建士大夫的两重人格和双重道德标准，也反映出他们推崇的“孔孟之道”和“人欲横流”的矛盾。
欧阳修、苏轼私生活的浪漫是出了名的：
《避暑录话》说：“欧阳文忠知扬州，建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每暑时，辄携客往游，遣人至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宋稗类钞》云：“欧阳修间居汝阴时，二妓甚颖，而文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可见，他对妓女是多么眷恋。
正因为有这种生活情趣与经历，欧阳修写过不少旖旎、缠绵、香艳的描写男女之情的诗词，其中也不乏佳作。例如他写的《南歌子》描写一对新婚夫妻甜美、热烈的爱情：“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去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这首词写得非常细腻、生动，充分表现出作者的性兴趣与性体验，可是，却被指责为“浅近”、“浮艳”，引起“群小”的“暧昧之谤”。更有人“为尊者讳”，说作为一代儒宗的欧阳修不会填这类词，“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而列在欧阳修的名下。
苏轼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挥麈录》说：“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行骑过，实一时盛事也。”
也许有人认为，风花雪月，人之常情，这些大人先生、封建士大夫们嫖嫖妓女有什么不得了；那么，可以看一看这位被称为“一代道宗”的欧阳修的两件“丑”闻，当时是轰动一时的。
这件事是关于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虽说是“外甥女”，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当然在封建社会中欧阳修和她还有严格的伦理与辈分关系。这个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想不到在公堂之上张氏竟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王铚的《默记》中说：“张惧罪，且图自能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语多丑异。”也就是说，张氏在公堂之上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竟坦白交代出她未嫁前和欧阳修“有一手”。
使人闹不明白的是坦白交代这种事能“解免”她的什么罪责，直接后果是，这一下子舆论大哗。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欧阳修有口难辩，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对于以上的事件，到底是不是事实，已无法考证，但是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资料分析他们中大部分是风流好色之人，即便是无中生有，也是有那么一些“缝”会使人猜疑、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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